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或者謝爾蓋?帕拉杰諾夫，阿列克謝?日爾曼并不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但他同樣遭受著作為一個蘇聯電影藝術家的悲劇命運。他一生只導演了六部長片，蘇聯解體之前，由于政治原因，大多數時間是無片可導，而政治環境有所改觀之后，卻由于俄羅斯經濟下滑，而找不到投資。《上帝難為》從2000年便在捷克開拍，歷時六年才拍攝完成，此后，日爾曼則一直進行剪輯和聲音處理，直到他于2013年逝世，電影也沒有最終完成。影片最終由其子完成，并于2013年10月首映于羅馬電影節，卻由于其強烈的去敘事手法，并沒能引起足夠的關注，但這并不能影響影片優秀的品質，好的作品不應該被掩埋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影片改編自斯特魯加茨基兄弟的同名科幻小說，通過一個遙遠的外星球映射蘇聯恐怖的政治氛圍下知識分子的可悲遭遇。小說中don Rumata來自于地球，在一個正處于“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星球上，做一個觀察者，關注歷史文明的進程。本應該做一個旁觀者的他，無法接受統治者don Reba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殘酷迫害，而致力于拯救最為博學的Budah。最終don Rumata手刃了don Reba，血洗了整個王國，并離開了這個星球。然而，日爾曼卻刻意刪掉了故事中所有的戲劇點，從而弱化了故事背景，弱化了人物塑造，甚至是敘事邏輯?！吧系垭y為”本應是一個don Rumata與Budah討論的一個命題“如果上帝能夠完成你一個心愿，你將如何選擇？”然而每個愿望都有相應的代價，而最好的選擇就是上帝做一個旁觀者，而旁觀者卻無法忍受殘暴與苦難。而影片中，這種難為卻成為了一個人性與道德的困境，作為上帝如何殘暴的結束另一種殘暴。同樣，日爾曼的去邏輯去敘事去框架的敘述方式，讓人物角色的行為缺少明確而清晰的動機，讓一切都顯得模糊而缺乏意義。這種缺乏意義缺乏目的性的歷史發展，將社會進化置于一種純偶然的進程。don Rumata的強勢介入，為了保存星球最后的文明，而本應”復興文化“的關鍵時期，卻最終變為一場滅絕的屠殺。除了日爾曼奇特的敘事結構完美映襯了影片的主旨，日爾曼奇特的鏡頭語言也給予觀眾前所未有的觀影體驗。在如今講究鏡頭運動的流暢性和鏡頭內部和諧性，《上帝難為》則是反其道而行，日爾曼試圖還原一個充滿抽象意味的泥濘而破敗的中世紀景象。擁擠而無規則的畫面，人物隨意的出入鏡頭，將敘事上的散漫更加深化。日爾曼一反敘事電影中強調的鏡頭敘事性，他不會通過剪輯來加快敘事節奏或者擴展人物視點，也不會通過運作長鏡頭來渲染情緒和詩性。他的長鏡頭更加接近一種紀錄性，試圖模擬上帝的視角來觀測發生在人物身邊的各種事件，與此同時，他又通過時常出現的雜耍一樣的人物入鏡，再一次反掉鏡頭的紀錄性。由此，日爾曼通過反敘事達到第一層違反傳統邏輯的嘗試，通過反畫面達到第二層違反傳統美學的嘗試，而通過反紀錄達到第三層違反傳統記錄的嘗試。在達到反敘事，反記錄，反美學，這電影的三大重要因素之后，日爾曼卻締造了一種更加奇特的美學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