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阿蘭·克拉克的《大象》為格斯范桑特提供了影像美學上的寶貴借鑒，令后者得以擒獲戛納金棕櫚名留青史的話，那么這部較少人提及的《克莉絲汀》想必是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源源不絕的靈感源泉，他早期好幾部青少年題材作品似乎都有一脈相承的頹廢與孤獨感。 阿蘭·克拉克對斯坦尼康鏡頭的偏好在這部作品里也有異常出色的表現，跟他后期多部作品一樣，也是以人物行走的鏡頭揭開序幕。觀眾首先聽到馬戲團的音樂，然后看到一個小女孩提著塑料袋向前走，沒能看到正面表情。鏡頭始終拍攝著她的后背，透過鏡頭我們跟隨著她走過草地和紅磚房，最后徑直進入到一間房子，熟絡地跟屋主人打招呼，在冰箱拿出可樂，然后開始熟練地搗鼓塑料袋里東西。正當觀眾疑惑之時，屋主男孩登場，寒暄幾句之后，兩人從抽屜里取出針筒器具，又從膠袋里取出令人吃驚的毒品，之后面無俱色地彼此注射起來。這個吸毒的場景沒有配上驚悚壓抑的配樂，除了談論瑣事外，兩人沉默不語，完全像是他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導演用如此不動聲色的手法描繪出郊區青少年頹廢墮落的生活，而攝影機在室內仍然跟隨著女孩在廚房與客廳里穿行，電視上播放著無人觀看的節目，單調的場景設計凸顯出青少年內心的枯燥與乏味。 完事之后，女孩收拾好東西，再次提著塑料袋前往另一位好朋友家中，繼續販賣毒品賺取零用錢。雖然如此反復重現的販毒與吸毒情節有令人感到煩躁與厭倦，但是導演通過這種獨特的手法有力地刻畫出郊區青少年性格中隱蔽的一面，逐漸揭露出家庭與社會問題。斯坦尼康鏡頭的美學風格在女孩行走的場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全程都在拍攝女孩的背面或側面，以及周遭的環境，逐步建立起人物與環境的關系。田園般寧靜小鎮的環境與這些青少年惡劣的壞習慣構成駭人的對比，全片里幾乎看不到家長大人的場面，只看到匆匆出門出門上班的女孩父母，似乎在暗示父母對下一代管教的忽略與關愛缺失，家庭問題與社會問題在這些毫不起眼的細節里浮出水面。 當然，導演始終沒有在最終拋出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者揭示青少年吸毒的深層原因。他用最風格化的攝影鏡頭冷靜而詩意地捕捉到這群墮落青少年自我放任與徹底迷失的狀態。這種手法在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的《金毛正傳》和《驢孩朱利安》里有最明顯的繼承，科林甚至用更頹靡的鏡頭記錄下一群無望的孩子：游手好閑，殺貓取樂，患上自閉癥等等。也許這種冷靜抽離的人物刻畫手法更能讓觀眾警醒并反思，也更能在主題上產生觸目驚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