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勝利以后，波蘭猶太鋼琴師Wladyslaw Szpilman開始撰寫他的回憶錄《鋼琴師》。后被改編成電影，在還是遍地廢墟的華沙開拍，片名叫《華沙魯濱遜》。后來被華沙政府改名為《不被征服的城市》，并在播出前加入華沙居民歡迎蘇軍進城的場面。   波蘭裔法國導演波蘭斯基，生在法國，父母是猶太人。波蘭斯基本人在戰前回到波蘭。他的母親死在猶太集中營，父親幸存。而他自己當年8歲，是從鐵絲網的一個被絞開的洞逃出去，才僥倖活命。  某天，波蘭斯基拿到了鋼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回憶錄。看到第一章時，他就覺得這個題材將成為他的新片。正如波蘭斯基所說“該片以令人吃驚的客觀筆觸描述了那段時期的真實情況，客觀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確的地步。書中波蘭人有好有壞，猶太人有好有壞，德國人也有好有壞……”他希望他拍出來的影片最大可能地接近于事實，而不是那種典型的好萊塢風格電影。  鋼琴家在允許波蘭斯基拍攝后，合上眼睛，長眠在蕭邦的樂曲里——2000年7月，他88歲，沒能等到影片最終完成。  影片自始至終，都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感覺二戰對波蘭及波蘭猶太人的傷害。比如在Szpilman最初被隔離在猶太人小區的時候，當他看到走私食品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斷脊椎骨而死去，眼神充滿了無助和恐懼。到了影片的結尾，看著一批批的猶太人在各種方式下死亡，這個時候，他的眼中已經沒有了任何多余的表情。死神在這個時候，如同一個影子，隨時出現，用各種方式表演關于死亡的一切。他穿梭在其中，只是為了生存，生存。他跪在德國納粹的腳邊，只是為了生存，生存。如同影片中一個地下黨人說的那樣，“活著，要比死更難。”  影片中的人物對白極少，沒有任何的英雄式言語。對于幫助，或者被幫助，人們都用心靈做了最終的記錄。Szpilman幾次被投靠納粹的舊日故友所救，那不知道命運如何的發亡命財的人們，借Szpilman的名義四處斂財的革命黨人，幫助Szpilman藏身的日爾曼人夫婦。猶太人，有好有壞。波蘭人，有好有壞。德國納粹，有好有壞。革命黨人，有好有壞。  Szpilman本身為鋼琴師，但影片本身卻不是以音樂為主要的表現形式。但音樂，卻總在關健的時候起到對影片氣氛進一步烘托的作用。當Szpilman在咖啡館里以鋼琴為生，那個時候的Szpilman心不在焉，音樂，可有可無。當Szpilman在藏身處看到一架鋼琴，本能的坐在上面，然后，手指在鍵盤的上空開始劃動，背景音樂響起，不彈即是彈。音樂，在Szpilman的身上，更是一種生存的力量。當Szpilman最后與德國軍官面對面，彈起肖邦的《第四鋼琴敘事曲》，從生疏到嫻熟，從對生命的絕望到忘記生與死的距離，音樂，又是音樂，給了我們另一個永生之門。它在和平時期娛樂娛人，戰爭時期娛情娛性。將戰爭戾氣化為一個人對生存的渴望。  活著，即是最偉大的勝利。  向最高貴的靈魂，致敬。關于《The Pianist》的一些反思   1、關于猶太民族   二戰期間，波蘭華沙猶太人由50萬劇減至6W。就整個猶太民族的歷史而言，歐洲也一直都有將猶太民族做為異己進行迫害的傳統。從這一點上，與中華民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什么是忘記？什么是記憶？   二戰時，我國同樣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迫害。從九一八開始，到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了我們整個民族永遠的傷痛。   但在《The Pianist》里面，卻沒有仇恨，沒有吶喊，沒有咒罵。只有人性對于生存的渴望，對戰爭的寬恕。他正視這一段歷史，并將其用各種形式再現。戰后的猶太民族，對于二戰期間的戰犯，拿出巨額財產在全世界范圍內通緝。戰后的猶太民族，用最短的時間，撫平傷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誰才是真正的強者。   2、關于愛   影片中有很多的愛。   比如親情。在Szpilman一家6口分吃一塊糖的時候。雖然他們并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死亡，雖然他們卑微，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那塊糖，卻如同卡在我的咽喉處，讓我久久無法發音。   再如愛情。其實影片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戰爭愛情片。漂亮的桃樂絲，對Szpilman充滿了好感與崇拜。但是沒有。等到逃亡的Szpilman再次遇到桃樂絲的時候，她身懷六甲，與丈夫一起幫助Szpilman，她挺著肚子，坐在房間里練大提琴。Szpilman，始終沒有任何的語言，只是站在外面靜靜的觀看。   在戰爭面前，愛情是什么？什么又是愛情？   記得有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最后，拍成了感情戲。   3、關于死亡與音樂   影片中的音樂，仔細的說起來，其實都是些很簡單的音樂。但就是這些簡單的音樂，時刻與死亡面對。Szpilman的手放在鋼琴上，叫演奏。當猶太勞力們在平安夜被迫唱起圣誕歌，他們表現的不是憤怒，不是悲傷，而是希望。Szpilman的手在鍵盤的上空快速的滑動，難道，不也是一首最出色的生命贊曲嗎？   4、關于波蘭斯基   本片導演波蘭斯基一直都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他生在法國，父母為猶太人。二戰時期，他回到波蘭。其母死于納粹集中營，父親和他幸存。但對于那段親身經歷的過往，無疑是他一生的傷痛。   當年斯皮樂伯格邀請他拍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單》，被他拒絕。因為對他來說，這段歷史太過于痛苦。   1969年，他的妻子沙郎.泰特被“梅森黨”殺害，他本人卻對此表現漠然。后來他又卷入一場鬧得雞犬不寧的強奸案，雖然他極力否認，但是他在獄中服刑六個月，另加精神病醫生的監護，最后他認為法官不會公正判決，而在候審期間逃跑，從而在1977年變成了美國在冊的逃犯。從此20年間，波蘭斯基再沒有回過美國。   一個親身經歷過的人，用如此冷靜的鏡頭拍攝出了《The Pianist》,沒有仇恨與報復，只是盡量的重現一段歷史。其身心所受的痛苦，非常人能體會。   5、關于生存   從此后，請重視任何的生存形式。因為，只有活著，才有希望。也只有活著，才能洗清“活著”的屈辱。更是只有活著，才能永遠的記得這一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