《紅高粱》：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范達明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影片《紅高粱》開始的一段旁白                        《紅高粱》給我的總印象，集中到一點，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達了影片作者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這是一部帶上張藝謀強烈主觀意念的影片，應看做是一部較典型的作者電影。在《紅高粱》中，張藝謀對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贊頌與褒揚，堪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達到了幾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這就是一種五體投地的崇拜境界了。首先是對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顛轎”一場戲中，從表層來看，它是偌多抬轎的粗野壯漢對花轎中一位紅裝紅蓋頭新娘的戲謔式惡作劇；但從深層來看，它既是幾條赤膊壯漢面對新娘九兒的魅力所萌動的性的潛在歡悅與渴望的自發宣泄，又是對九兒面臨不合理不人道的兩性結合卻又愛莫能助的悲涼、怨憤之情的自發發作。而惟一能使這一載歌載舞的“顛轎”迪斯科從瘋狂的頂點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別的，正是轎中九兒的幾聲哽咽的啜泣聲。編導在這一情緒與節奏的轉變點中，把這群粗野壯漢內心合乎人倫天性的美好性靈洞悉與燭照出來，是影片開始首先打動人心的點睛之筆。這一節奏休止造成的情緒落差，確定了九兒在野漢們心中實際占據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對性的神力崇拜的一個明證。而在這群抬轎壯漢中，又惟有“我爺爺”余占鰲，以其更加強烈的受性的神力驅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內心的騷動與渴望一一付諸外在的實際行動——比之于其他壯漢，余占鰲確實高出一籌，是名副其實的獨占鰲頭——憑著九兒曾給他的一個美目顧盼，以至于接踵而來的殺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歡野合，都成了一樁樁不再是施暴施惡而是全部順理成章的一攬子“仁”事美差了。這里的“仁”，不能以狹隘的法的定律為準繩，而必須從更加寬泛的自然與原始的生命定律——種的良性繁衍與發展、種的優勝劣汰中去尋找；而這里的“美”，自然是進行了藝術的選擇與渲染的電影美（如略去了“殺夫”的直接描寫等等）。當銀幕上展現九兒癡迷地后傾倒地的詩一樣朦朧的近景，余占鰲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紅色“大”字狀展開的九兒身前的俯瞰大遠景（這里干脆是一個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肅穆儀式了！）以及逆光中紅高粱影影綽綽在麗日和風中搖曳的動態空鏡，可說是把影片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鋪繪中推到了藝術美的制高點——不過反觀影片，張藝謀實在應當在此處把文章的濃度做得更足一點，以使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紅高粱地交歡場面，華彩樂章般地達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其次是對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紅高粱》中，張藝謀要展示我們的人生圖景是：這些十八里坡人，他們男歡女愛，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為族仇國恥，他們也一定奮起抗爭，報仇雪恥，哪怕是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愛恨之兩極，相反相成而一致。確實，這些人說死就死，那個李大頭、那個冒充“禿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輕松又那么無聲無息。這里自然不是指這些消極意義的死。而那些有積極意義的死、那些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義之死——無論羅漢大叔還是九兒乃至“禿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與炮火之下，都成為壯烈犧牲之死、震懾人心之死！為此，張藝謀在影片中不惜讓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讓牛的被屠宰與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犧牲做了強化對比。對此，我們當不能表面地視之為在對“犧牲”一詞做其概念本義的訓詁圖解，而是內在地在隱喻牛的犧牲與人的犧牲之不可同日而語。影片的結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犧牲，人則在爆發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犧牲，并將與屠宰者同歸于盡。這一表現，也最終成為了對死的神力的證明。第三是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紅”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復唱過兩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獎：“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口不臭……喝了這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而余占鰲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兒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傳為美談的——紅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羈的神力；紅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兒，這個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眾伙計們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兒”（酒兒）嗎？酒與人，其神力與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為兩者都誕生于紅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為氛圍，十八里坡人以酒為依托；酒彌灑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調節與強化人際感情關系的催化劑。說穿了，影片對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對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紅高粱》以對性、對死、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現了對人的本性中最基質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質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現，使影片不同凡響地“游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1。這是當今中國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嘗試與探索。我認為，影片得以在國際影壇贏得共鳴與一致喝彩，正是在這一點上；它斷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注釋：1 借用王先謙對《莊子·大宗師·八》之“（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一句所做的譯文。1988年4月3—4日寫于杭州2005年6月29日錄入電腦原載《銀幕天地》1988年第6期（總112）第8、32頁[相關鏈接]影片信息榮獲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1988年2月）西安電影制片廠 彩色寬銀幕故事片編劇：陳劍雨、朱偉、莫言導演：張藝謀攝影：顧長衛主演：鞏俐、姜文、滕汝駿、計春華、翟春華、劉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