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我在贛南一座安靜的小城讀書。記得有一天晚上，我跟同學談起自己的心愿：渴望獻身于一項崇高的事業，哪怕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那年我十九歲，正是充滿幻想又矛盾重重的年紀。北島的詩句：“從星星的彈孔中/流出血紅的黎明”、“讓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越整個國土”盡管曾深刻地影響過我，但彼時正逐漸退出我的精神領地，取而代之的是于堅的詩句“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 胯下就鉆出戴眼鏡的腦袋”。激起我此番回憶的是一部電影——《善意的背叛》（又譯《最美好的愿望》），從片中的男主角亨利身上，我依稀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 本片曾獲得1992年第45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獎和最佳女演員獎。評論一部獲獎影電總是沒有風險，因而似乎顯得容易一些，但對我來說，其實頗費力氣，因為自以為還未有足夠的心智來解讀它。之所以斗膽一試，是由于太喜愛這部影片了。影片導演比爾·奧古斯特曾于1989年以電影《征服者貝萊》奪得過一次金棕櫚獎，而編劇更是大名鼎鼎的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柏格曼。實際上，影片中的亨利與安娜就是柏格曼以自己的父母為原型創作出來的人物。 劇情是：神學院的學生亨利通過同學恩斯結識了其姐安娜，并與之一見鐘情。安娜的母親敏銳地注意到這個將要成為牧師的年輕人與自己任性的女兒之間的出身及性格差異，竭力從中作梗，然而最終沒有得逞。亨利與安娜結婚了。婚后，安娜隨丈夫一起來到寒冷艱苦的北方小鎮，亨利成了一名牧師，安娜也擔當起了牧師娘的責任。寒來暑往，安娜生下兒子阿德，亨利也因其出色的工作表現被推薦調往斯德哥爾摩宮廷教會任職。可是亨利不顧安娜的反對，拒絕了這一職位，仍留在當地。安娜不愿再忍受亨利的專斷和生活的艱苦，帶著孩子離開了丈夫，回到母親身邊。影片結尾，亨利最終還是決定接受任命，他來到安娜身邊告訴她自己的決定，二人終于和解。 亨利出身貧寒，岐視與孤獨造就了他性格中的孤僻、偏執、敏感、記恨的一面。影片開始五分鐘，就用亨利與祖父會面一場戲，預先交代了亨利性格中的這些特征：祖父央求亨利去見瀕死的祖母最后一面，卻遭到了亨利的斷然拒絕，亨利以此來報復祖父母長期以來對自己和母親的冷漠和岐視。而且，也許正是這種個性和經歷為亨利對彼岸世界（上帝為其化身）的信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現實世界多么丑陋，世俗歡樂的滋味亨利也從未有過品嘗）。安娜則恰好相反，舒適的環境和良好的家庭條件培養了她的任性，她習慣了過分自由，所以一旦受到壓抑必然會本能地抗拒，所以她會不顧母親阻撓執意要與亨利結合。然而，這將是一場怎樣的結合呢？在長達三個小時的影片中，共有五處直接描繪了安娜與亨利的矛盾沖突，我將在下文用ABCDE表示。 A.亨利與安娜的矛盾早在婚前就有過一次猛烈的爆發，那是在二人討論婚禮的地點時產生的。亨利向安娜表示不愿去她的家鄉舉行盛大的婚禮，安娜則認為亨利食言，她指責亨利此舉為“優雅的報復”，歷數亨利“夸耀貧窮而凄慘的童年、母親”、“頭皮屑和臟指甲、渾身上下的汗酸味”，認為他“粗魯、撒謊”，“表現比出身還要低賤”。最后，亨利作出讓步，表示“到哪里舉行婚禮都可以”。 B.婚禮后，亨利夫婦來到北方小鎮，安娜因住所沒有自己單獨的臥室而感到不解和不滿，她問道：“我在哪里讀書、寫信和算帳呢？”但隨即，她注意到亨利不快的表情，于是不再要求，這一次，讓步的成了安娜。這個忍讓的角色轉換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對亨利還有一些理解和同情的話，那么，漸漸地，我的情感的天平也許愈來愈傾向于安娜這一邊。接下來的一組描繪牧師夫婦和睦相處、努力工作的畫面中，有一幅給我印象深刻：在晦暗的鉛灰色天空下，狂風大作，波濤洶涌的河邊，安娜與亨利洗衣的身影顯得那樣單薄、柔弱，這個遠景鏡頭確切地揭示了亨利夫婦所處的惡劣的生存環境。 C.恩斯遠道趕來看望姐姐，并帶來一件圣誕禮物——留聲機。伴著留聲機的音樂，恩斯教姐姐跳起時髦的一步舞。這時亨利抱著幼子阿德出現了，安娜不愿意丈夫被冷落，她熱情地拉過亨利旋轉起來，卻被亨利粗暴地一把推坐在椅子上。亨利轉身走開，孩子嚇得哇哇直哭。過了一會兒，亨利復又回來，表示歉意，說自己“很傻、很容易嫉妒，破壞了歡樂的氣氛”。 D.亨利夫婦晉見皇后完畢，亨利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盛怒之下，語無倫次地表示不會接受宮廷教會的職位。而安娜非常希望丈夫能夠接受新的職位（意味著可以離開艱苦寒冷的北方小鎮），她憤怒地打斷丈夫的牢騷，指責他的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玷污了自己對他的忠誠，也完全漠視了她——作為他的妻子和最親密的伙伴的存在。 E.庇斯是被亨利夫婦收留的一個小男孩，因得知將被立刻送回親戚家而以怨報德，差點害死了亨利夫婦的幼子阿德。這件事促使安娜下定決心離開亨利，回到母親身邊，臨走前她要求亨利重新考慮接受宮廷教會的職位一事。 這部電影的主題是什么？導致亨利與安娜婚姻危機的根源何在？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壓抑和反抗（亨利祖父母與亨利、安娜的母親與安娜、亨利與安娜，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有的人飽受壓抑之苦，到頭來卻總會反過來又壓抑別人，如亨利那樣）？神圣信仰的彼岸恒在與世俗安樂的此岸偶在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怨恨心態對愛的吞噬性傷害？都有可能，而這正是優秀電影的豐富性之所在。 亨利的怨恨個性與上帝信仰的結合是災難性的，前者不但導致了他的嫉妒心和報復心，而且再加上后者還導致了他身上明顯的道德優越感及其所產生的獨斷專行。馬克斯·舍勒曾給怨恨定義：“怨恨是一種有明確的前因后果式的心靈自我毒害。”（語出馬克斯·舍勒的《價值的顛覆》北京三聯1997年版第7頁“道德建構中的怨恨”一文），由于篇幅所限，這里且不去論及其發生緣由及生長形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翻書（用怨恨式倫理來分析當前中國地下音樂運動也許會是個頗為有效的視角）。 而安娜呢？她并不信仰上帝，她之所以任勞任怨與亨利一樣為教眾服務，完全可能只是出于她本性的善良以及對亨利的愛和忠誠。而且，安娜的性格中還有叛逆的成份，她是一個任性的也可說是習慣了自由選擇、追求的女人，為此她不但違背了母親的意愿（嫁給亨利），還背叛了亨利（離開亨利）。 亨利不容異見，專橫，同時他也吃苦耐勞、盡心盡力。他幫助教眾，同時也極力控制教眾（并不明顯，偶有表現）。怨恨與絕對信仰乃是他如此行為的主要動力性因素。由此我想到另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一旦與權力結合總是會偏移為對人的野蠻控制和奴役、對個體自由選擇權利的不由分說的剝奪以及對個體偶在的取消和抹平。日前熱極一時的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令我非常驚詫：是誰在炒作吧？怎么轉了一圈又回來了？仍提倡、宣揚這種為國家、民族、革命、人民獻身的精神（王朔某小說有個情節：二個姑娘面對“還怎么指望你們去堵槍眼”的指責回敬道：“你們怎么不去，我們這么年輕！”），這種刻意的宣傳是不是針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道德滑坡和信仰真空現象而重又向原有的道德倫理資源找尋依據呢？ 官方的話語系統總是隔三差五地炮制出一個個道德明星，無論是虛構的文藝作品里的，還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真人真事，其精神動力總是無一例外地被整合到對政黨國家民族人民的熱愛上面。究其緣由，正如劉小楓所說：“政黨意識形態與代議制度結構中的政黨理念不同，后者并不與社會倫理、宗教信仰和國家機器一體化，政黨理念錨在政黨政治的功能范圍內。政黨理念之意識形態化意味著，不僅把其政治理念上升為歷史中的神圣真理，成為一種信仰，而且與統治權力和社會的制度性建制一體化。”而國家化的政黨倫理指的是：“在該政黨取得國家權力之后，該政黨的倫理轉化為規約社會中所有成員的倫理，成為社會日常的倫理，使社會日常倫理成為政黨意識形態的延伸秩序。……歐美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個體自由式的市民倫理，取代了基督教倫理的效力。”（二段皆引自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1998年版第390頁） 這種意識形態宣傳比比皆是（如中央電視臺一套“新聞三十分”前的每周一歌），其正當性（是否接受了公正的輿論監督、支出的費用是否合理等等）這里姑且不論，我懷疑的是這種宣傳能否達到效果？又是怎樣一種效果？ 亨利要求安娜也獻身于上帝，接受艱苦、尖銳的人生考驗，亨利沒有成功，因為亨利對上帝的熱愛并不能成為安娜也熱愛上帝的理由；同樣，亨利愿意接受最嚴酷的考驗也并不代表安娜同時也應該心甘情愿地跟隨。哪怕以愛情的名義（妻子對丈夫的）來要求也不行。也許最初，正是亨利的宗教氣質吸引了安娜，然而時間證明安娜并非能夠持久地經受這考驗。而安娜的可貴之處正是在于她的真實，她無法忍受（不僅是艱苦的生活，還有亨利專斷的性格，后者也許更是決定性的）就離開，盡管還帶著背叛的負罪感。你可以說安娜貪圖安逸，然而就算如此，如果她并沒有妨礙別人也并非罪過（更何況她也付出過，嘗試過）。在對亨利的愛與找回因這愛而喪失的自我之間，安娜彷徨過、掙扎過，最終，選擇了后者。 但是，這選擇絕非一勞永逸，影片末尾，當亨利向安娜說明已經接受宮廷任命，并打算于秋天去斯德哥爾摩上任時，安娜卻令人心碎地發問：“但是，我們能夠彼此諒解嗎？”安娜的發問其實是由于她對彼此個性的透徹了解而產生的疑慮。亨利的讓步并不表示他的信仰和性格的轉變，他仍會獨斷專行、仍會不習慣夢一樣溫馨的家庭生活、仍會不關心安娜的感受，而安娜的個體權利也不會允許她逆來順受。往后的日子仍會有一次次這樣的爭吵，齷齪和傷害，表面彌合的傷口即使能夠被諒解、遺忘,也還是會被一次次狠狠地扯開。 影片最后一幀畫，綠茵叢中，相別甚久的安娜與亨利，分坐于兩條相鄰的長椅上，互相凝望，小心而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