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Marco Ferreri的電影《極樂大餐》從內容上看起來的確有些驚世駭俗，但七十年代的大量同類影片的涌現弱化了《極樂大餐》的詭異特征，《索多瑪的120天》，《感官世界》，《卡里古拉》等眾多如雷貫耳的名字都誕生于這個時期。這些看起來變態的，色情的，骯臟的電影們譜寫了七十年代的藝術電影樂譜，他們與前時代的電影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們肆無忌憚，他們藐視規則，他們摧毀傳統，他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電影的七十年代。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電影的出現并不是某種歷史的偶然，社會思潮對于巴塔耶，波德萊爾，薩德以及尼采的復活創造了此類電影出現的藝術氛圍，而融入此類創作思維的導演們則直接制造了這些藝術作品。從尼采的酒神精神到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人類本性的頌揚導致了對于虛偽道德準則的藐視，絕對自由的追尋包容了各種道德本性的惡。因此，各種傳統意義上的的“骯臟之物”成為了激進人文主義者的“福音詩”。在這種情況下，薩德的骯臟文學的出現就必然是順理成章了。而被稱為后現代思想源泉的巴塔耶則直接繼承了幾位叛逆前輩的遺產，他對于薩德式的色情，性虐，排泄的迷戀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期的人文思想。雖然他在六十年代去世，但其后繼者們對于其思想的發掘則在七八十年代達到頂峰，因此，擁有社會思想敏感性的導演作者們在七十年代集體推出這些怪異影片就不足為奇了。  在影片中，四位歐洲頂級演員所扮演的角色被導演賦予了鮮明的社會標志。飛機駕駛員，大廚，法官，電氣工程師是典型的“中產階級職業俱樂部”成員。他們有實力也有必要完成這場饕餮狂歡。作為生活無憂的社會群體，新奇感已成為過去時，所以他們需要體驗冒險和震驚，這種本雅明式的冒險和震驚指向消遣，指向一種感性的愉悅。而這種感性愉悅則再次召喚了個體的自由，從而使個體在不斷的刺激中得到了活的感受。食與性是作為人類動物性本能的兩大基本沖動，而且也是人類文化的構建基礎。對這兩種行為的消遣可以達到最為原始和本真的快感，同時也可以完成對于所有人類文化的體驗。但是，單純的性交與吃是完成不了這種體驗的。他們需要的是某種極端的狂性，因此，薩德和巴塔耶的色情和排泄在這里復活了，在影片中，亂交，暴食，放屁聲，糞便成為了言說的主題，導演毫無顧忌的表現這一切，主角也在毫無顧忌的體驗這一切，這一刻，導演和演員成為了薩德主義的代言人，而在他們身后則昂然站立著波德萊爾和尼采，一切都成為對于人類最原始自由的召喚儀式。但是，在這種儀式化的暴食與亂交之后，體驗者們有了這樣的問題，當體驗結束后，經歷也已成為過去時，如果這時結束這場狂歡，回到原點的個體會將枷鎖再次給自己帶上。因此，體驗必須進行下去，而位于震驚和冒險體驗金字塔頂端的卻必須是死亡，正如列維納斯所說，死亡是真正的“他者”，它處于人類永遠無法了解的未知區域并且意味著絕對的不確定性。在這個原點體驗將會迸發出最為光輝的生命力量，在這一刻，自由成為印記將會被永遠銘刻，在死的一刻體驗生的感覺（海德格爾）。因此，從一開始，體驗者們的死亡就是必然的。所以正如本片導演Marco Ferreri所說：他們在極端的行為最后終于發現了無法避免的關于死亡的真相--------那就是，反正最后誰都不免一死，唯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怎么去結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