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7年，被稱為“臺灣社會的手術刀”的大導演楊德昌去世，享年六十歲。一年后，他的前妻蔡琴出了一張名叫《不悔》的專輯，專輯中有一首歌叫做《給電影人的情書》，由香港導演羅啟銳作詞，李宗盛作曲。這首歌里有幾句歌詞：人間不過是你寄身之處銀河里才是你靈魂的徜徉地人間不過是你無形的夢偶然留下的夢塵世夢以身外身做銀亮色的夢以身外身做夢中夢我一直覺得蔡琴的這首歌是在唱給楊德昌聽，斯人已逝，那些過往婚姻中的糾葛也早在時間里被風吹散了。很難說在蔡琴的心里究竟還有多少對楊德昌的怨恨，但可以明確的是，作為這個世界上最了解楊德昌的人之一，蔡琴深知楊德昌的離世對臺灣電影意味著什么，對中國電影意味著什么，對電影這門藝術意味著什么。楊德昌去世時，蔡琴在公開信里寫道：“作為一個曾經的伴侶，我們一起年輕過，奮斗過；作為一個女人，他給我的寂寞多過甜蜜；作為一個觀眾，我們痛失一個銳利的記錄者；時間會給他所有的作品一個公道，他的付出不會寂寞。”不知道楊德昌泉下有知，心里會生出怎樣的波瀾。在說這部《恐怖分子》前，突然想到了這首《給電影人的情書》，就算是對大師的一種緬懷吧。二華語影壇好導演不少，但稱得上大師的，寥寥無幾。有人說中國最好的導演在臺灣，我深以為然。就算“大師”的標準再高，侯孝賢和楊德昌都足以占據兩個席位。侯孝賢講的是自己對世界的感知，而楊德昌拍的是自己對生活的體驗。這兩人之間很難比出高下，但于我而言，會更喜歡楊德昌一點。很多時候，楊德昌像是個孩子，天真爛漫地注視著身邊的一切，貪婪地用眼睛記錄著他所看到的這個社會。他又像是一個歷經無數滄桑的老者，敏銳地捕捉著生活中所出現的那些不易察覺的危險因子，用冷漠的口吻告訴人們世界的真相。而在《恐怖分子》這部他早期的影片里，四十一歲的楊德昌用自己精準而又極具想象力的鏡頭語言審視著這個看似平靜而又異常躁動的社會，在他的鏡頭里，臺北不只是臺北，更像是末日前的龐貝，處處彌散著危險的氣息。沒有人能做到心境平和，每個人都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卻又都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三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婚姻，像是一杯沒有味道的白開水。周郁芬寫作，李立中并不關心她寫些什么。在周郁芬因寫作沒有頭緒而苦惱時，李立中只會說：“放輕松嘛，寫個小說怎么會變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他不知道，對于周郁芬來說，寫小說并不是要命的事，和丈夫無話可說，過著沒有變化的生活，才是要命的事。周郁芬在影片里寫過這樣一段話：“那天是春天到來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節，變化只是一種輪回的重復。這一年春天和往常沒有兩樣，對他們這樣一對夫妻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影片沒有說“最大的問題”是什么，但所有的觀眾都會明白，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兩樣。而李立中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兩樣”的人。在醫院工作的他似乎沒有什么愛好，每天機械地重復著前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早已模式化，連每天在衛生間的洗臉的時間，都像是固定好的一樣。楊德昌多次給出李立中在衛生間洗臉的特寫鏡頭，在暗紅色的燈光下，水流的聲音似乎放空了他內心所有關于人類的情感，他像是一臺機器，似乎感覺不到壓抑，熒幕外的觀眾卻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李立中在工作中也不算是個成功的人。沒有背景，又不善言辭，小心翼翼，卻難得到升遷。在組長因病離世后，他耍了滑頭，本想借機爬到組長的位置，卻功虧一簣。這樣的小人物在我們身邊不知道有多少，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他們實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淡的不能再平淡。周郁芬和李立中剛好相反。以寫作為生的周郁芬，大抵是個理想主義者。她不愿生活在無窮無盡的輪回反復里。就像她在后面一長段的獨白里所說，她結婚是為了新的開始，寫小說是為了新的開始，想要生孩子是為了新的開始......她做什么都是為了新的開始。“新的開始”看上去并不是一個難以完成的目標，但對于李立中這樣一個丈夫來說，恰恰是難以實現的。四小沈出現了。小沈這一角色的出現的一點也不突兀。在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夫妻生活里，他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必然事件。年輕時小沈就和周郁芬有過一段感情，也正是因為小沈娶了別的女人，周郁芬才嫁給李立中想要一個“新的開始”。如今小沈離婚創業，和周郁芬重遇，也就為舊情重燃制造了機會。而比舊情更加重要的，是小沈對周郁芬的理解。說起周郁芬的小說，李立中一無所知，他會費解“寫小說怎么會變成這樣要命的事”。而小沈會告訴周郁芬他看了她的小說，而且覺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并且為過去的事表示遺憾。李立中尊敬周郁芬，待周郁芬很好，但顯得是那樣客套而疏遠。而小沈對周郁芬則是一種骨子里的欣賞，他夸贊周郁芬的能干，并邀請她加盟他的公司。哪種相處模式對周郁芬更加受用，是顯而易見的。于是在兩人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對話越來越曖昧，笑容也越來越多，鏡頭轉接，從面對面的談話變成了兩個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也自然地無話可說。在這里，楊德昌對于敘事手段的掌控嫻熟到無以復加，作為一個故事的敘述者，能這樣凌厲卻自然地傳達自己的想法，實在是一件令人驚嘆的事情。在《恐怖分子》里，鏡頭的切換讓人眼花繚亂，有的時候讓人不得不感慨，兩個鏡頭連在一起，在楊德昌這里不是加法，更不只是乘法，簡直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阻礙。作為一個真正的電影大師，他對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神乎其神。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中那段以《Smoke get in your eyes》為背景音樂的蒙太奇，在黑暗的房間里，音樂聲想起，被母親帶回家的不良少女淑安在靜謐中躁動，她的母親也不知在思索著什么。突然鏡頭一轉，淑安的照片一張張出現在我們面前，攝影男孩小強和他的女朋友出現在畫面里，音樂在一片狼藉中戛然而止，留給觀眾無限的想象空間。五作為一部多線敘事的教科書式電影，不良少女淑安的線和攝影男孩小強的線雖然沒有李立中那條主線那樣強烈的戲劇沖突，卻是推動整個故事進行下去的重要線索。在偶然拍到從犯罪現場逃走的淑安后，小強瘋狂地迷戀上了這個女孩。實際上，小強迷戀的可能只是他相機所捕捉到的那個淑安，那個看上去純凈清澈，又帶著一絲叛逆的淑安。作為一個富家子弟，小強最向往，或者說最難擁有的，就是叛逆的自由。即將服兵役的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種無法掙脫的拘束感。而看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的淑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看到了自己永遠不能去過的生活。可是幻想終究是幻想，淑安和小強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小強心中的悸動也只是單方面的意淫，淑安偷走了他的相機，也帶走了他對于理想世界的最后一絲惦念。于是小強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他明白現實中的幸福才是有跡可循的。可淑安早就打亂了別人的現實。在家百無聊賴的她用一通騷擾電話徹底毀滅了李立中和周郁芬本就搖搖欲墜的婚姻生活，這樣的安排看上去荒誕，卻又十分巧妙。六淑安電話響起的時候，楊德昌給了一個空鏡，在沉悶的電話鈴聲下，我們看著空蕩蕩的家具，仿佛看著周郁芬那張木然的面孔。接到電話后周郁芬離開了家，離開了這個讓她看不到新意的生活。李立中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懂周郁芬為什么會離家出走，也不懂周郁芬離家幾天后回家為什么要收拾行李和他分居；他不懂周郁芬為什么會因為小說寫不出而苦惱，也不懂周郁芬為什么想要一個新的開始。在李立中的生活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陳舊的，哪里有新的開始呢？在周郁芬離開李立中之后，她的小說獲得了成功，像是一種諷刺，直到這個時候，李立中還從來沒看過妻子的小說。小強卻發現事情的來龍去脈，一直偷窺著淑安的他知道那通電話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訴了李立中事實的真相。知道真相的李立中還是不明白，為什么周郁芬不愿意相信他，為什么周郁芬要離開他。他在影片中說周郁芬“喜歡好東西，喜歡舒服的生活，可他給不了”，事實上他完全不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人與人一間最怕有座巴別塔。七失去了妻子的李立中也失去了升職的機會，本該成為組長的他并沒有得償所愿。他不懂這個世界的規則，于是他活得擰巴，過得糾結，總是被生活壓得抬不起頭，帶著一張撲克臉度日，最終連怎樣去笑都忘記了。所幸他還有個做警察的朋友，而這個朋友有一把槍。在影片的最后十分鐘里，他拿著槍殺死了不讓他升職的主任，殺死了小沈，也把槍對準了戲弄他的淑安，可一聲槍響，我們才知道，這一切只出現在周郁芬的夢里，李立中殺的，只有他自己。當蔡琴的《請假裝你會舍不得我》的歌聲響起，李立中倒在警察朋友家的浴室邊，頭上流著鮮血，卻像是早都已經死了。殺死他的，是沉重的讓他喘不過氣的生活。只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在恐怖的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當恐怖分子在空氣中擴散，伴著影片中出現的那些嘈雜的車聲、犬吠，我們才會明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多么地脆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瑣事是多么地致命。八《恐怖分子》1986年上映，那年繆騫人二十八歲，李立群三十四歲，金士杰三十五歲，楊德昌三十九歲。那是最好的時代，我們現在眼中的老戲骨李立群、金士杰在那時就已是戲骨，楊德昌那時也還風華正茂。繆騫人那時已結束了和周潤發的戀情，拍了《投奔怒海》、《最愛》這樣的電影，拿到過香港金像獎和臺灣金馬獎。而如今她早已嫁為人婦，成為那位拍過《喜福會》的王穎的妻子。相信很多人年輕人并不知道繆騫人的名字，也沒見過她的傾城之姿。那時的臺北在楊德昌眼里像是李立中的生活般壓抑。人們為了生計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卻似乎得不到快樂，不安和躁動掩藏在平淡下面，透著格外的恐怖。時間過去了三十年，我們的生活似乎也是這樣。三十年過去，好像并沒有出現周郁芬口中新的開始，所有的一切還是一如往常。可生活總在繼續，即使沒有新的開始，也不能止足不前。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了這部電影，影片結束的時候全場起立，掌聲足足持續了半分鐘之久。真正好的電影，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以上。本文首發于：電影爬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