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erday once more，這是電影《別歲》的英文名，不免令人想到卡朋特樂隊的經典歌曲。所不同的是，卡朋特是溫情地回憶童年時光，而《別歲》則相當尖銳地介入到歷史與現實中去。在電影的最后一幕，老知青周樹達帶著自閉癥的孫子陳小康，駕駛著兒子陳樂留下的舊汽車，沿著茫茫長路，一路向北，趕回北京。此時，正值年二十九，交通廣播里已彌漫著除夕的喜慶與熱鬧。 冬天已經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周樹達告別沉重的昨日，開啟了新的人生歷程。在電影結尾的字幕里，導演向我們透露人物的最終去向。因劫持人質的陳樂被判了十年。周樹達最終在獄中見到自己的兒子。自閉癥少年進入北京某所特殊學校，完成小學學業后，順利進入初中。 自閉癥進入中國觀眾的視野中，應拜李連杰、文章主演的電影《海洋天堂》所賜。一般來說，患有自閉癥的兒童，會有語言障礙和社交障礙，嚴重者甚至有智力障礙。電影中的陳小樂顯然有語言和社交障礙，他在課程上會時不時地發出怪叫聲，嚴重影響到課堂的教育秩序。學校與老師不得不想辦法，為陳小康爭取更合適的學校與教育機會。然而，悲劇就發生于此。陳樂誤以為教導主任歧視陳小康，過激之下，選擇持刀劫持人質，試圖為兒子爭取一個正常的受教育的機會。 無疑，這是一個可避免的悲劇。若是陳樂能夠掌握一些自閉癥相關的知識，自然不會選擇如此激烈的方式去爭取并未被剝奪的權益。換言之，陳樂為孩子所作出的反抗舉動，事實上是無效的。他的舉動就像是舉著長槍大戰風車的唐吉坷德，充滿了悲壯與反諷色彩。但與唐吉坷德不同的是，我們看著陳樂的所作所為，嘴角所泛起并非是微微的笑意，而是苦澀與悲痛。正是因為反抗的無效，才更凸顯出歷史的荒謬，才更凸顯現實的絕望。 二 說實在的，《別歲》并不是一部旨在關注自閉癥少年成長與教育的電影，導演有著更深邃的人文與歷史的關懷。自周樹達至陳樂，再至陳小康，爺孫父子三代人，呈現出逐漸失語的趨勢。周樹達表達無礙，陳樂說話磕磕碰碰，陳小康則一言不發，這樣的情節設定，大概是有所指。 作為老知青的周樹達，顯然是歷史的一部分。準確地說，他是陳樂、陳小康逐漸失語之悲劇的始作俑者。他曾經不顧一切地逃離歷史，并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的缺位，導致了兒子陳樂成為“犧牲品”。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指出的：“犧牲品意味著無知。而無知，以支配一切人際關系詞匯的那種無情邏輯來看，意味著犯罪。” 因此，陳小康的自閉癥便像是一個巨大的“疾病的隱喻”。只有這時，我們才能徹底理解陳樂的敏感、憤怒、不甘與過激。他不想讓兒子陳小康成為犧牲品，成為無知者，成為犯罪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告別昨天的一切，都是在奮力掙脫歷史與現實里的因果輪回。 這里所說的“因果輪回”，并不是指宿命論或佛教的因果報應，而是歷史與現實的漩渦。周樹達爺孫父子三人，各自承擔著“昨日、今天、明天”的指向。盡管周樹達有著激揚而浪漫的青春，但那段知青歲月卻是灰暗的、失落的。作為知青的他，在毛主席的“廣闊天地，大有可為”號召之下，離開自己的熟悉的城市，走進農村。可以肯定的是，周樹達下鄉之前，肯定滿懷雄心壯志。 然而，粗糲的現實逐漸消磨了他的斗志，以至于他不辭而別，逃離農村，逃避自己的責任。因此，周樹達尋子覓孫的過程，不妨理解成他終于有勇氣去正視自我。他不斷地遇見舊友，慢慢接近被他拋棄的幽暗歲月。他努力接納并糾正自己的過失。在周樹達這條故事線上，導演放棄了豐富的顏色，選擇單調的、灰暗的黑白。在這一刻，幽暗的歷史與粗糲的現實糾纏在一起，進而造就了一個錯位的世界。歷史的錯位的，現實是錯位的，婚姻是錯位的，愛情是錯位的……《別歲》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錯位的。 把陳樂身上所有的悲劇，都歸罪到周樹達的身上，顯然是不可取的，就像我們不能把周樹達個人的逃避與不負責任完全歸罪于“上山下鄉”運動一樣。誠然，大環境或大政策會深刻地影響到個人的命運。但就個體而言，大環境越是糟糕，越是要鼓起勇氣去承擔自我的責任與使命。這責任與使命，也許并不是國家或歷史層面的，而是個體的、家庭的“小”責任，比如說照顧好孩子與妻子，讓妻兒的生活不受顛沛流離之苦。因此，陳樂這個人物的閃光點就在于，盡管自己深陷現實的泥淖，他仍極盡所能地肩負起自己的責任與使命。 就敘述層面來講，《別歲》其實是粗糲的。導演的一些小技巧，指向與用心顯然過于“昭然若揭”。比如說，陳樂與周樹達接陳小康的場面，簡直是“歷史的重演”。王雅茹的職業身份的設定，大概不是為了揭示“底層人民抱團取暖”，而是為了增添故事的傳奇性。或者，為了表示陳樂這個人物超越道德意義上的善惡好壞，是否一定需要王雅茹背負如此沉重的負擔與功能呢？就王雅茹而言，她其實可以更出彩、更自信的。 不管怎樣，我喜歡這部電影。導演以極大的野心與悲憫去理解父輩與自我，并努力地彌合歷史與現實的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