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此片已是許久，對于漢娜·阿倫特，一直有著深厚的興趣。從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出版到平庸之惡觀點的提出，漢娜·阿倫特總是給予我敏銳深刻和強硬不妥協的印象。正好深圳有個德國電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猶豫地訂票觀看。整個影片應該說是拍得比較悶，而且字幕的翻譯也有些問題。如果事前對于漢娜·阿倫特缺乏了解，對于艾希曼審判缺乏了解的話，在觀影過程中會顯得比較吃力。現場觀眾的反應也說明了此點，大部分觀眾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覺，只是到了最后阿倫特在課堂中的激情演說，才調動起部分觀眾的情緒，甚至伴隨著課堂上的掌聲，也有觀眾鼓起掌來。客觀而言，此片還是較為準確地還原了阿倫特當時的生活。作為一部德國影片，既有著德國影片硬與悶，也具有德國影片的明晰與冷峻。該片注重觀點的交鋒，而對趣味性重視不夠。影片對于漢娜·阿倫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個時期，即以色列對于納粹艾希曼審判，她發表文章為艾希曼辯護，從而引起軒然大波。影片只是通過幾個閃回，將其一生的思想與行為進行了回顧。導演并不關注阿倫特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于她與其老師海德格爾的關系，也只是在鏡頭前一閃而過。而是花了相當的筆墨，突出展現了漢娜·阿倫特喜歡思考與毫不妥協的性格。艾希曼是個惡名昭彰的納粹罪犯，負責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被稱為“死刑執行者”。很多猶太人對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審判之時，為防被殺，他的前面裝著防彈玻璃，也就是阿倫特所稱的玻璃盒子。其實對于整個的納粹德國來說，艾希曼絕對只是一個小人物。在審判之中，他也不承認自己所犯之罪，他認為他的一切行為只是在執行命令。他真誠地信奉著納粹的思想，堅定地相信領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此在執行命令時，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猶豫地執行。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將猶太人當作人，而只是殺人機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在他執行任務之時，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異化成為一臺機器。漢娜·阿倫特正是據此而為他辯護。艾希曼所犯下的當然是滔天大罪，畢竟六百萬猶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但阿倫特并不認為他應該承擔被指控的責任，將其帶至法庭上審判也并不公正。這樣并不符合對于法庭來說最為重要的正義原則。艾希曼殺人，并非是他與所殺之人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也非他仇視這些他所殺之人，他與這些被殺的猶太人素昧平生。他殺他們是因為要執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話，覺得殺死這些猶太人有利于納粹事業，有利于德國的生存與發展。在執行命令之時，他不會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義，更不會去質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問題，而且由于沒有思考，也沒有了正常人內心中固有的善惡判斷。艾希曼只是一個殺人機器，他按照體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機械而無情地殺死猶太人。只要這種制度不改，將誰放到那個位置上，都會執行殺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個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納粹那種邪惡的思想或者主義帶來的罪愆。由此，阿倫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觀點，認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極端之惡，而是平庸的惡，是在邪惡體制之下，每個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惡。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惡之人，從其法庭上的表現來看，他也是一個彬彬有禮之人。他也不愚蠢，喜歡康德的哲學，并自稱以康德哲學來作為自己行事準則。他為人夫為人父，恪守著自己應盡的責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個完美的兒子、丈夫或者父親。如果將他放到一個正常的社會，他會是個守法的好公民，也許還會是社會的中堅。不幸的是，他生于亂世，生于一種極其邪惡的制度之下，他沒有成為好公民，而是成為了殺人的艾希曼。而這，正是當時整個德國人的縮影，每個德國人都可能成為艾希曼。艾希曼這種小人物何以會有著平庸之惡？漢娜·阿倫特指出，這是因為他們徹底放棄了思考的權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他們完全將自己當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顆螺絲釘，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與這個制度步調一致，就是讓這個制度完美地運轉，從不去思考這個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思考這個制度的合理性。在電影中，漢娜·阿倫特重復了她老師海德格爾的話，思考并不能給我們帶來知識，而只是讓我們能夠判斷善惡與美丑。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帶來力量。德國之所以會出現那種浩劫，恰恰是當時所有的德國人都不思考的結果。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個人的責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惡，不去理解這種平庸的惡，那么猶太人的悲劇還會在世界重演。其實，這種重演一直都在進行中。從納粹德國，到紅色蘇聯，這都是漢娜·阿倫特所經歷過或者所耳聞過。當然，還有一些更平庸的惡，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在這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拒絕思考，仍然只有一種思想，一種制度的思想，占據著我們每個人的頭腦。我們天然地相信，現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當然的，并自覺地充當著這架機器上的螺絲釘，維持著這個制度的運轉。我們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樣，犯下了平庸之惡嗎？雖然我們沒有如艾希曼那樣冷靜而瘋狂地殺人，但我們仍然會像他一樣，堅定不移地去執行制度指派于我們的任何任務。我們沒有殺人，并非我們厭惡殺人，只是我們沒有被歷史推到那樣一個位置上。納粹將猶太人定義為非人類，因此艾希曼們就會不加思索地執行著命令，從肉體上去消滅這個民族。有些制度則是蔑視著人類普遍認知，仇視著既有的人類文化創造與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理論，全民不也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人一樣，不加思索地瘋狂地去摧毀著一切。文革比之納粹德國，其造成的嚴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讓的。當然，漢娜·阿倫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惡，并非就是為艾希曼之類的人脫罪。每個身處歷史之中的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都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有個流傳很久的故事，不論其真假，倒是可以從中體會出在惡的制度下，個人責任如何界定的問題。柏林墻倒之后，德國法庭審判開槍殺死越境者的軍人，這些東德的邊防軍人稱自己是在執行任務。法官反問他們，難道你就不能將槍口抬高一寸嗎？如果邊防軍人抬高自己的槍，說明了他已經有了獨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絕將自己作為制度機器的一部分，從而導致人性的復蘇，對于善惡也有了自己的判斷。而你放棄思考，讓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會喪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導致平庸之惡，眾多的平庸之惡，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災難的發生。阿倫特其實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殺中施害者一邊的責任，同時也談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責任，這才是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激起整個猶太社會憤怒的主要因素。她認為，之所以會發生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事件，當時猶太社區的領袖與納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同時，整個猶太社會對于這種駭人聽聞的屠殺，保持著一種沉默，而未有勇氣去反抗，也應對屠殺肩負一定的責任。對于惡的容忍，對于無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實際上也是一種平庸之惡。這種平庸之惡的泛濫，會讓極端之惡越演越烈，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這當然是正處于痛苦之中的猶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為這是向死難者親屬傷口上撒鹽。在當時情形之下，也確實如此。從此也可看出漢娜的絕不妥協的態度。她本人是猶太人，正如她本人所聲稱的那樣，她并不將自己當成猶太人，盡管她當時也差點進入納粹集中營。然而，我們認真思考，漢娜·阿倫特的話，也并非沒有道理。對于殘暴制度的恐懼，只能助長這種殘暴的蔓延，從大屠殺直到今天的事例，無不說明這一點。天助自助者，面對制度的極端之惡，我們還需要勇氣。勇氣從何而來？漢娜·阿倫特說，思考可以帶來力量。當然，思考也會帶來勇氣。深入而獨立的思考，必然會讓我們堅信正義，堅信人類普遍的價值，堅信人類的良知終將戰勝邪惡，自然就會有了反抗的勇氣。只有放棄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