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風吹過黑幕下的基隆，歲月翻起的浪敲打月下的城。一個女人在生產，一盞燈在小屋中掛起，點亮一家人昏黃的的焦灼。這是1945年的臺灣，吱吱呀呀的收音機播放著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女人的呻吟不時從屋中傳出。而燈光幽明的小屋如海中的一葉舟，漂泊著一家人幾十年動蕩的歲月。不多久，一聲啼哭豁然劃破黑暗，一個嬰孩誕生了。孩子是個男孩，父親林文雄為之取名光明。夜色還涼著，天或許快亮了。孩子仍不時啼哭，窗外的墨色淡了一些，又很快歸于沉寂。這一刻，是一個家族悲劇的開始。伴隨著嬰孩初生的，還有我們將要講述的一段故事。講故事的人，叫做侯孝賢。中學時候第一次看這部電影，一直不敢提筆說它，也不能說就真的看懂了它。常常會在腦子里想起一些情節和對白，體悟的是一份詩意的抒情和浮沉的悵然。年歲漸長，才評出其中不絕如縷的悲愴來，以及娓娓道來的對于時事的敘述和人生的解讀。這部電影臺詞不多，想說的話卻都在畫面之外。浩海中浮沉的是漂泊不定的臺灣，孤島上動蕩的是鄉愁不斷的基隆，悲城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的林姓一家。電影便是以林氏一家，串聯起了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至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之間的一段歷史。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國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長官陳儀接管臺灣，宣布臺灣重入中國版圖。然而臺灣本島人民的生活，并不曾因政權的更替而一日轉變。太陽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知識分子慷慨高歌《流亡三部曲》，孩子耳邊仍悠揚響起日本的舊時民謠；收音機里播放著臺灣光復的捷訊，寬美卻溫暖地流著眼淚相送日本女子靜子；當政者換了國民政府，腐敗混亂卻比過去更甚，就像片中林文雄吶喊的不平：“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到了二二八事件，這樣的矛盾終致爆發。1947年2月27日，國民政府臺灣專賣局工作人員，在一次緝私活動中打傷女煙販林江邁，后又誤殺路人陳文溪。28日，臺灣市民舉行示威，要求嚴懲兇手，卻遭開槍掃射。民眾愈憤，沖突在數日內蔓延全臺灣，國民黨調動大批軍隊鎮壓，傷亡者有近千到數萬人的估計。史稱“二二八”事件。國仇與家恨，鄉愁與憤世，溫情與冷視，就這樣復雜地交織，人們也說著臺語日語上海話，憎恨殺戮或相識相愛。這便是電影的時代背景。正如電影開始嬰孩的誕生，生于黑暗，取名光明，為其接生的卻是一位日本婦人，孩子一生的命運亦難如其名。導演侯孝賢講述的是宏觀視野之外的民間史詩，歷史年輪下，是一代人逝去的詩意青春，硝煙吹亂的平凡人生，胡琴拉不斷的秋意涼涼。二林氏一家四子。長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務，經營一家酒樓。有一女喚作阿雪，后有一兒，取名光明。文雄后被卷入三弟與黑幫的爭斗，并最終死于賭館之中。次子文森，原本打理一家小診所，戰時被日本人征調去了南樣當了軍醫。留著家中妻子苦等多年，從此了無音訊，終無所歸。三子文良，戰時被征去上海，為日軍作了翻譯，等逃了回來精神卻已失常。好歹痊愈，又與黑幫爭斗，被人陷害，抓進了監獄。在獄中飽受折磨，救出之后瘋病復發，成為廢人一個。四子文清，自幼聾啞，在鎮上經營一家照相館。文清與小學教師寬榮為友，后結識其妹寬美，兩人在靜默中相知相愛，成為夫妻。文清、寬榮等皆為進步人士，二二八事件后共同從事革命活動。后寬榮被殺，文清隨后亦被捕，死于獄中。獨留寬美一人，撫養尚在襁褓中的嬰孩阿謙……編劇朱天文曾談起文清這個角色產生的始末，一開始他們設想他是會說話的，但如此反不知如何著手，梁朝偉的國語又不甚好。一日談話中，侯孝賢忽說，不如讓文清啞巴算了! 于是林文清就成了如今這樣一個無言的角色。 如今想起來，當初這樣設計雖有些無可奈何，反倒成為一處妙筆，生出無心插柳的好處來。當太多話語藏于心，最華麗的傾述便是沉默。世事無法言說，亦言說了一切。三個小時的電影潑墨出數十年無法風干的記憶，寫不盡的家仇國恨，描不盡的亂世浮沉，文清則是這幅水墨上的一處留白。沉默的文清，是自身及他人命運的觀察者；文清的沉默，則是生命的一份蒼涼與沉靜。文清與人交流，常用紙筆書寫。文清與寬美相識時，便是如此。對白化作紙箋上樸素清秀的筆跡，又化為了屏幕上黑白默片般的字幕，這使得電影有了一種文字的詩意，兩人的交談亦如涓涓流水，淡了愁，化了恨，留下的是內心的善意坦露，與人性的深處共通。比如談到文清童年失聰往事，談到萊茵河上美麗女妖傳說，比如看到逝去故友留下的詩句，一筆一劃講述的故事：明治時期，一個日本少女在櫻花盛開時，自飛瀑下一躍而下。她不是厭世，亦不是失志，是面對這么燦爛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櫻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時候，隨風離枝。她的遺書，給當時的年輕人整個都振奮起來，當時正是明治維新，充滿了熱情與氣概的年代……此時，文清與寬美兩人相視，靜美無言，字幕再次映出了同樣的詩句：“同運的/櫻花/盡管飛揚去吧/我隨后就來/大家都一樣。”一如最初，兩人相遇在九份山間的蔥秀里，如黛遠山，流年似水，雖不知以后將會經歷怎樣的悲苦歲月，但此刻吹拂過臉龐的，是一生微笑相憶的青春韶華。三文清也不是一句臺詞也沒有的。火車上人有要抓他，問他是干什么的，他眼里惶恐，竭力嘶啞地掙扎出三個字：臺-灣-人! 人沒聽清，舉起棍子要打他，幸而寬榮趕到，對著打手大喊，他是啞巴你不知道？ 打手悻悻而去。亂世如此，連啞巴都要逼著說話的。以至后來文清被捕被殺，其中的荒誕悲愴，愈發彌漫，方讓人評出其中的無言來。然而文清由于聾啞，始終站在混亂時事的邊緣。對于臺灣混亂時局表現最為直接的，則是身處其中的長子文雄、三子文良。兩人的悲劇，是官僚黑幫爭斗的犧牲品，亦是社會動蕩的陪葬品。文良是被亂世吞沒的一葉舟。為求心中一己私欲，卷入黑道，盜印日鈔、私販毒品；卻因時局的混亂至極，遭人誣告，被打致殘。而為阻止兄弟販運毒品，大哥文雄卷入了黑幫的爭斗。先是沒收了文良偷運的毒品，又與黑幫請茶言和求一家平安，終因擋了黑幫財路，兄弟兩人被以漢奸罪誣陷通緝。一番辛苦，雖救出其弟，但已成廢人，文雄自己也終在賭場中與人夜搏，死于黑幫之手。肩負著家庭重擔的大哥，就這樣轟然倒塌，血泊之中，倒映著一個民族的傷痛。一家四子，文雄文良這一脈，針砭世事，激浪翻涌；文森文清這一脈，則是天高云淡，靜水流深。然而文雄被殺，文良瘋癲，文森失蹤，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終難逃家破人亡。若在歷史中尋一份答案，可看到那一個時代里，臺灣本島人與外來人之間的血痕依舊。孤島臺灣，飄零數十載，到了光復之后，日子卻愈加水深火熱。外來的投機者入島尋一份利，拉幫結派胡作非為；外來的國民黨入島求一份權，腐敗專政血腥鎮壓。 外來的國民黨要說他們是漢奸，外來的上海幫認為他們擋了財路。本省外省，同宗相殘。他們苦苦尋求著對身份的一份認同，彷徨于命運的幾經更迭，喑啞于語言的幾度變化。是日本人，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祖國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國？世事幾度變遷，卻仍在血雨腥風中掙扎求活；故土飄渺難尋，這一方土地上的人們，又將去向何方？ 對祖國的追尋，對歷史的陳述，對家族的追憶，對人性的審思，電影的語言始終是白描的，不動聲色的，卻是淡然蒼茫的煙云，凝結的是沒有遺忘久久不散的永傷。電影中，寬容、文清等人久別重逢，在一處酒家聚談暢飲。聊到惘然處，一人開口低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眾人相和，歌聲漸起，慷慨一時，縈繞在小城上空。 然而家在何方，何處為家？ 只有漫天細雨迷蒙，久久不散。 四     侯孝賢談起這部電影，曾說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則下人們的活動。于是在他的一個個長鏡頭下，出生、死亡、相聚別離，都若隔岸觀花。每每到了情節沖突之處，有人爭斗或哭泣，鏡頭便會轉向九份云海蒼茫的遠山。山路間彌漫著不散的輕煙，平和的敘述掩蓋了潛流的暗涌。侯孝賢的長鏡頭便是這般，沉靜淡然，緩慢不動，任你自由想象，作一個時間的旅行者，自生命之河一路回溯，尋一份對內心的自省。這份鏡頭的不動聲色，不免讓人覺得冷淡疏離，而給予這份蒼涼一份暖意與希望的，則是寬美貫穿始終的安靜旁白。“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帶著父親寫的介紹信，上山來金瓜石的礦工醫院做事。哥哥教書沒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來接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夠每天看到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日記式的旁白響起于九份的云淡暖日間，冷漠剖析一個時代脈絡的同時，也溫暖走入一個女子善良無爭的內心。自那時起，一個家族的興衰便在這低聲述說中徐徐展開。而此刻，是溫泉水一般的人生初見。然而當櫻花在雨后隨風離枝，這一段邂逅相遇也在櫛風沐雨中幻化為相濡以沫。穿越過幽暗的牢室，目睹了難友的鮮血，沉默的文清自覺走向了抗爭之路；而在哭泣過了生離，煎熬過了死別，昔日澹然如水的寬美，也成為了賢淑堅忍的女子。老大文雄已慘死，老三文良已瘋癲，一個家已然分崩離析，落在記憶的卻是一份最痛的平靜。醫院里，寬美產下一子，鏡頭再次轉向九份的蒼秀山海，鏡頭外是寬美靜靜的獨白：“今天下午，聽到新年第一次春雷，聲勢很大，一陣又一陣，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生即使痛苦，命不知何往，雨后的生命也還是有意義的。故事的最后，這一家三口站在火車站旁，小兒抱在懷中，望著柵欄外灰雨里的海岸線，不知道他們能逃去哪里。這一份生命的尊嚴、隱忍與寬容，也還是讓他們回到了家中，來到畫著窗簾壁爐花瓶的布景前，調好相機，為盛裝的三人拍下了最后的一張全家福。再到后來，文清已被抓走，留下的人仍在平靜地生活。寬美提起筆，開始給阿雪寫信。“阿謙已經長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來家里走走，九份開始轉冷了，芒花開了。滿山白蒙蒙，像雪。”淺淺低語間，讓人唏噓。侯孝賢曾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這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