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將以心理分析批評的方法粗淺的對英格瑪 伯格曼的電影《野草莓》做以簡單的分析，這其中既包括對影片中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對英格瑪伯格曼的一些分析。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尋求對影片的更深層次的學術性的理解，而在于通過心理分析這一工具為影片找到另一種解讀方法。 關鍵詞： 缺失的父親，愛與冷漠，死亡，解脫，自責與寬容 正文：  《野草莓》是伯格曼達到藝術巔峰的標志，影片通過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老人對人生的探戈，將生存、死亡、愛情、冷酷、過去、現在等等元素結合，透過回憶、幻覺和夢境，將不斷出現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腦海里的孤獨，描寫得非常冷酷而徹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瑪·伯格曼導演的代表作。                 一 缺失的父親 “上帝”、“死亡”與“愛”是伯格曼一生鐘愛的電影劇作主題,他童年時代便養成的獨特心理結構及人格對此有深刻影響。而缺失的父親則是一直影響著童年伯格曼的成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理解伯格曼電影的一個突破口。 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瑪·伯格曼誕生在瑞典的烏普薩拉。父親埃里克是斯德哥爾摩一個教堂的副牧師，1924年，父親埃里克被任命為索非亞皇家醫院牧師。由于父親一直處在一種神的代言人的位置上，作為伯格曼父親的形象便缺失了。小伯格曼幾乎不能從父親那里得到想要的溫暖，伯格曼在后來的回憶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時對父親之愛的渴求和得不到這種愛的怨恨。 在70年代接受瑞典電視臺采訪時，伯格曼說："一種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親之間。有一天，他打了我"。這種難解的心理情結一直貫穿著伯格曼的電影生涯。 對父親的怨恨，直接導致了對父親所代表的神的怨恨，對上帝存在的否定性觀點,我們的確能在伯格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可資證實的心理依據。在《魔燈》中伯格曼回憶了在某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他跟隨父親去阿姆斯堡教堂布道,在教區牧師住宅區遇上一位和他同年的小孩奧斯卡。在奧斯卡的房間,書中寫道:“奧斯卡問我是要聽他布道還是玩葬禮的游戲。說著從他的衣櫥中拿出一具小棺材。我說我不相信上帝。奧斯卡抓了抓頭,向我保證上帝確實存在,并已經過科學證明。”這段話也許是伯格曼對他童年時代關于上帝存在與否問題的最早追憶。接著在外祖母家,伯格曼敘述了他與初戀情人瑪爾塔的交往,其間,又一次表達他對上帝及宗教的看法:“我憎恨上帝和耶穌,特別是耶穌那些令人厭惡的言詞、通篇的廢話和血淋淋的軀體。上帝不存在,也沒有人能證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話,那么他一定是個可怕的神。伯格曼對上帝產生叛逆的心態,實在是因了他那牧師的父親,父親幾乎便是他少年時代上帝的象征。性格的極度專橫、對孩子們的過度苛求,使他成為少年伯格曼心中恐懼的代名詞，少年伯格曼在心里上產生了閹割的幻想。 所以說，上帝與存在，愛與孤獨，藝術與宗教諸如此類具有復合性的命題均是缺失的父親這一基本母題的衍化與復生。 在影片《野草莓》中，伯格曼同樣表達了這一主題。 首先，作為主人公的醫學教授埃薩克，其父親的形象就是缺失的。在影片敘述的現在時，父親已經不存在了，母親雖然還在，卻也借助其兒媳之口，說明母親是一個冷漠如冰的老女人，絲毫不能彌補其渴望著的父親的溫暖和愛。在影片的過去時，即埃薩克教授的回憶中，父親雖然存在，但也是不可見的，觀眾只能從家庭成員的描述中，知道父親的存在和行為，但是這種了解是模糊的，冰冷的。 其次，埃薩克教授作為一個父親，其父親的功能，即父愛，也幾乎毫無力量。埃薩克教授的冷漠與自私，很大程度的體現在這一曾面上。而且，這種缺失的角色似乎注定要被埃薩克教授扮演下去——在影片最后，埃薩克教授經過了自責與寬恕，決定給兒子以遲來的父愛,但兒子已經習慣了沒有父愛的生活，所以對父親遲來的愛并不打算接受。 最后，埃薩克教授的兒子艾瓦爾德作為一個父親，承襲了他父親的冷漠，正如父親一輩承襲了他母親的冷漠一樣。缺失體現的就更加徹底，他不是不打算施與父愛，而是要消滅父愛施與的對象——根本不允許兒子出生。 不可否認，伯格曼將自己認同為埃薩克教授，在影片的結尾，埃薩克教授的夢境中，伯格曼找到了自己的父母親。實際上，整個影片，也可以理解為尋找缺失的父愛的過程。                      二 虛假的冷漠 埃薩克教授的冷漠與自私，實際上是對閹割恐懼的掩飾。這種恐懼，直接來源于伯格曼童年時期的記憶。由于童年時期對父親的怨恨和恐懼,伯格曼的閹割幻想，使他和其母親最初的一體的融合狀態產生分裂，完成了與作為造成這種分裂的肇事者的父親的第二次認同，也就是說，通過將自己委身于父親，而能夠展開自己。 伯格曼對陽具缺失的恐懼和閹割的幻想，使童年的埃薩克表現為一個性格偏于幽閉、羞怯、膽小的孩子,與哥哥西格弗里德對表妹薩拉的愛的大膽表白相比,埃薩克顯然是個愛情心理的殘缺者。伯格曼的這種情緒直接導致了影片中青年時代的埃薩克教授將自己的未婚妻拱手讓給自己的堂兄，而妻子的離去，實際上是這一不幸的重演和加劇。 在日常生活中，埃薩克教授將自己偽裝的冷漠自私無動于衷，這在本質上是潛意識在掩飾意識層面里的恐懼，不自信，孤獨以及弱小。潛意識的力量大于意識，導致了人性的分裂： 作為受人尊敬和事業成功的醫生，他將他內在的本質上的愛，施與給了世間的眾生，即埃薩克教授的外部世界，也就是父親這一角色不需要出現的場所。而他外在的，虛假的冷漠與自私，被他釋放在他的個人的，內部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只有他的妻子，兒子，兒媳和管家。這些人都以世俗之愛的名義屈服于他，使他能夠居于這個封閉的世界的統治地位。只有在這個世界中，他孱弱的掩飾才得以維持，虛假的冷漠與自私才能夠在別人面前顯示力量，借以實現他自居為其父親的目的。而這，正是潛意識里他尋找父親這一缺失形象的手段。 出于這樣的理解，埃薩克教授的母親這一形象則顯得十分重要。她居于埃薩克教授的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臨界處。作為埃薩克教授內部世界的一員，埃薩克教授任其處在比自己更孤獨的境遇——一所又空蕩又偏僻的舊宅子里，而不是將她留在自己的身邊。作為埃薩克教授外部世界的一員，埃薩克教授要在母親面前顯示他溫暖慈愛的一面，不定期的看望她，并且忍受她的冷漠。埃薩克教授這種搖擺模糊的行為，實際上也證明了他冷漠自私的軟弱性與虛假性。                三 夢境，解脫與迷失的愛 如果不是老人的一個夢，故事也許不會開始，埃薩克教授受勛的這一天將會是興奮和幸福的。但是這個關于時間和死亡的夢，卻開始改變老人的余生。 沒有指針的鐘表，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31年達利的油畫《記憶的永恒》。出現在這幅畫中的好幾只鐘表都變成了柔軟的有延展性的東西，它們顯得軟塌塌的，或掛在樹枝上，或搭在平臺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這些用金屬、玻璃等堅硬物質制成的鐘表在太久的時間中已經疲憊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來。達利承認自己在《記憶的永恒》這幅畫中表現了一種"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個人夢境與幻覺"，創造了一種引起幻覺的真實感，令觀眾看到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離奇而有趣的景象，體驗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對現實世界秩序的解脫。 相同的，埃薩克教授夢中的鐘表沒有指針，直指沒有時間的人生。而那個表情慘白焦慮痛苦的男人，轉瞬間就倒地死亡了，他昭示著生命的脆弱，微不足道和死亡的突然與麻木，以及面對死亡的無能為力。但是對于一個走進暮年的老人來說，這卻是解脫的召喚。 因為預示死亡的夢將陽具缺失的恐懼和閹割的幻想打破了。對于將死的老人來說，他不再需要陽具了，他不再需要用陽具來證明他存在的價值了。于是老人終于走出他陰暗的假面，開始主動的施與愛。 影片用埃薩克教授的一天照應他的一生，使他在黃昏和晚年虔誠的皈依上帝，達到自我審判和懺悔，從而寬容別人和被別人寬容。 可是這種愛和寬容起初卻迷失了。 因為埃薩克教授找不到他的愛的被施與者。 以他的兒子為例，埃薩克教授試圖尋找某種對以往虧欠的愛的補償。但是他之前從來就未能在家里對他的兒子和他的感情抑制表現出愛或創造某種感情的環境，所以兒子對于突然出現的父愛，是毫無準備的，是漠然的。 相似的，埃薩克教授企圖靠近他的管家和兒媳，但他與她們之間也存在著世俗的隔閡和舊時的怨恨。 惟獨搭便車的三個青年可以承受埃薩克教授的愛，但青年們不能留在埃薩克教授的身邊，因為他們不屬于他。 最后，伯格曼還是讓埃薩克教授找到了他愛的對象，即他夢中的父母。在老人生命的盡頭，他終于找到了童年中一直缺失的父母形象。 類似的主題也隱藏在伯格曼的其他影片中。1992年，更加溫暖美好的影片《情天未老》出現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上。這是伯格曼晚年編劇的唯一兩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由他兒子丹尼爾.伯格曼執導的《星期天的孩子們》。《情天未老》講述的是一對年輕人的婚姻故事。在這兩部作品中，伯格曼把他心中的父母親再次作為描述的主角，但是這一次他把他的父母描述成具有豐富人性的、性格堅強的人。我們看到老年的伯格曼終于找到了父母在他心中的位置，并與之和解了，而這正是他終其一生所努力的目標之一。                                                                   05年5月30日。如果您喜歡我的文章 請到我的BLOGhttp://acloudonskyside.blogbu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