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時旸）    嚴格來講，這其實是一部方言電影，它其中的對白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通話。所以，電影院里會出現一些奇妙的狀況，在北方人聽起來無比正常的兒化音和俚語搭配，卻讓另一些笑不可支。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聽著馮小剛和張涵予板著撲克臉念叨著局氣、揍性、你們丫的時候，就如同很多人聽天津相聲，語調本身就有一種陌生化和文化想象搭配而來的天然喜感。從這個角度上講，這部看似極具商業賣相的片子，其實還是挺大膽的，因為在這個人人都爭取用鬧劇俘獲全國觀眾的時候，管虎捯飭的這部電影，有可能因為方言而失去一部分觀眾。北京話在《老炮兒》中其實是一個角色，而對于很多南方人來說，如果這口足夠釅的京片子沒能被充分領會，這電影就失去了一大半神韻。        不久前，徐浩峰用《師父》講述了規矩和時代變遷，某種程度上講，《老炮兒》是一個當代版的《師父》。規矩，是《老炮兒》一直提及的一個戲核兒，從這個角度來講，這部電影有一部分講的是時代變遷和人心流轉。斗轉星移之后，有些東西徒有其表地留下了，就像馮小剛每天斜腰拉胯地提籠架鳥，仍舊住在祖上留下的院子里，借街坊一根蔥，吃鄰居一碗餃子，但實際上，這不過都是他自己營造出來的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他出了那個院子，一切新鮮的氣味就都撲面而來，那些霓虹璀璨又浮夸的酒吧，35塊錢一瓶的啤酒才是這個消費主義時代的正版logo。六爺端著的范兒，走起的面兒都是自己撐著給自己看，老街坊互相給個臉而已，其他人對他其實連不屑的意思都沒有，因為他一直是被忽略的。        六爺的真實身份不過就是個破落小店的店主，內心卻還覺得自己是個頑兒主。因為自己的兒子卷入了麻煩，他才得以知道，當下這個時代其實也還有頑兒主存在，只不過已經改朝換代，不是他們這幫自以為是卻窮困潦倒的老玩兒鬧了，而變成了那些非富即貴的人們。那些人彬彬有禮，出沒在廳堂和電視上，從不與人橫眉立目，但他們對人進行生殺予奪的不是刀和棍子，而是錢和權力。這一點才是讓六爺最不適的。影片最初，有個不懂事的南方小孩找六爺問路，連招呼都不會打，六爺不樂意，但后來，他遇到了一個“懂得禮貌”的人，那個權勢方的打手問他，“我能問個路嗎？”這禮節講究得毫無差池，但最后問候他的是拳腳。你看，這就是轉變，一切都不同了，哪種是“好人”，哪種是“壞人”呢？        六爺他們小的時候，講究的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現在，即便殺人也都于無形。在這個互聯網 的時代里，連混混兒都迭代了。以前的規矩，無非混雜著一點對于人心的敬畏和蠻力的比拼，現在的規矩，更多的構架在實用主義的基礎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以前的規矩像個笑話，抱持著老規矩的人更像個笑話。在那座停放著豪車的改裝車間里，打雜一氣之后，張涵予哭著對馮小剛說，“我就操他嗎的，咱什么時候受過這個，真他媽憋屈。”是啊，這不是你們的時代了。人最無法言說的痛苦有兩個：心有余力不足和生不逢時。這兩個，六爺趕在一起了。他爬在許晴身上，突然就不行了，他用自己的辦法想鏟事兒，突然也不行了。他成了個廢人——生理意義上和社會意義上都是。但他有自己的尊嚴，也有維護尊嚴的方式，所以，這電影的下半段，變成了一個男人重新尋回尊嚴的故事。        這樣一來，一旦當執拗變成了執著，那些只有他們老哥兒幾個還相信的規矩，就成了一種信仰。最后，馮小剛在冰湖上扛著軍刀沖上去的戲，為什么能如此打動人？就是因為信仰。六爺為了信仰，把命送了。這在一個實用主義的時代里，像個神話般令人感佩。中國大銀幕的電影里幾乎沒有信仰的位置，《老炮兒》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中國特有的、世俗化的信仰。        除了規矩和時代劇變。這電影還講了父子，兩代人的失散與和解。六爺經歷過一次父權的崩塌，他尋找兒子，并且企圖與兒子和解，是對父權的重建。只不過，后來重建的父親身份與之前有了本質區別。之前，他一直以父之名行控制之實，后來，他還原了父親本來的應有意義。 這電影發展到后來，由一件年輕男孩兒間的糾紛演化出了另一件事，如果說前一件是作為父親六爺替兒子解圍，重建了家庭意義上的父權系統，那么后面的一件，就把父權擴大化了，變成了某種帶有正義感的東西。就像馮小剛說的，“小老百姓，有些事，也得辦。”當然，這是馮小剛的火候兒掐得好，管虎在這個時候也按捺住了沒把煽情的音樂推起來，所以，聽著就很像個樣子，他沒說什么公民意識的話，只是說了一句平民意識的話。其實這挺有意思。中國銀幕上的英雄雖然脫離了高大全，但也沒有幾個真正像樣的痞子英雄式的人物。更遑論那種特別貼合中國現實的，亦正亦邪，半黑半白的人物。比如勞倫斯-布洛克小說里的那種硬漢偵探是一種特別有趣的大都會產物，這些男人沉默、冷酷、把事憋在心里，殼子堅硬，內心柔軟，這種形象，在中國，翻譯過來，就是六爺的這個樣子，講究、局氣、有外面兒。他有他自己的規矩和底線，比如，看見裝瞎子要飯的，他也不拆穿，還跟人家逗悶子，看見小偷，教育一聲拿錢走人可以，證件給人家寄回去，要懂得盜亦有道。但是他的底線又始終在那里擺著，有時候甚至比很多看似善良的人高出很多，比如，看著有人跳樓，那些看似體面卻內心猥瑣的人，都起哄，只有他義憤填膺。六爺一直熱愛念叨著“好人”和“壞人”，在這個時代里，仍然用這樣古樸的方式區分周遭的人，本身就是一種純真。他有一種小心翼翼隱藏的、生怕別人窺見的、本能的善良，只不過他不好意思直接表達柔軟，他只懂得用一種爺們的方式泄露這些。        這電影不是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許晴。這個演員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嬌嗔感。她并不是六爺口中的那種“有靈氣兒的北京丫頭”的典型。她在戲中散亂著頭發，斜著眼睛說話，也沒能讓自己變成一個真正徐娘半老的北京大妞。她確實太讓人出戲了，她的形象和氣質就與胡同兒無關。對于兩個小鮮肉來說，這次使用其實是一種聰明的實驗。吳亦凡自不必說，他飾演的角色即便浮夸一些也能講得通，李易峰的口音已經修煉了很多，但還差著一些東西，也算過得去。其實，從《闖入者》票房慘淡，王小帥發牢騷開始，就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他們說，如果那些年輕人的角色，讓鹿晗、李易峰等人出演，會對票房產生怎樣的結果，又會對電影有怎樣的損害。不可否認，管虎這樣選角，肯定有商業策略的考量，但這一次實驗的結果基本是加分的。        總體而言，《老炮兒》真是一部近年來的驚喜之作。管虎用另外的角度和呈現方式描摹了對一座城池、一個時代、一群人心的改變。如果說賈樟柯的《山河故人》中，有一種濃稠的雄渾，人們的命運從縣城滾滾而過直奔未來的大洋彼岸，那么《老炮兒》則只在一座城市中，同樣寫盡了無法言說的滄桑。        這是一部到處充斥著煙頭和臟話的電影。有的時候，臟話是一種對對方的羞辱，有的時候，是一種語氣，《老炮兒》中的臟話屬于后者。這幫老爺們一嘴一個你丫，我操，其實都是用臟話鞏固著自己不斷流逝的荷爾蒙和漸漸散失的自信心。可能也是因為領會到了這層意思，再加上某些大咖的影響力，這一切都沒有被剪掉，這真是萬幸。不然，這電影的對白一旦文縐縐起來，也就徹底沒了意義。        直接點說吧，中國有一種考察好電影的標準，就是看結尾是否要加一段和電影氣質完全不搭的、故意的“明亮的尾巴”，如果有，那么說明這部電影的正片部分足以令人稱道，以至于不加那個尾巴都無法過審。所以，我們沒必要苛求最后那一小段東西。在我們自己內心的剪輯版本中，六爺死于冰湖上，電影就已經結束了。        當六爺的肉身死于冰湖以前，他其實釋放過自己一次。他在輔路上蹬著自行車，看到了那只逃竄出來的鴕鳥。在北京的清晨，這一幕充滿了特有的北京式魔幻現實色彩。這個炫耀財富的另類寵物，奔逃出了四合院圍攏的籠子，卻注定被人俘獲在現代化的環路上。這命運就像六爺一樣，他決定從自己后海的院子里奔逃出來，重新尋找尊嚴和內心的安穩，但注定逃不過劫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