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海電影節取消了《列車上的女孩》放映后的新聞發布會。我和一名老外都試著推了下那道門，發現是緊閉鎖上的，然后才瞄到旁邊的當日安排上確實沒有了影片發布會的影子。說是影片的新聞發布會，經過連續幾個晚上的蹲點，我實在有必要透露那更像是一個影展志愿者與導演演員們的見面交流會。官方放映的大面積空座、見面會的門可羅雀都是組委會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通情達理的中國人必然會辦法去解決類似局面，以免遠方來客心情沮喪。這個電影節的競賽片一直就不是電影記者關注的對象，原因無非就是多數競賽片從片名到主創都是“無人知曉”，他們寧可用同樣的時間去找下本土明星或者一圈人聚眾腐敗，當然《白銀帝國》這種商業話題片例外。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奢求上海電影節能拉到戛納那樣的豪華陣容無異于癡人說夢。隨著戛納地位的不斷抬升，就連同在歐洲的威尼斯柏林都有蕭條慘淡的跡象，其他國際電影節越來越體會到無處活的壓力。一堆電影之外的事情，只想用來說明《列車上的女孩》沒有得到電影節應有的重視，要知道它是個人唯一期待的競賽片。法國導演安德烈·泰西內是戛納和柏林的常客，也拿過戛納和凱撒獎的最佳導演。如果用好事者的邏輯來推斷，他的新片之所以來上海肯定是出現水準下滑，有質量原因。事實則是，電影節的競賽單元若有六七個泰西內級別的導演，金爵獎的受關注度將會提升一大截，這無關導演是否還處于巔峰期，而在于他的貨真價實。《列車上的女孩》的故事來自一條社會新聞，2004年一女子跟巴黎警方報案，稱自己在城鐵上被六名男子騷擾侮辱，身上被畫上了反猶標志。事情引發了強烈關注，一度驚動了法國總統。然而警方很快發現，原來這是一場鬧劇。安德烈·泰西內選取這個題材并不意外，他的作品長期關注社會現實，前作《目擊者》里的艾滋病患者，《迷路的人》里的二戰和《野蘆葦》的阿爾及利亞問題，無不在重復個人與現實的矛盾沖突。《列車上的女孩》里最明顯的是反猶主義，它跟女孩的謊言聯系在了一起。由于這是一個謊言，二者的關系稍顯薄弱。但女孩選擇畫卐字、自劃傷痕，無非是受到了現實事件和新聞報道的影響驅使，她的所作所為不是憑空想象得來。重現下珍妮的出場，她喜歡輪滑，跟男友也是由此相遇到熱戀。她的成長背景是父親死于阿富汗，一直跟單身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珍妮有強烈的出逃欲，影片將她表現為夢想著出外旅行。她買到30歐元的紅色行李箱后，又受到了金錢和工作的諸多限制。當她抓住一份感覺良好的愛情時，不想厄運隨即降至。盡管所有這一切，似乎還不足以產生后面的謊言，對此只有相信事件本身還是太過特殊，女孩的心思實在難猜。片名里的列車是指巴黎的RER，往返市區跟郊區之間的城際列車。這趟列車連接和穿越了巴黎的里與外、繁榮與不發達、富人區和平民區。進一步咬文嚼字，列車匯集了所有問題產生的可能，也喻示了人生的軌道與規則。影片反復出現了珍妮一個人在馬路上的自由滑行，有時候是她跟男友，輪滑的移動又跟列車運作有著共通的地方(包括后來的水上劃船)。簡而言之，珍妮的身上既有一己情傷，又有周圍環境的無形壓力，她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由此逆向爆發。在《列車上的女孩》里，我們能看到網上聊天和視頻裸聊，另一邊又有傳統的猶太民族成人禮，新與舊的存在包括律師的家庭都恰好揭示了法國社會的復雜一面。影片迷人的地方是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氣質，前半段以愛情為主，后面倒是內心戲壓制了一切。泰西內在攝影上依然沿用了平移推鏡，穿越街道、進入鄉間的灌木叢，營造出流暢的視覺效果。許多室外場景的畫面常帶有一層金黃色的光暈，光線迷人，天空中變幻的云、一些帶有個人風格的逆光拍攝也勾起了不少美妙的回憶。珍妮的謊言被男孩戳破一段，影片借助了地點、人物和天氣的多種變化。雨夜里，珍妮的小船靠岸，她和男孩同處一屋，烤火烘干身體。這一段高潮戲直接影響了帶有希望的結尾，可以欣喜地看到，泰西內依然相信情感關系的變化(人們常說的“真情”)是解決個人問題的入口所在。把《列車上的女孩》跟其他競賽片放一起，就能明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何而來。演員方面凱瑟琳·德納夫和米歇爾·布朗的級別是不用說了，艾米莉·德奎恩是1999年的戛納影后，尼古拉·杜沃歇爾是法國影壇的超級小生。影片無論在故事深度還是鏡頭語言上都能體現出導演的深厚功力，那不是搞下三段式、玩點長鏡頭就能裝出的藝術狀。電影節請來了一部夠格的競賽片，沒能好好做下文章，實在有點可惜了。【新浪 http://ent.sina.com.cn/r/m/2009-06-19/032625710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