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格勒牛仔樂隊是一個有明顯特征的家族：燙著尖利的飛機頭，蹬著尖利的火箭鞋，黑色西服大墨鏡，都不怎么說話，生活在北歐的凍土地上，貝斯手還因為夜晚練琴而凍死了。這是一個有很強傳統的家族，搖籃里的娃娃和桌腳邊的狗，都燙著飛機頭發型，墻上掛的祖先肖像，是亞伯拉罕·林肯（也燙著飛機頭），雖然他去了美國之后就音信全無，但他已經樹立了這一傳統，這不僅是家族性的，更是“民族”性的。樂隊決定去美國發展，他們開著拖拉機，馱著貝斯手的尸體穿過凍土地，邁步走通松樹林來到國際機場（對，從森林走出來到了機場，而不是坐車來到），坐飛機到了紐約，與經紀人談好了發展計劃，然后被要求演一場試試看。他們面無表情地演了一場，結果被十美分打發去墨西哥給一場婚禮做演出，因為他們的音樂太“古典”了，而現在流行的是迪斯科和搖滾樂。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將這個面癱冷幽默風格的荒誕故事一路講下去，融入了對流行文化、政治和文化歧視等等世界現象的譏諷、調侃，直到結尾時，受美國人冷落的牛仔樂隊在墨西哥獲得三個結局：音樂大獲成功，復活一種民主主義團隊關系，利己專制的小胡子經紀人黯然離去。這部《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不到80分鐘長度，風格強烈，短小耐看，情節就不多介紹了，這里說一說片中我很喜歡的三個內容：第一個，是樂手們坐在戶外圍欄里圍著桌子喝啤酒發呆時，看見幾個人拉著一臺汽車發動機從面前走過，小胡子經紀人開了句玩笑“是從哪個傻瓜那里偷來的”，然后樂手們開始笑，笑了半天，一直到回到車上準備開車走的時候還沒有停。這時候發現汽車啟動不了，打開車蓋，發動機沒有了，他們才停下笑。這出戲極具張力。首先，那個玩笑讓人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但是樂手們卻樂成一團。這是一種狹窄的共情，這群面癱樂手從北歐一路板著臉到美國，操著蹩腳的英語和異鄉人的身份被孤立在文化、生活和社會之外，處境本就狹窄。這極罕見的樂趣愈發突顯他們荒誕而真實的孤獨。其次，笑的主體和對象在這里有內外三層嵌套。那個笑話讓樂手們發笑，樂手們這段傻瓜經歷變成了電影里一段笑料讓觀眾發笑。笑的接力，樂手們不笑了，觀眾開始笑。如果觀眾傻呵呵地開始笑，接下來，導演該笑話觀眾了。但考里斯馬基當然不是為了笑話觀眾，而是在諷刺產生于鄙夷的諷刺性的笑，這三層笑，應該僅僅是笑本身，真實的情感，可以消解其根源性的鄙夷的情感。主角、觀眾、導演，應該保持笑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平等、民主。觀眾需要警惕自己的笑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笑、意識形態意味的笑。第二個，是尾隨牛仔們去美國、墨西哥的啞巴。啞巴是電影里形象最豐滿、生動的角色，而失語也是一個關鍵的表達。啞巴是一個象征，所指為牛仔們不自覺的鄉愁，是與孤獨制衡的必要情感，是與消失的祖先亞伯拉罕·林肯、偶遇的加油站表弟呼應的連綿的鄉愁傳統。啞巴頭發太短，但很想燙一個飛機頭，成為和樂手們一樣的人，成為不了，他就成為伴隨之人。啞巴不能說話的道理在于，在異國的語境里，鄉愁是無法說出來的，因為孤獨失敗時說，沒有人會理會，成功喜悅時說，沒有人會同情。在牛仔們饑腸轆轆的夜晚，啞巴獻上了他捕的魚——鄉愁是一層情感地基，挽救了牛仔們的失望。第三個，是連同凍僵的貝斯裝在棺材里被牛仔們帶著穿越美國的貝斯手的尸體。這具棺材上有四個洞，一個露出飛機頭發型、一個露出豎立的貝斯、兩個露出火箭鞋，這具毫不嚴謹的棺材很輕，一個人就可以扛它在肩上走來走去。這個輕也是死亡的輕，屬于喜劇所能承托的重量范疇，如果它反而重，比如像福克納《我彌留之際》中的棺材那么重，這部電影就會被壓垮了：它的語調和形式，承受不了。但電影的喜劇風格有它自己重擊人心的方式，這是考里斯馬基的方式，或者源于貝克特的方式，是現代的也是古典的方式。多說兩句，第一句，好電影必須要著調，就像牛仔們想改變他們“太古典”的音樂而去玩搖滾的不著調狀態給自己帶來的狼狽結果一樣，找自己的調子去表達很重要。第二句，據說這支牛仔樂隊在現實中本就是一支叫做“Sleepy Sleepers”樂隊，這部電影成功后，樂隊好像找到了狀態，就以飛機頭造型火了起來，在1994年，他們與俄羅斯紅軍合唱團（160人）在芬蘭赫爾辛基上演了一場由諾基亞贊助的“牛仔撞紅軍超級演唱會”，現場有七萬人觀看（感興趣的可以在土豆上搜索到部分現場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