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聽說這部在寧蒗縣拍攝的“主旋律小眾電影”，送去威尼斯電影節參展同時，它也在廣州銀幕上出現了，因為小眾，它只能出現7天，并且只能在珠江院線的三家影院每天各自播放一場，據朋友說，就拿了2000多塊的票房。不知道威尼斯撈回個獎能不能讓它在銀幕上多呆些日子，多吸引點觀眾。因為擔心下畫，我這個蹭電影看蹭習慣了的娛樂編輯終于在今年第一次自己掏腰包，花25的打車費奔赴中華廣場，并為這2000多的票房在貢獻50塊。片子的獲獎并沒吸引更多觀眾，放映廳里連我，一共坐著6個觀眾。缺乏娛樂性，讓《馬背上的法庭》不可能像《瘋狂的石頭》那般值得炒作，但我還是要盡我所能想更多的潛在觀眾推薦。電影人物：消化系統般的山路體驗從傈僳族的雞喉寨開始，到普米族的雞肚子寨，再從納西族摩梭人的雞腸子寨到最后彝族人的雞尾巴寨，如果有這樣一條徒步線路被我等精力旺盛并永遠好奇的戶外愛好者在云南省寧蒗縣摸索出來，那得感謝威尼斯電影節獲獎影片《馬背上的法庭》中的李保田。他在片中扮演的老馮如此形容第一次徒步這條線路的感覺：像一泡屎被拉了出來。姑且不論這些寨子是否在地理上確實存在，這樣一條線路也真可謂是一次消化系統之旅。消化得好了，就成為又一次可供炫耀的戶外山野經驗，消化失調，那就可能有生命的代價，這在電影故事和現實生活里都同樣適用，并且這電影本身就是相當現實主義的。所以電影里的摩梭人書記員楊阿姨反復交待老馮：“趕山路別打瞌睡嘎。”可誰都有消化得不好的時候，將近退休的法官老馮在往寧蒗縣城、往他麗江市妻女那邊趕回程途中，還是去洶涌的金沙江支流里陪伴長腿去了，長腿20年前同樣也因打瞌睡掉溝里去了。那匹失而復得的老馬馱著國徽站在崖邊，國徽在落日的輝映下很是耀眼。那是電影里的，而在它放映的真實現實里，2003年9月，法官魏余發和書記員馬永志在執行“流動法庭”任務時，不幸墜入河溝……電影所指：司法消化系統在民族風俗前的不適“‘國徽正嗎？’每次下鄉開庭前，云南省寧蒗縣法院的工作人員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選好掛國徽的地方”，《南方周末》在2003年8月就做過一個也叫做《馬背上的法庭》的專題。不論是從文字還是影像，我們都被轉述烙下了這樣一個鄉下法庭的畫面：2張簡單的木桌，分別在兩塊紙板上寫著“法官”、“書記員”，被告和原告在院子里或蹲或站，國徽掛在土基墻面上。象征權力和威嚴的國徽于司法行動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千百年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土壤里，傳承的風俗和長老的判斷才更具公信力，遠勝于百般漏洞的“村民公約”甚至法律。“在這里現代司法體制就像馱在馬背上的國徽在顛簸中緩緩向前行”，導演劉杰這般認為。于是在發達地區都時常遭遇消化不良的司法體制到了邊遠地區就更加水土不服，要尊重少數民族風俗、要體諒村民固有傳統，一切都不能硬來，這就更需要在執法過程中掙大雙眼不打瞌睡。所有村民都堅信法官最講道理、最公平也最能解決問題，但普米族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的內容包括一場法事，摩梭人只愿自己處理偷盜問題，彝族老爹一賭氣不愿嫁女了。面對這些特殊情形，司法顯得如此尷尬，剛畢業的彝族大學生阿洛甚至以為用一句“封建迷信不予立案”就能打發被鄰居的豬拱了先人壇子的原告，完全不知這幾乎引起兩個宗族大規模的械斗。電影背景：民風民俗的準確消化故事本身反映的現實問題已經很具戲劇張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分散觀眾對背景中的民俗風情的注意力。但在我相當有限的民俗知識體系內，還是感覺導演對片中所涉及的風俗民情消化得挺好。對白上，除了李保田這個外來法官總在每句話末加個語氣詞“嘎”有些許奇怪外（或許可以理解為一個外省法官為融入當地生活所刻意做的語言適應），其他對白都是準確的滇西北方言和我覺得正確的納西話。布景上，就照著原模原樣的村莊拍，根本不需要布景，摩梭人的屋子和彝族的院子的確就那個樣，而書記員楊阿姨的家從門面上看來似乎就是旅游最旺地區——永寧鄉瀘沽湖畔的落水村。外景中的山路現實里也真是那樣，每個才到高原的乘客都會對麗江到寧蒗的公路旅程提心吊膽，因為在那他們的視野和老馮一樣寬，滿眼懸崖和江面。摩梭人楊阿姨在司法系統工作多年，如今因學歷和職位掛鉤才被一刀切，回到村里，錯過了最好的青春歲月，按一向的傳統習俗，住在母親這邊的花樓里，還能等來“人海茫茫難相愛，相愛就該到永久”這樣的《花樓情歌》嗎？“老馮，什么時候也到我家里走婚嘎”，姐妹們這樣開著玩笑。這是真實的摩梭人，公有制下的沒有占有欲的摩梭人，于是他們會為馬和國徽的失竊而倍感痛苦，覺得對不起老祖宗。當國徽被發現躺在草海里，村民問“是金還是銀的？”，老馮告訴說：“它就和你們的佛一樣貴重”，有著樸素信仰的村民立即拆卸家家戶戶的門板，鋪到草海中央，拿回國徽，并掛在火塘中央，徹夜打歌歡慶。“火塘是那樣的溫暖，我是這樣的溫柔，瑪達米”。這是主旋律的，是聰明地弘揚愛國主義的，不強制，不做作，不讓人膩味。電影背后：小眾電影在苛刻的電檢大環境下的一次成功消化參加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的這部個人化的小眾藝術電影同時成為了建黨85周年的獻禮影片，和《天狗》一樣，這是小眾電影在苛刻的電檢大環境下的一次成功消化。中國在急速的現代化進程中，遍布著可觀的現實主義題材，它們或如同珠三角代工工廠般觸目驚心，或如同電站建設中環境與發展的矛盾般充滿爭議，或像西部代課教師問題那樣讓人心酸無奈。每個個體都充滿了豐富的故事，即便真如賈樟柯所言變化已然停止，我們也早該凝固出一幅精彩的銀幕現實主義圖景。但“發展優先于人權”的指導方向，讓這些現實也成為電檢制度下的敏感部位，摸不得、碰不得。不忍這些故事如此被埋沒的藝術家和紀錄者們只好睜大雙眼、小心翼翼地不要在這條崎嶇不平的現實主義山路上打瞌睡，或一個控制不住的興奮跌落“禁片”的懸崖。然而，《馬背上的法庭》并不需要這般鬼鬼祟祟地摸黑拍攝，它不是讓個人化表達馳騁的藝術電影，也不是狠揭現實傷疤的紀錄片，而只是因缺乏娛樂性而成為小眾影片，也因嚴肅性而成為主旋律影片。它在再現現實、反映問題的同時還謳歌人性、表達感動，這是絕對安全和政治正確的，它也沒迎合誰胃口的必要，將“馬背上的法庭”這個真實的存在自然而然地給我們認識、咀嚼并健康地消化了一遍。“我拍的是一部給靜下心感悟生活的人看的安靜的影片，問心無愧，電影是不騙人的，導演的心思全在片子里。只要心夠純凈，影片在電影節和電影局面前，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兩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劉杰如此相信。打開云南NGO項目點地圖，可以看到眾多還在操作中的和扶貧、艾滋病防治、防范毒品、環保、青少年教育有關的項目，但愿這一切都能讓貧困地區消化系統更良性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