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1942》的心情，用復雜這兩個字來形容比較恰當。不可名狀，又難以言說。  電影由劉震云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這部報告文學體的中篇小說全文用一種黑色幽默的筆調，戲謔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饑荒的部分場景和國民政府在決策前后的心理動態。讓教科書上金科玉律似的“大歷史”和來自個體微不足道的“小記憶”之間做了對照，形成強烈的反差。可以說，劉震云是當代批判國民性較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這部電影，個人覺得它存在的價值和所引發的思考，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縱線——兩條主線與四條支線  影片由兩條主線構成1，老東家等人避災——逃荒——流亡的路線與過程2，國民政府災前——災時——災后的表現與轉變。老東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惡是很難定位的，影片開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爺欺辱花枝，接下來又打算報告縣令捉拿城下求糧的災民，他稱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災途中求法庭保護栓柱，又分給花枝一家糧食，盡管并非心甘情愿，卻也不至冷漠無情。臨近陜西途中，他還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鄉，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家本位思想濃厚、有著基本是非道德觀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隨著劇情不斷向前推進，兒子在家被災民強盜刺死、兒媳抱著孩子餓死、老伴悄無聲息地離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孫子被自己悶死，老東家在身體上被饑餓摧殘的同時，還受到心靈上的雙重打擊，讓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絕望之中，最后發出這樣的感嘆;"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脫”。災難不僅讓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種種的外物，變成渺小而悲慘的普通災民，也讓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災難面前顯得那樣無能為力。這樣的情節與形象，讓我們一點點在心理上接受老東家這個角色，并對他的遭遇更多地轉化為同情。在影片中，蔣委員長以及國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員，似乎從來沒有把救災作為國內的第一要務，而是更多地刻畫戰爭局勢是如何的嚴峻，怎樣的刻不容緩。要么是通過河南省政府轉述得知，要么是通過社會的第三方力量，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似乎更應了劉震云書中的那句，也是影片開頭：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玲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蔣委員長在中國輿論和國際聲譽的壓力下，終于決定開始救災，我們看到下級象征性地處分了一批官員，還強制要求災民充當看客，我們又看到當時糧價瘋漲，負責發糧的商家接替官員中飽私囊，災區各機構論辯不休。雖然控訴了民國政府的腐敗無能，但是沒有像以往電影那樣的蓋棺定論，我們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為民，也看到蔣介石一方面擔心國際戰事，一方面想要愛民如子，力求言行統一。客觀全面地展現了當時腐化的國民政府。  夾雜在影片中的四條支線：1，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災區跟蹤報道；2，張涵予飾演的牧師信念的動搖；3，范偉飾演的老馬由廚師到流動法庭又變回廚師的過程；4，國內各界的捐款救助。白修德這一人物有其確鑿的歷史原型，劉震云的原作中有幾段引用當年白修德的報導，面對河南災荒的場景，白修德感到震驚的同時，也很費解。在他的價值體系中，制衡的原則讓政府的首要存在價值即是為公民服務。當他以“民有、民治、民享”為理念基礎的政府來對比時，他不停地拋出這樣一個疑問：他們的政府為什么不作為？張涵予飾演的牧師開始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傷亡是因為他們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說民眾，施舍并傳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親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開始動搖，在詢問上帝旨意與惡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徹底坍塌；范偉扮演的由廚師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導的流動法庭一直隨著災民，維持著某種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變成了他們的廚子。即便國內實業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產救助災區，在發送過程中，仍無法保證能夠全數到達災民手中，河南的災情并沒有任何減緩。  主線與支線的交織  當我們跳出這個環節，宏觀地來看這部電影時，我們會注意到，這兩條主線與四條支線是相互交織，相互關聯的。兩條主線分別象征主體和受體，四條支線則是對主客體的相融與補充。福柯的權力哲學中這樣寫道：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會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這種權力的存在，而當這種權力沒有被真理，或者說是知識所支配時，就只能淪為一種殘酷的暴力統治機器。眾多線索交織在一起也表現出電影的主題之一：即在政府這個主體不作為的情況下，記者，教會，流動法庭，實業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對應的輿論，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為災民這個受體的生存環境作出改變，充其量只能是技術理性時代的某些修補。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著種種問題，白修德為獲取新聞幾次深入險境，對話蔣介石困難重重，還面臨著封鎖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風險；脫離當時現實缺乏群眾基礎的教義，牧師非但沒有讓別人接受，也毀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動法庭，缺乏專業素養的法官，外憨內奸，外強中干，最后只會屈服于日軍的刀下；有著愛國救民之心的實業家，救災過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糧款也終將流入他人之手。  貫線——1942中的兩個深層次矛盾1，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這么一句臺詞：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這句話很明確地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區分開來。墨子說：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斡旋在世界最華麗的舞臺，他們極力爭取國家命運走向的權力，簽訂合約，參加會議，出席著最高級的宴會，享用著最豐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災民則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邊緣，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絕望。在這里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縮視成為國家內部階層的斷裂。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間。簡單劃分的兩個階層不光在物質條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懸殊，強勢群體還時常對弱勢群體進行欺辱：士兵搶奪災民的糧食錢財，不法商販從賑災款項中抽取各種各樣的好處費，陜西軍官驅逐災民的入境火車。影片對于這兩個階層的刻畫是各有側重的，對于上層階層影片主要刻畫其腐敗，成規，結黨營私，同流合污的官場，對于下層階層則避免了相互之間可能發生的利益爭端，更在個體內部之間展開。當這個社會的斷層不斷加大，扭曲，逐漸失去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點，國將不國。2，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在原作中，我們看到結尾詳細地描述到被日軍放糧拯救了的最后災民，成了日軍的鄉親，他們為日軍指路，為日軍抬擔架，甚至為日軍參軍。影片中則極力淡化這一情節，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蔣委員長的詢問否定這一事實的情節中提及。在這點上，反對的兩個傾向是，一贊揚，一批評，即不贊揚日軍，因為日軍侵華是整個事件的大背景。同樣，河南災民接受日軍的糧食并為也不該加以批評。求生的欲望會壓倒一切，這是每個人在絕境面前都會做出的選擇。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氣，故最為天下貴也。然而當所謂的“義氣”，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會性消失時，當血緣紐帶組成的種族群體關系消失時，當特殊情況下人性退化成基本獸性時，再談什么民族，什么大義，就是用意識形態對個體進行道德綁架，要餓死還是做漢奸？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軍侵華，導致國家處于緊急狀態，這是現代性擴張的暴力和冷酷；國民政府不顧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響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樣，是在同一邏輯路線上的結果，這同一邏輯無非現代性控制對社會的粗暴和無情，而蔣介石是在這個邏輯里面思考，自然會做出那樣的決定。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更多的展現人道主義，以人為本的，以人類自身功能觀念意義上的一種良知。縱貫線的契合點——1942結尾我們縱觀整部電影，可以從中看到河南安土重遷的思想根深蒂固，從老東家和瞎鹿家的逃荒過程中，家本位和血緣親疏的思想也隨處可見。這與中國素有的家天下傳統相關。在影片的結尾，老東失去一切親人，失掉信仰，腦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頭絕望地回轉時，碰到那個同樣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簡單卻有力的對白，簡短卻溫暖的兩句稱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絕望，讓素不相識的的兩個人成為家人，讓不堪回首的歷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這段情節徹底升華了影片在巨大災難下表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主題：星星從自詡為一個高貴的女知識分子，忍痛殺死自己心愛的黑貓，燒掉珍視的書籍，最后為了家人賣身；不從二少爺的花枝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讓“一天的男人”主動賣掉自己，自動臨走前給栓柱換上更暖和的棉褲；栓柱為了“一天夫妻”的承諾四處找尋孩子，死于日軍的尖刀之下......當傳統的血緣關系在親人的不斷死亡和離去中結束，一種以愛心和責任為主的現代認知誕生，一種超出血脈維系的傳統紐帶的心理認同被建立。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間的矛盾探討在此時顯得無關緊要，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沖突紛爭也在這里變得微不足道。這種現代的方式將逐漸使舊規則瓦解，從人與人的交際起步塑造出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和體系，安定，和諧，友愛。即災難在摧毀舊有秩序，摧殘人性，使其混亂倒退的同時，也于無形中孕育出了一種新的認知方式，新的社會秩序，新的時代文明。我想，這是電影眾多線索匯聚成最后想要表達的主旨，這也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斷的所在。幾條暗線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同盟國處于不利境地 2，蔣介石炸花園口事件導致河南受災 3，國共合作下的軍閥混戰陰影縱貫線再評價——馮導的誠意與電影的不足馮導近幾年的作品質量都較高（或許夜宴除外吧），對于這部影片，筆者并不覺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謂的什么發國難財。從影片的拍攝過程來看，宣傳的報道是所有主演都為參與此片而節食減肥，這是讓人稱贊的敬業態度；值得一提的是馮導沒有為參演的兩位好萊塢巨星修改劇本，增添戲份，不是讓劇本隨著明星改動，而是讓這二位融入電影劇本的文化體系中，飾演影片的配角，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向好萊塢巨星低頭的國產電影會是好電影，兩位巨星沒有突出亮點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點。從影片的題材上來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和啟迪意義，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識，讓人們了解那段被遺忘的歷史；另一方面也讓人們深思，在當今時代，既不能放棄思考中國繁榮的真正動力，也不能站在遠處，漠視個體的價值。從影片的細節上看，李雪健被迫賄賂時，他背后墻上的四個大字「天下為公，很具諷刺性；日軍給栓柱食物時，前面是饅頭，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從影片的監制上來看，馮導很少將主線人物刻畫成臉譜形象，很難用好壞將他們定位，同時也盡量避免用宏大敘事的筆法刻畫一些展現民族氣節的英雄，而是寫小人物，寫小人物的流離失所，情感變化，在災難下盡顯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更具有真實性。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圖穿插多條線索，力圖全景式地刻畫人物，難免在劇情鋪張上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1，饑荒描寫上略顯不足，戰爭場面描述過重。在原作中對災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處境有著很詳細的敘述。或許是對人性的一種秉持，或許是礙于現行的審核制度，電影中在這些場景上大多是一掠而過，沒有詳細刻畫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難以下咽，又是怎樣如毒藥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慘絕人寰的場景則在電影中被刪掉，而用了許多鏡頭來表現日軍空投導彈造成傷亡，血肉飛濺，尸橫遍野的場景。由于國內的戰爭片數不勝數，所以大家對片子中的戰爭，炮火場景已然不是特別感冒。雖然是為了突出日軍侵華這一背景前提，不過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讓影片缺少了張力。2，宗教主義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為四大支線之一，烘托主題并加強劇情悲壯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義在這里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國屬于小眾，外國的視角已由時代記者白修德充當，這里的西方宗教視角就顯得沒有那么突出，也無法形成較大的影響。3，高潮不夠突出，起伏止步于音樂。很多人看過電影都會有相同的感慨。筆者覺得影片最后的高潮應該是河南災民在日軍放糧后成為所謂的“漢奸”，然后在此時唱響人道主義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刪掉了這一情節，只是在李培基向蔣介石轉述的情節里提了一句而已，這或許也是礙于現行審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節奏雖然整體給人一種微強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總是還差一點什么，是劇情與音樂之間缺少空白與漸進的過渡。記得影片音樂正式響起的第一個情節，是老東家房子被燒的畫面，一種無言的凄涼。這個畫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東家環視周圍和表情刻畫的鏡頭作為過渡，讓觀眾有更多的時間追隨人物的情感變化，但音樂突然響起，切斷了這一橋梁，讓高潮隨著音樂而來，又止步于音樂，也讓影片的音樂具有一種說不出的違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