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內德斯兄弟案一共經歷了兩次審判。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審判開始。 1994年1月28日：由于一審的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陷入僵局。 法官宣布第一次審判無效。 1995年7月23日：第二次審判開始。 1996年3月21日： 梅內德斯兄弟倆被判兩項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1996年7月2日：法官宣判 Lyle（28歲）和Erik（26歲）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他們被關押在不同的監獄。 關于梅內德斯兄弟案的第一次審判的87個Facts： 1. 在第一次審判開始之前，梅內德斯兄弟在洛杉磯縣（Los Angeles County）男子監獄待了3年。 2. 在被監禁的前幾個月里，Erik有自殺傾向，服用了鎮靜劑Xanax。 在此期間，一位牧師探望了Erik。Erik開始第一次透露他在童年時期遭受的一些所謂的創傷。 這些談話為梅內德斯兄弟備受爭議的辯護奠定了基礎。 1990年6月，Erik開始每周接受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家Dr. William Vicary的治療。 Dr. William Vicary這個名字劃重點

劇照

3. 在被監禁的初期，Lyle經常給Mr. Buffalo's的經理打電話。這令其他囚犯抱怨他打電話的次數和時間太長。

劇照：Lyle提到的Mr. Buffalo's

關于Mr. Buffalo's ： Lyle長期以來都想有一家餐廳。他曾想買下位于普林斯頓正門對面的一家外賣披薩店Teresa's Pizza，但Lyle得罪了店主，店主拒絕賣給他。因此，Lyle決定買 Chuck's Spring Street Cafe。 Chuck's是普林斯頓一家專門經營辣雞翅的小吃店。Lyle花了55萬美元買下了Chuck's。Teresa's Pizza的店主認為這太荒謬了，因為Chuck's只值20萬美元。 很多人認為Lyle 買不起Chuck's，但他的叔叔們批準了這筆交易，并用遺產作為抵押貸款給Lyle融資。Lyle的叔叔們希望這家餐廳能給Lyle當時混亂的生活（父母死后，他倆瘋狂花錢）帶來一些重心。 Lyle開始經營Chuck's。他將送餐上門服務時間從中午12點延長到凌晨1點，并將餐廳改名為 Mr. Buffalo's。普林斯頓的商家們認為這太瘋了，因為Chuck's 多年來已經積累了良好的知名度。 買下Chuck's后，Lyle 宣布他想在附近的普林斯頓購物中心開設第二家分店。他還想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附近開設分店，在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市羅格斯大學附近開設分店。Lyle想每兩個月開設一家Mr. Buffalo's分店。Lyle的想法太過激進。 不僅如此，Lyle 還允許他的朋友們在店里白吃白喝。 結果是，Mr. Buffalo's 的生意一直虧損。

劇照:信和一些便條

劇照: 圖紙

4. 在被監禁期間，警員的副手發現Lyle的腳鏈幾乎被割斷了。之后不久，他們就對兄弟倆的牢房進行了檢查。他們在Erik的牢房里發現了Lyle寫給Erik的一封長達17頁的信和一些便條。便條上描述了倆人要前往南美，然后去中東的逃獄計劃。警員還發現了一張畫著樓梯和門的建筑物的圖紙。警員將其與Lyle曾經去過的法院進行匹配，但找不到與圖紙相似的建筑物。 5. 在Lyle的信中，他告訴Erik，他永遠不會作證指控他。Lyle還給了Erik一些建議，Lyle認為Jose也會給他這些建議。Lyle 寫道：

I am not an ordinary person. I do not see things in terms of manslaughter and life terms. I see only win, loss, honor and dishonor. Dad is watching and I will not disappoint him a second time or Mom by giving up and having their deaths be in vain. 我是與眾不同的人。我不以過失殺人和生命的角度看待事情 。 我只看到勝利、失敗、榮譽和蒙羞 。 爸爸在看著我， 我不會放棄，不會再讓他或媽媽失望，讓他們的死成為徒勞 。

Lyle的這段話強烈地反映出他的個性。 Lyle 似乎沒有根據社會規則（如法律和道德）將行為視為正確或錯誤，而是有他自己的內部判斷體系 。 Lyle的世界觀以成敗為中心，具有競爭性的二元論，榮譽是成就的最終衡量標準 。父母是Lyle生活中很重要的人，然而最令他擔憂的卻是父母的死毫無意義，而不是殺死他們的懊悔。 總之，這段話讓人感覺，Lyle 似乎脫離了傳統倫理的約束框架，轉而追求另一種他自己內在的個人使命，且帶有一種很極端的責任感和忠誠感。或許，也存在可能的內疚感吧。

劇照：一審的檢控官 Pam Bozanich

6. 據Pam Bozanich（一審的檢控官）說，有一天，Erik被發現與另一名囚犯有性行為。 7. Erik剛被關押時，他的前女友Janice來探望過他。 Jose和Kitty都很喜歡Janice。Kitty對Janice的評價很高。 據Janice說，在監禁期間，Lyle被認為是一個問題囚犯。他獨占電話。有一次他還被指控從另一個吃特殊食物的囚犯那里偷東西吃。 關于Erik的女朋友： Kitty一直擔心Erik的性取向，認為Erik是同性戀。當他們搬到Calabasas時，Kitty命令Erik在6個月內找個女朋友。 Erik在Calabasas高中找了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女孩，但他們的關系很快就結束了。后來，Erik又交了一個女朋友，就是Janice。 關于Lyle的性格： Lyle 在 Jose擔任高管的LIVE Entertainment公司工作了很短的時間。Lyle告訴他的朋友，他在公司被人討厭，因為他是Jose的兒子。 事實上，Lyle在LIVE Entertainment被人討厭，不是因為他是高管的兒子，而是因為他不認真工作、上班遲到、不道歉、無視命令，在天氣好的時候完全翹班去打網球。LIVE Entertainment同事對Lyle的描述：卑鄙、傲慢、以自我為中心。 Jose的一位同事向他抱怨Lyle在公司的表現。Jose問這位同事，如果Lyle不是他的兒子，他會怎么做，這位同事說解雇他，于是Lyle被解雇了。 1988年秋天，Lyle重回普林斯頓讀書。他發現自己被分配了一個室友。Lyle想要一個單人間。據宿舍的學生顧問說，當Lyle看到房間里另一個學生的物品時，他把它們扔到了走廊里。學生顧問說，Lyle有一種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態度。 Jose為了Lyle，給普林斯頓寫了一封信，要求為Lyle提供單人間。Lyle最終得到了一個單人間。 1989年2月，Jaime Pisarcik 把Lyle介紹給了Donovan Goodreau。Donovan Goodreau很快就成了Lyle最好的朋友。Jose和Kitty很高興Lyle有Donovan在身邊，因為他們不能再幫Lyle做作業了，而Donovan愿意為Lyle寫論文作業。 一次，Donovan Goodreau被指控偷竊Lyle宿舍里的物品。Donovan Goodreau 堅稱自己無罪。Lyle 不僅沒有為他辯護，而且還帶著兩個朋友與他對質。Donovan Goodreau 被迫離開普林斯頓。由于匆忙離開Lyle的宿舍，Donovan Goodreau落下了自己的錢包，里面裝有駕照、社保卡等身份證明。 Lyle涉及盜竊案數起，而他從未因這些入室盜竊而受到指控。諷刺的是，當警方將Lyle與這些盜竊罪行聯系起來時，他已經因更嚴重的指控（殺了父母）入獄了。 8. 1992年12月8日，洛杉磯縣大陪審團以謀殺父母的罪名起訴了梅內德斯兄弟。 兄弟倆的案件中有兩個特殊情況，使他們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一是兄弟倆被指控殺害了不止一人（父母兩人）；另一個是兄弟倆是預謀且有意圖地謀殺受害者。 他倆還被指控為了錢而殺人，但大陪審團沒有找到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這一說法，因此它沒有被納入案件中。 9. 一審的主審法官是Stanley M. Weissberg，當時50多歲，戴眼鏡，舉止文質彬彬， 學者風度翩翩。 1992年，Stanley M. Weissberg 法官主審了西米谷郊區的Rodney King案的一審。那次審判結果為四名被控“使用過當武力”的洛杉磯警察無罪釋放，引發了著名的轟動事件：1992年洛杉磯暴動。 10. 1993年5月14日，法官Weissberg裁定，梅內德斯兄弟的案件將一起審理，但兄弟每人將有一個獨立的陪審團 (即2個陪審團)。

劇照：一審的陪審團

11. 法院傳喚了1100名潛在陪審員參與選拔。 潛在陪審員必須填寫一份包含122個問題的問卷，其中有15個問題涉及家庭內兒童性虐待和暴力問題，以確保他們能夠公正地履行職責并幫助做出公正的裁決。 最終選出了2個由12名陪審員和6名備選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 Lyle的陪審團首先被選出來，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組成，陪審員的平均年齡為42歲。 Erik的陪審團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組成，陪審員的平均年齡為46歲。 12. 一審的檢控官是Pam Bozanich，39歲，畢業于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Bozanich 起訴了麥克馬丁幼兒園性騷擾案的重審。 她在很多方面都與Leslie Abramson完全相反。 13. 梅內德斯家族和Andersen家族為Lyle和Erik聘請了非常優秀且收費昂貴的法律顧問。 為Lyle辯護的律師是Jill Lansing； 為Erik辯護的律師是Leslie Abr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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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梅內德斯兄弟案是Leslie Abramson的第15起備受矚目的謀殺案。 她為Erik辯護的費用為75萬美元。 Jill Lansing與Leslie Abramson不同，Jill Lansing不擅長處理備受媒體關注的案件。 關于梅內德斯兄弟案的提審（Arraignment）： 什么是提審（Arraignment）？ 提審通常是被告在法庭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庭。 在提審聽證會上，法官將宣讀指控，被告提出抗辯（有罪、無罪或不抗辯）。 法官還可以處理保釋問題，如果需要，任命公設辯護人，并確定未來聽證會的日期。 1990年3月26日，梅內德斯兄弟因謀殺父母而被提審。 提審地點在比佛利山莊市法院，法官是Judith Stein。 在提審之前，兄弟倆已經在監獄待了兩個星期，但兩人表現得一點也不像在監獄里待過。 兄弟倆沒有悔恨。他們表現得自鳴得意、傲慢自大，走進法庭時似乎不在意自己已命懸一線。 法庭上擠滿了記者和兄弟倆的支持者。 兄弟倆向親朋好友揮手微笑，表現得好像他們的辯護律師會迅速澄清事實，然后他倆就能和親朋好友一起出去吃晚午餐了。 法官Judith Stein是一個身材矮小的女性，說話帶有鼻音。她透過一副低垂在鼻梁上的眼鏡凝視著這對兄弟，命令這對兄弟站起來面對她。這對兄弟覺得似乎這一幕很搞笑。他們照做了，幾乎無法抑制住自己的笑聲。 法官Judith Stein向這對兄弟宣讀了指控：

you have been charged with multiple murder for financial gain, while laying in wait, with a loaded firearm, for which, if convicted, you could receive the death penalty. How do you plead?你們被指控為謀取經濟利益而犯有多重預謀謀殺罪，犯罪中使用的武器是一把裝有子彈的槍。如果罪名成立，你們可能會被判處死刑。你們如何抗辯？

Erik 首先回答，臉上幾乎帶著一絲笑意：

Not guilty, your honor. 法官大人，無罪。

Lyle 附和道：

Not guilty. 無罪。

兄弟倆被控一級謀殺罪，但有特殊情況，因此被拘留，不得保釋，等待審判（Trial）。 15. 1993年6月9日的審前聽證會（Pretrial hearing）上，Leslie Abramson表示： 辯方將承認梅內德斯兄弟謀殺了他們的父母。但是，辯方要向陪審團證明，應該為謀殺案負責的是Jose和Kitty，而不是Lyle和Erik。 什么是審前聽證會 （Pretrial hearing）？ 審前聽證會是在刑事審判開始前進行的法庭程序。目的是解決程序問題、討論證據，有時還會探討達成認罪協議以避免審判的可能性。 在審前聽證會上，法官、控方和辯方可以： 審查證據和證人名單，以確保雙方都做好準備。 提出動議，例如撤銷指控、隱匿證據或強迫對方提供某些信息的動議。 討論認罪協議或其他可能解決案件的方法，etc. 審前聽證會有助于確保案件順利進行，雙方都為實際審判（Trial）做好準備。 Leslie Abramson 在審前聽證會上明確了辯方要使用的辯護策略： 極度情緒紊亂辯護策略(EED, Extreme Emotional Disturbance) 。 在殺人案中，EED辯護是一種減輕罪責的辯護，可以降低被告的罪責程度。 如果成功使用EED辯護，通常會使指控從預謀惡意謀殺罪降級為過失殺人罪。 與精神錯亂辯護不同，EED辯護不需要證明精神疾病或缺陷。 EED辯護與“激情殺人”辯護類似，但允許更大的靈活性，因為EED可能涵蓋更廣泛的情況，包括情緒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積累的情況。 EED 辯護的關鍵要素是：主觀要素（被告的情緒狀態）和客觀要素（紊亂的合理性）。 因此，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都需要辯稱，這對兄弟長期以來一直被灌輸恐懼感，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需要將這兩個被寵壞的富家公子描述成虐待兒童的受害者。 但是，給兄弟倆的辯護有一個障礙：這對兄弟從未向他們的心理醫生或任何其他人抱怨過虐待，沒有虐待的醫學證據，沒有瘀傷的照片，換句話說，根本沒有虐待史。 如果這個EED辯護要成功，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必須仔細重建涉及Lyle和Erik的具體虐待事件。 控方要勝訴，他們必須向陪審團證明，這對兄弟是騙子，他們講述的虐待史的故事都是謊言。 梅內德斯兄弟的審判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辯方使用了EED辯護。這在當時相對較新，也是第一次在受關注的謀殺案中使用虐待辯護。 另外，很多人對梅內德斯兄弟案有一個誤解是【兄弟倆的辯護是要無罪】。 兄弟倆只是在提審（Arraignment）時，自己抗辯 “無罪”。但他們的律師辯護一直是減輕罪責辯護，不為他倆無罪辯護。 二審時，Erik仍然繼續用EED辯護策略。但是，由于Lyle的個人原因，Lyle的律師無法繼續為他使用EED辯護，不得不改用 “激情殺人”辯護 。 但辯護核心仍然是減罪責，不是無罪辯護。 16. 1993年7月17日，一審開始的前三天，Leslie Abramson森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采訪。 她說，兄弟倆和父母之間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對抗導致了謀殺。在采訪中，她闡述了梅內德斯兄弟案，主要內容是破壞梅內德斯家族長久以來的正面形象。 17.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咨詢了律師兼兒童權利倡導者Paul Mones。

劇照3：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

Paul Mones 是《當孩子殺人：殺害父母的受虐兒童》的作者。書中概述了律師如何成功地為被指控殺害父母的孩子辯護。

亞馬遜圖書

Paul Mones的書是基于他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殺害父母的孩子通常很平和，他們的父母非常注重隱私和秘密。Mones發現，這些孩子對自己的自我評價很低，只有在默默遭受虐待后才會做出反應，通常是在他們多年試圖取悅父母卻沒有成功之后。 根據Mones的說法，當這些孩子反擊時，他們會在施虐者最脆弱的時候發起攻擊。這些犯罪往往具有過度殺傷的特點，孩子不會向施虐者射出一顆子彈，而是會一次又一次地向施虐者開槍。 Mones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父母被殺，這是父母的錯。 18.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聽從了Paul Mones的建議，讓兄弟倆出庭時穿上男孩氣的毛衣、運動衫和卡其褲，讓他倆看起來不是22歲和25歲的成年男子，而是12歲和15歲的男孩。 在辯護過程中， Leslie Abramson還會通過某些小動作暗示，她不是在為一個弒親的怪物辯護，他只是一個未被良好養育的被誤解的男孩。 19. 辯方還依靠治療師 E. Sue Bloom 為亂倫幸存者開發的診斷工具。該工具是一個包含34項的清單，用于處理兒童性虐待的后遺癥。清單有很多項目可以應用于兩兄弟。Erik符合清單上的項目，包括害怕獨自睡覺；掩蓋早年生活的一段時期；隱瞞一個可怕的秘密；偷竊。Lyle符合清單上的項目，如渴望與家人分開；創造一個幻想世界（Lyle用他的毛絨玩具創造了一個幻想世界）；嚴格控制思維過程；并且，有一種需要實現才能被愛的感覺。 20. 檢控官Pam Bozanich在參加審判時有些矛盾，尤其是對死刑問題。盡管她相信死刑，但她知道許多陪審員不愿意執行死刑。 Lester Kuriyama（39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檢察官。他比Pam Bozanich更鄙視這對兄弟， 他認為這對兄弟就是冷酷無情的殺手。 Lester Kuriyama在梅內德斯兄弟案中對死刑問題不感矛盾。 由此看出，控方有打算朝給梅內德斯兄弟判死刑的方向努力。 21. 除了律師和法官，一審中還有一個實體：電視攝像機。 由于公眾對案件的強烈興趣以及法庭上可用的座位數量有限，法官Weissberg允許法庭上有一臺電視攝像機播放審判。審判在CourtTV上播出。 梅內德斯兄弟的審判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媒體報道的程度。審判在國家電視臺播出，美國公眾密切關注。 22.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審判開始。 檢控官Pam Bozanich在開庭陳述中闡述了對Lyle的指控。她描述了謀殺的殘忍程度：Jose身上有6處傷口，Kitty身上有10處傷口，兄弟倆在父母打瞌睡時預謀殺死了父母。她描述了Lyle在謀殺父母后如何雇傭保鏢，因為他擔心自己的安全。 Bozanich告訴陪審團：“從我們現在知道的情況來看，暗示他可能被父母先殺了而生命處于危險之中的說法是一個謊言。”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Bozanich經常提醒陪審團，如果Lyle和Erik可以如此頻繁、詳細地撒謊以避免被抓，那么他們也可以謊稱自己兒時遭受虐待以避免被判死刑。 Bozanich向陪審團講述了兄弟倆在殺死父母后的瘋狂揮霍行為：買勞力士手表，買名車、買濱海大廈公寓、Lyle買餐廳、以及Erik和他的網球教練花錢無數等等。 兄弟倆瘋狂揮霍消費行為是她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經常重復的另一個主題。 23. Jill Lansing 在開庭陳述中告訴陪審團，梅內德斯兄弟倆殺害了他們的父母。 Jill Lansing 說：“我們不爭論事情發生的時間。在這場審判中，你們唯一需要關注的是為什么會發生這件事。” 在弒親（尤其還是弒父殺母）上，我個人認為，討論“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是很有必要的。不可否認，弒親的悲劇和謀殺事件（如財殺，情殺，仇殺）有本質上的不同。 Jill Lansing 告訴陪審團：“我們將向你們證明的是，謀殺是出于恐懼。他們害怕父母的殘暴、操縱、性變態，以至于是父母逼迫自己的兒子做出最絕望的玷污行為。” 至此，Jill Lansing 還沒有透露變態或殘暴行為的細節，繼續描述兄弟倆成長過程中一直享受到奢侈豪華的生活，試圖表明金錢不是謀殺的動機。她為這對兄弟的辯護奠定核心：兄弟倆殺害父母是因為在父親遭受了多年的性虐待、身體虐待和精神虐待后，他們擔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Jill Lansing 告訴陪審團， 謀殺的催化劑是Erik在謀殺案發生前幾天向哥哥Lyle透露，Jose已經猥褻他12年了。這個消息讓Lyle 感到非常不安，因為他也曾在6-8歲的時候被Jose猥褻過。 她說，謀殺的“催化劑”是擔心這個家庭長久以來的秘密會被揭露，而這些秘密會毀掉這個“完美家庭”的聲譽。 Jill Lansing 描述了Lyle如何面對Jose。Lyle告訴他的父親，他會帶著Erik離開家。Jose告訴Lyle：“他會對兒子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沒有人能威脅他。” Jose向Lyle明確表示，這個秘密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家，他不會讓用這個秘密和權力凌駕于他的人活著。” 就在那時，兄弟倆開車去了圣地亞哥，用Donovan Goodreau的駕照買槍。 Jill Lansing 告訴陪審團，兄弟倆直到被捕并被監禁數月后才談及虐待，因為他們對此感到羞恥。兄弟倆曾將虐待告訴一名家庭成員，該家庭成員又告訴了辯護律師。 Jill Lansing 還告訴陪審員，Lyle將作證并講述虐待的故事，包括他6歲時開始遭受Jose的性侵犯和虐待。 24. 控方一直對虐待是如何被揭露的感到懷疑。檢察官認為揭露虐待的時機很奇怪。 檢察官認為，兄弟倆被捕后就立即接受了許多心理學家的訪談。后來，其中的一些心理學家（尤其是 Dr. William Vicary）還成為了辯方證人。 25. 檢控官Lester Kuriyama 堅信梅內德斯兄弟是騙子、操控者，應該受到法律規定的最嚴厲的懲罰。 Lester Kuriyama似乎從不錯過任何暗示這對兄弟是一對騙子的機會。 Lester Kuriyama 在對Erik的陪審團的開場陳述中說，這對兄弟想殺了他們的父母而不被抓。 Kuriyama 告訴陪審團，Oziel醫生的供詞，以及Erik如何覺得他的父親控制欲太強。 Lester Kuriyama 還說，Jose批評他，讓他覺得自己能力不足，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Kuriyama 告訴陪審團，Oziel醫生作證，Erik 認為Jose剝奪了他的繼承權，而Erik 認為這是擺脫Jose的另一個理由。 Kuriyama 說，Kitty 被謀殺是因為如果沒有Jose，她會成為證人，而且會感到痛苦，甚至自殺。 Kuriyama 在開場陳述的最后告訴陪審團，這對兄弟試圖編織一個欺騙網絡，包括虛假的不在場證明、對警方撒謊、用偷來的駕照購買兇器以及雇傭計算機專家刪除計算機文件。 26. 在開庭陳述中，Leslie Abramson詳細闡述了Jill Lansing在對Lyle陪審團的開庭陳述中概述的許多相同主題。 Leslie Abramson告訴陪審團，Lyle 的行為是為了保護他的弟弟Erik，因為他是家里真正的受害者。 Leslie Abramson 承認，Erik 揭露虐待的行為可能看起來很可疑，尤其是在他入獄之后，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編造了這一切。 Leslie Abramson說，Erik 之所以沒有早點說實話，是因為他不信任Oziel醫生或Craig Cignarelli（ Erik最好的朋友 ）。 Leslie Abramson 承諾，Erik會告訴他們 “他為什么殺死他的父母”。但她并沒有承諾Erik會說實話。 Leslie Abramson 接著描述了Erik 是如何“被父親的性滿足所吸引”。她描述了Erik 聲稱的Jose對他做的各種行為。 辯方獲得了向陪審團提出有關Kitty性格問題的權利。 Jill Lansing 告訴Lyle的陪審團，Kitty的孩子們害怕她，這就是她死亡的原因。 Leslie Abramson說，兄弟倆無法向Kitty尋求幫助和安慰，因為他們發現，Kitty精神錯亂，而且她對他們施加了更多的虐待。 法官Weissberg不允許辯方律師詳細描述Kitty酗酒和處方藥的問題，但他們可以證明Kitty的情緒不穩定且有強迫癥。 在法官Weissberg的允許下，辯方被允許做的是毀掉Jose和Kitty的名譽。 27. Leslie Abramson在描述謀殺案發生前一周的情況時，與Jill Lansing的開場陳述如出一轍。 Leslie Abramson告訴Erik的陪審團，Erik非常期待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離開家。 謀殺案發生前一周，Jose告訴Erik，他每周必須在家睡幾天，以便Jose和Kitty能夠跟蹤他的學業。Leslie Abramson說，Erik 認為這意味著性虐待將會繼續。 Leslie Abramson描述了Kitty和Lyle如何大吵大鬧，以及Kitty如何扯下Lyle的假發。Lyle 在14歲時就失去了大部分頭發。Jose告訴他戴假發，因為如果頭發看起來濃密，對他的形象有好處。 Erik聲稱他一直都不知道Lyle戴了假發，這一發現令他震驚，于是他向Lyle吐露心聲。 Erik 告訴Lyle，Jose多年來一直在性侵他。兄弟倆感到非常害怕，害怕Jose和Kitty會殺了他們。兄弟倆覺得時間緊迫，所以他們開車去圣地亞哥買槍。 28. 辯方試圖編織一個天衣無縫的故事，說明謀殺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會發生，但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如果Jose和Kitty 打算在8月20日殺死Lyle和Erik，為什么他們邀請Calabasas的朋友Peter and Karen Wiere 夫婦來打橋牌呢？ 在謀殺案發生的初期，偵探 Les Zoeller詢問過Peter and Karen Wiere夫婦。

劇照：改編二合一人物

Zoeller問Peter Wiere 對這個案件的第一感覺是什么，Peter Wiere說：“我沒有任何依據，但我在想會不會是他們兩個兒子干的。” Zoeller對此感到驚訝。他要Peter Wiere詳細說明。Peter Wiere說，Lyle和Erik兩人似乎總是人好得令人難以置信。這對兄弟似乎太有禮貌，對大人過于恭敬。而Peter Wiere認為，他們的表現似乎不太對勁。 Leslie Abramson結束開場陳述后，檢控官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提醒陪審團，Erik向Oziel醫生坦白了，告訴他，他倆殺死Jose是因為Jose對他過于嚴厲，但從未提及性虐待。Erik向Craig Cignarelli 坦白的情況也是如此。直到他們需要法律辯護時，也就是謀殺父母近7個月后，這對兄弟才談論了他倆受虐待的問題。 29. 在審判的第一階段，控方傳喚了26名證人，其中大多數只是案件戲劇性事件中的小參與者，如Lyle的保鏢、向Erik出售獵槍的 Big 5 店員，以及查驗Kitty的電腦找最新遺囑的兩名電腦專家。 控方利用這些證人證明這對兄弟是老練的騙子，他們策劃并實施了謀殺父母的行動。 控方首先向陪審團播放了Lyle 撥打的報警電話。 Pam Bozanich希望陪審團親耳聽一聽Lyle是多么出色的演員。 警官Michael Butkus作證說，他目睹了Lyle和Erik在謀殺后四處奔跑，大喊大叫，但沒有為父母的死而哭泣。 還有一位證人是1989年8月19日帶梅內德斯一家去釣鯊魚的船長。 據這位船長說，梅內德斯一家很奇怪，不像個正常家庭。在整整7個小時的旅程中，Jose待在船尾釣魚，Kitty 因為暈船待在船艙里，兄弟倆幾乎都待在船頭。 在當天的作證結束時，Leslie Abramson告訴記者，兄弟倆之所以待在船頭是因為他們擔心乘船旅行是謀殺他倆的陰謀。 對于一個理性的人來說，考慮到船上有目擊者，這聽起來相當牽強，但Leslie Abramson說Lyle和Erik相信這一點。她試圖表明，在謀殺發生的那晚之前，兄弟倆的厄運感越來越強烈，他們甚至將最普通的行為都看作為可能危及生命的預兆。 30. 控方證人偵探 Les Zoeller描述了1989年8月21日凌晨5:30，兄弟倆返回梅內德斯豪宅，在犯罪現場索要網球拍的情況。 Pam Bozanich想讓陪審團看看這對兄弟回到犯罪現場的膽量有多大。由于驗尸官正在檢查Jose和Kitty的尸體，所以沒允許兄弟倆進入。 Leslie Abramson問偵探 Les Zoeller是否在房子里看到過動物糞便。偵探 Les Zoeller說他不記得了。 Leslie Abramson 打算以此來描繪Kitty是個糟糕的母親和糟糕的管家，但經常去梅內德斯家的證人說他們從未見過任何動物糞便。（這是辯方的辯護策略：不放過任何可能破壞Jose和Kitty形象的可能性，無論是事實還是捏造） 關于Kitty： Kitty 出生于1941年，是Andersen家里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 Kitty的家庭屬于中產階級。她的父親經營著一家經營良好的供暖和空調公司，她的母親是家庭主婦。 Kitty的父母表面上看起來恩愛親密，但父親有時會當著孩子的面毆打她的母親，有時也打孩子。后來，她的父母離婚了。她的母親再未再婚。離婚后，母親變得痛苦且沮喪。Kitty從小就堅信離婚是女人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Kitty恨她的父親，在父母離婚后多年都沒有和他聯系。 Kitty在南伊利諾伊讀書時，她認識了Jose。Kitty比Jose大3歲。 1962年，Kitty參加退伍軍人協會贊助的橡樹草坪小姐選美比賽，贏得了冠軍。 Kitty夢想大學畢業后，她將在紐約從事制作和導演商業廣播電視節目的職業。 婚后，Jose和Kitty搬到了紐約。 Jose轉學到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學習。Kitty找到了一份小學教師的工作。 在婚后的最初幾年，Kitty從事廣播工作的夢想開始消退，她放棄了攻讀碩士學位的計劃，以支持Jose和他的事業。 1989年的夏天期間，梅內德斯家里發生了不少事，不斷令家庭的緊張局勢加劇。 Kitty 開始在晚上鎖上臥室的門，還在衣柜里放了兩支槍。她不允許Lyle和Erik 持有家里的鑰匙。當兄弟倆晚上回家時，Kitty給他們開門讓他們進屋，即使她不得不被叫醒。 Kitty對兄弟倆似乎有恐懼。這種恐懼可能是因為從Oziel醫生那里了解到的情況而引起的。 31. Edmonds警官作證說，Erik告訴他，8月20日晚上，當他進入家庭活動室時，他看到并聞到煙味，之后他開始懷疑這對兄弟。 Edmonds說：“我覺得如果他聞到煙味，那一定是在槍擊發生后不久。” 他說，家庭活動室的幾扇窗戶被擊穿，這會令煙霧迅速消散。 32. 控方的另一位證人是武器專家。控方想證明謀殺是有預謀的。 武器專家演示了十二口徑莫斯伯格霰彈槍的操作。要發射莫斯伯格霰彈槍，一個人必須扣動扳機，經過兩步抽氣過程，然后才能重新射擊。 Leslie Abramson反對演示，但被駁回。 33. Lyle和Erik的朋友們背叛了他們。 Perry Berman, Craig Cignarelli, Donovan Goodreau 和 Glen Stevens 都作了控方證人。 34. 控方利用Perry Berman的證詞表明，兄弟倆曾試圖利用他當證人，建立他倆的不在場證明。 35. Craig Cignarelli作證稱，在謀殺案發生之后的12天，他去了梅內德斯家，Erik向他描述了“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這是陪審員第一次聽到Erik對發生在家庭活動室的事件描述，以及它與兩個害怕被殺的年輕人殺人的故事有何不同。 Craig Cignarelli還告訴陪審團，Erik 從未告訴過他任何身體、心理或性虐待。 最后，法官Weissberg裁定，Erik和Craig Cignarelli一起創作的劇本《Friends》不能作為證據，因為劇本是在謀殺案發生前很久寫的，與謀殺案無關。 《Friends》是一部62頁的驚悚題材的三流劇本。它講述了一個富家兒子看了父母的遺囑后得知，父母死后，他將繼承1.57億美元。兒子為了得到父母的遺產，殺了所有人，然后他自己也被殺了。 36. Donovan Goodreau作證說，他被指控偷竊后被迫離開普林斯頓大學，他的錢包和身份證落在了Lyle的宿舍里。 Donovan Goodreau 還說，他曾向Lyle吐露，他在小時候曾被性侵犯過。Lyle沒有回應任何類似的故事或關于他自己的言論。 在他們做朋友的整個期間，Lyle也從未提到過自己曾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辯方提出，1992年3月，Donovan Goodreau接受過邁阿密自由撰稿人Robert Rand的采訪。當時Robert Rand正在寫一本關于梅內德斯兄弟案的書。在那次采訪中，Donovan Goodreau提到他聽說過Jose虐待了Lyle。Robert Rand把采訪錄音帶給了洛杉磯的一名電視臺記者，后者在晚間新聞中播放了這盤錄音帶。 因此，Donovan Goodreau的證詞可信度受到了質疑。 37. Pam Bozanich對Robert Rand插手審判程序，以及Robert Rand在電視上指責Donovan Goodreau撒謊感到憤怒。當天晚些時候，Pam Bozanich詢問了Robert Rand。 Bozanich指出，在最初的錄音采訪中，Donovan Goodreau 沒有提到任何有關Lyle和性虐待的事情。Bozanich覺得有關Lyle 和性虐待的信息可能不是來自Donovan Goodreau自己，相反，Robert Rand可能是這些信息的來源。Rand可能將這個想法植入進了Donovan Goodreau的腦海，然后Donovan只是重復他聽到的故事而已。 38. Glen Stevens和Donovan Goodreau類似，也是傳遞N手信息的證詞。 Glen Stevens作證說，他從Robert Rand聽到的有關虐待的故事，然后轉述給了Donovan Goodreau。 Jill Lansing 拿出Glen Stevens的簡歷，揭露其中的諸多夸大其詞和不誠實。 Glen Stevens在簡歷上寫道，他有Mr. Buffalo’s的賬目記錄，聲稱這家店每年的銷售額為100萬美元（Mr. Buffalo's的真實情況是一直虧損）。 Glen Stevens 還承認，Lyle曾給了他一塊勞力士手表，后來他賣掉了這塊手表，錢自己收了。 因此，Glen Stevens的證詞可信度也受到了質疑。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Jill Lansing 用簡歷駁斥和質疑證人的可信度是很弱的，幾乎沒什么攻擊力度 39. 洛杉磯縣助理驗尸官Dr. Irwin Golden作證稱，Kitty身上有10處傷口，Jose身上有6處傷口，所有傷口都是連續發生的。他不能確定射出了多少槍，也不能確定殺死這對夫婦的槍擊順序。

劇照：心理咨詢師 Jerome Oziel

40. 控方的主要有力證人是Oziel醫生（ Jerome Oziel）。 8月4日，Oziel醫生開始為控方作證，為期6天。 Oziel醫生在Lyle和Erik的陪審團面前作證說，兄弟倆想殺死Jose，因為他控制了他們的生活，讓他們感到自卑。Kitty被謀殺是因為兄弟倆不想留下她作為證人。 法官Weissberg裁定，Oziel醫生不能使用“反社會(sociopath)”這個詞。 法官Weissberg認為，“反社會”一詞是一種為了吸引注意力而沒有實質內容的“流行語”（buzz word），對兄弟倆不利。 辯方認為，Oziel醫生的錄音帶是為了他個人目的，所以，Lyle和Erik告訴Oziel醫生都是他想聽到的話。 Oziel醫生的證詞可信度在他面對Leslie Abramson之前就已經受到了攻擊。 7月23日，加州心理學委員會起訴了Oziel醫生，要吊銷他的執照，因為他涉嫌與患者發生不正當關系、不當開藥、性剝削。（這些是在梅內德斯兄弟案之前發生的） 1997年，Oziel醫生放棄了心理咨詢師執照，從加州搬到了其他州 。

劇照：Oziel醫生的錄音帶

關于Oziel醫生（心理咨詢師 Jerome Oziel）和他的錄音帶： 1988年7月，Erik和Lyle闖入Calabasas的民宅入室盜竊。他們偷走的錢和珠寶估計超過10萬美元，被歸類為重罪，即重大盜竊。 Jose對兄弟倆的盜竊案怒不可遏。但Jose不想讓兒子們坐牢，于是聘請了備受尊敬的刑事辯護律師Gerald Chaleff為他們辯護。 Gerald Chaleff與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達成協議，如果Erik承擔所有罪行的責任，Lyle將無罪釋放。Erik是未成年人，沒有前科。Gerald Chaleff說服法官判處Erik為無家可歸者做社區服務，并讓兄弟倆接受心理咨詢輔導。 Jose給盜竊案受害者開了一張 11萬美元的支票，以補償被盜物品。 因Calabasas盜竊案而要求的心理咨詢輔導，Kitty的心理醫生推薦了心理咨詢師Jerome Oziel。 Erik開始接受Oziel醫生的心理輔導不久后，Erik簽署了一份保密豁免書，這樣就允許了Oziel醫生與Jose和Kittyy分享他所了解到的任何情況，討論Erik的治療內容。 1989年7月19日，Kitty去找Oziel醫生，告訴他她擔心她的兒子是反社會者 (Sociopath)。 Oziel醫生記錄了這次治療，表明Kitty擔心她兒子“自戀、缺乏良知，并表現出反社會的跡象”。 Kitty對兄弟倆的恐懼可能是因為從Oziel醫生那里了解到的情況而引起的。 在加州，當時已經確立了患者-心理咨詢師的保密特權（patient-therapist privilege）的法律。即使在兇手向心理咨詢師承認謀殺某人的情況下，該法律仍然有效。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心理咨詢師的保密特權也確保了心理咨詢師不能報警。如果心理咨詢師報警，他可能會因醫療事故被起訴，甚至可能被吊銷行醫執照。 患者-心理咨詢師的保密特權如此強大的原因是，立法機構認識到，為了使心理治療發揮作用，患者必須可以自由地無顧慮地向心理咨詢師透露其個人生活中最私密的細節。 然而，Lyle后來對Oziel醫生的威脅，消除了患者-心理咨詢師的保密特權法律的障礙。 1990年3月8日，Les Zoeller根據Judalon Smyth告訴他的信息獲得了搜查Oziel醫生的錄音帶的搜查令。Oziel醫生交出了17盤錄音帶和7頁筆記。 所以，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拿到了Oziel醫生的錄音帶。

劇照

關于錄音帶可否做為審判中的證據，舉行了幾次聽證會。 有三盤錄音帶引起爭議：兩盤錄音帶包含Oziel醫生在10月31日、11月2日和11月28日的口述筆記。第三盤錄音帶是12月11日的咨詢錄音，它是在當時律師Gerald Chaleff的同意下錄的。 8月，法院裁定，控方有權獲得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Oziel醫生口述筆記錄音帶。法院裁定，它們不受保護患者-心理咨詢師特權的禁止，因為Oziel醫生認為兄弟倆在咨詢期間威脅了他。 法院裁定，禁止公布涵蓋11月28日的錄音帶和12月11日的咨詢錄音帶，因為在這些咨詢中，威脅證據不足，不足以公開錄音帶。 公布錄音帶為檢控方贏得了重大勝利。對檢控方來說，真正的損失是12月11日的錄音帶，因為那是兄弟倆討論謀殺案的錄音帶。 判決書自由引用了錄音帶的內容，并向公眾發布。這是第一次披露梅內德斯兄弟殺害了他們的父母。這一消息對梅內德斯家族和安德森家族的影響從震驚到難以置信。一些曾大力支持兄弟倆的家庭成員很快就消失了。 41. 對于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來說，Oziel醫生用兄弟倆自己的話詳細重現了謀殺案，這大大破壞了辯方的“不當自衛”辯護策略。 Oziel醫生作證說，Erik告訴他，殺死Jose和Kitty的計劃源于“Erik正在觀看的一個電視劇”。（就是《億萬富翁男孩俱樂部》） Oziel醫生說，Erik 告訴他，Jose 一直專橫跋扈，無法取悅。 Oziel醫生還作證說，兄弟倆決定殺死他們的母親，因為兄弟倆不相信，在情感上如果沒有Jose，Kitty還能活下去。 Erik還告訴Oziel醫生：”Jose幾乎剝奪了他的繼承權，這就是他和Lyle必須殺了父親的原因“。 Oziel醫生描述了殺戮過程，并說Erik告訴他，當兄弟倆沖進家庭活動室時，Jose和Kitty感到震驚。 Oziel醫生描述了在10月31日Erik承認謀殺父母后，Lyle對 Oziel醫生發出的威脅。 42. Leslie Abramson對Oziel醫生進行了盤問。 他們提到了Oziel醫生與Judalon Smyth的婚外情，以及他最近以40萬美元和解了她對他提起的訴訟的事實。 他們還提到了因Oziel醫生為Judalon Smyth不當開藥，加州心理學委員會起訴了他。 Oziel醫生還被指控與另一名患者有不正當的“雙重關系”。在這段關系中，Oziel醫生用家里的建筑工作來交換治療課程。 43. 在8月13日起訴結束之前，Lester Kuriyama想將《億萬富翁男孩俱樂部》作為證據展示給陪審團，但法官Weissberg裁定反對。 對Lester Kuriyama來說，這部迷你劇為梅內德斯兄弟提供了如何實施“完美謀殺”的藍圖。 《億萬富翁男孩俱樂部》是一部迷你劇，在1989年7月30日和31日的晚上播出。梅內德斯兄弟謀殺父母案發生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 44. Jose的前情婦Louise在電視上關注了審判。 Louise打電話給Pam Bozanich說，她認識的Jose和被辯方摧毀的人完全不同。她還告訴Bozanich，Kitty曾就婚外情與她對質，但Louise說，Kitty并沒有像辯方描述的那樣表現得像個瘋子，而是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得盡可能友善，只是想確保婚外情結束。 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爭論是否要傳喚Louise出庭反駁辯方所描繪的Jose形象，但最終決定不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想讓Louise受到媒體的大量關注。 45. 辯方打算傳喚90名證人，但法官Weissberg裁定，辯方想要呈現的許多故事太過遙遠，不具備“相關性和證明價值”，這迫使辯方將證人名單縮減為50名。 辯方面臨一項艱巨的任務：試圖向陪審團證明兄弟倆在殺害父母之前處于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 根據加州法律，“迫在眉睫的危險”辯護 ("imminent danger" defense) 是兄弟倆完全無罪釋放或有機會被判過失殺人罪的唯一方法。 加州有兩起案件適用于梅內德斯兄弟案：涉及受虐的People v. Aris案和People v. Flannel案。 為了獲得上述任何一種判決，辯方需要證明兩件事： (1) Lyle和Erik曾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們父母的行為會讓一個理性的人產生同樣的心理狀態。 (2) Lyle和Erik誠實，但有不合理的信念，即有必要保護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危險，以此否定預謀惡意。 法官Weissberg允許辯方提供教師、教練、朋友、家人和兒童虐待專家的證詞，這讓控方非常惱火。 控方認為 在審判中法官Weissberg允許辯方提供太多的嫌疑人證詞了。 46. Lyle 作證持續了9天，他的證詞充滿了關于他從6歲-8歲遭受的所謂性侵的故事，以及他在Erik 5歲時性侵他弟弟的故事。 在Lyle作證時 ，Lyle和Erik兄弟倆經常哭泣。 Lyle作證說，13歲時，他開始相信他的父親在性侵他弟弟。父親控制欲極強，母親情緒極不穩定，以至于他只能在自己的毛絨玩具家庭中尋求安慰。 Lyle作證稱，Kitty在他11歲和12歲時對他實施了性虐待。他聲稱，即使父親和他們同床共枕，他也會撫摸Kitty的全身。 Lyle的證詞有力且細節豐富，描述了謀殺案發生當晚發生的事件，并向陪審團描述了他先是槍殺父親，然后是母親的情景。 47. Jill Lansing問Lyle，為什么兄弟倆不離家出走。 Lyle回答說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他的父親很有權勢，會找到他們。 Lyle 還說，他和Erik認為警方不會相信他們受虐待的故事。 48. 在辯方允許Lyle接受盤問之前，Lyle承認了曾賄賂女友Jamie Pisarcik，讓她作偽證說Jose對她性騷擾。 Jamie Pisarcik 拒絕了，并告訴了警方Lyle賄賂她作偽證的事。 Lyle 還否認了他曾向Oziel醫生吹噓自己犯下了“完美謀殺案”（否認錄音帶里的內容）。 為了阻止可能損害Lyle可信度的問題，Jill Lansing 提出了Lyle從未告訴過Oziel醫生有關性虐待的事實。 49. Pam Bozanich 在4天內盤問了Lyle。她鄙視Lyle對謀殺的描述，并質問他所謂的虐待行為。 Bozanich在識別Lyle的敘述里存在的矛盾之處方面更為成功。 Bozanich 讓Lyle承認了他的父母沒有槍，沒有對任何一個兄弟進行直接威脅，而且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聽起來很糟糕，很多決定都說不通沒意義。 50. 9月27日，Erik 開始作證。 Erik 在證人席上整天舉止粗暴而急躁。他一會兒瞇著眼睛盯著外面，一會兒又睜大眼睛，無辜似的。大多數時候，他看起來更像是精神錯亂，而不是悲傷或悔恨。 有一次，Lester Kuriyama抱怨Leslie Abramson“在陪審團面前安撫和擁抱Erik”。Lester Kuriyama擔心這種行為會讓Erik顯得孩子氣和天真。 法官Weissberg警告了Leslie Abramson，還告訴Leslie Abramson：“律師應該像專業人士一樣行事，而不是保姆或代理母親。” Erik作證說，他相信父母會殺了他。 Erik還說，Kitty 似乎有神奇的力量，她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朋友是誰，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Erik的陳述似乎很難令人相信，尤其是出自一個22歲的男人之口。 Erik 作證說，他殺死了父母，并據稱遭到Jose的性虐待。 在作證的某一時刻，Erik主動說他開始在父親的茶和咖啡里放肉桂，因為他從同學那里聽說這會讓精液味道更好。 51. Lester Kuriyama 多次試圖提起Erik的性取向問題，但法官Weissberg 不允許。 Lester Kuriyama認為這很有意義，因為辯方試圖讓Jose看起來是個性侵犯者。 一名辯方證人作證說，他在梅內德斯家里看到了同性戀色情雜志，這意味著這些雜志是Jose的，這可以證實Jose喜歡與男性發生性關系的說法。 然而，如果這些雜志是Erik的，那么這個問題就完全不同了。 52. 在盤問下，Erik 似乎很難記住細節。Lester Kuriyama向Erik詢問了有關殺害他父母的問題，Erik 回答了許多 Lester Kuriyama 的問題都是“我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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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ter Kuriyama讓Erik詳細描述了1989年8月18日購買兩把手槍的情況，這讓Erik說出了審判中最大的謊言。 Erik 說，他和Lyle開車去了圣莫尼卡的一家Big 5，看了各種各樣的手槍。Erik 描述了店里的商品展示柜里的手槍，他如何挑選兩把手槍，以及他如何因為加州有15 的“冷靜期”而無法購買手槍。由于兄弟倆認為他們的生命處于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他們等不及購買武器了。 Lester Kuriyama問Erik：“現在，你說的都是實話，對吧？” Erik回答：“我盡我所能告訴你真相。” Lester Kuriyama問Erik：“你真的在8月18日上午去了圣莫尼卡 Big 5買這些手槍嗎？” Erik回答：“當然。毫無疑問我去了。” Lester Kuriyama說：“梅內德斯先生，你知道Big 5在1986年3月就停止銷售手槍嗎？” Erik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我不知道。Kuriyama先生，那里有槍，我們確實看過，店員說他們不再賣手槍了。” 這不是Kuriyama唯一一次發現Erik的敘述前后矛盾的地方。 當Kuriyama問Erik關于《億萬富翁男孩俱樂部》時，Erik否認他看過。 Erik還承認，他不認為他的父母會剝奪他的繼承權。 這些都與他之前的證詞相矛盾。 Erik告訴法庭，他又不記得他和Lyle去過哪家Big 5了。 Kuriyama結束審問后，Leslie Abramson試圖彌補盤問Erik中造成的辯護損傷。 53. 10月14日，辯方開始進入新的階段，試圖向陪審團解釋為什么Lyle和Erik會認為他們的生命處于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即使他們的父母沒有攜帶武器。 鹽湖城心理學家Ann Tyler是眾多專家中第一個出庭作證的。 Ann Tyler作證說，梅內德斯兄弟患有一種稱為“習得性無助”的心理疾病，這種疾病是由于強烈、反復的虐待而導致的。 她作證說，她毫不懷疑Jose和Kitty幾乎用盡了所有可能的方式對他們年幼的兒子進行心理虐待。 Pam Bozanich盤問Ann Tyler，并指出，關于梅內德斯家的許多負面的軼事都是完全沒有證據的。 Ann Tyler注意到兄弟倆在作證時經常表現出來的無意識的天真。它不像哭泣，他們很難去假裝。他們身上有一種溫柔，一種“溫室植物般的細膩”，即使他們被問題打了個措手不及，也會在憤怒中做出回應，但很快又掩飾了。他們還對父親抱有奇怪的尊重和愛，盡管他們殺了他，但那似乎也是真誠的。 54. 在此期間，Kitty的家人，Andersen家族開始向新聞媒體談論關于辯方如何描述Kitty。 Kitty的兄弟Milton Andersen告訴《南城日報》，兄弟倆的辯護是“胡說八道”。他認為Lyle和Erik殺人是因為貪婪。他說，辯護律師拜訪了他，試圖說服他，他的姐姐和姐夫是壞人。

劇照：Kitty的兄弟，Andersen家族

Milton Andersen告訴報紙：“我姐姐沒有虐待她的孩子。” Milton Andersen認為Jose和Kitty對他們的兒子管教不夠。 55. Ann Burgess是第二位出庭作證的辯護方的專家。 Ann Burgess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精神心理健康護理學教授，也是犯罪現場分析專家。 Ann Burgess 檢查了梅內德斯家房間的犯罪現場照片，作證說，這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犯罪現場，不可能是蓄意謀殺的結果。 Ann Burgess 還作證說，傷口的隨機性使她相信犯罪中存在過度殺戮的因素，這表明犯罪缺乏計劃。 56. 10月21日，Jill Lansing的第一位專家證人出庭作證。 印第安納大學教授Stuart Hart作證說，他認為Lyle在心理上受到了嚴重的虐待。 57. Jill Lansing的下一位專家證人是Jon Conte。 Jon Conte 作證說，1993年，他在監獄里采訪了Lyle 60個小時。他相信Lyle說的是有關虐待的真相，因為Lyle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是羞恥和不愿談論虐待，因為太尷尬。 58. Pam Bozanich 確信陪審員不會相信辯方的專家證詞或兄弟倆的虐待故事。她非常自信，決定不叫她的心理專家出庭作證。這可能是她在一審里犯下的最大錯誤。 59. 最后出庭的辯方證人之一是Dr. Kerry English。 Dr. Kerry English 是洛杉磯中南部馬丁路德金醫院兒童虐待小組的醫療主任。 Dr. Kerry English作證說，他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Erik曾被雞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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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erry English審查了Erik小時候的醫療記錄，發現了一個關于1977年奇怪的受傷記錄。Erik的醫療醫療檔案中寫道：“傷及咽后部、懸雍垂及軟腭愈合良好”。 Dr. Kerry English被問及喉嚨后部的這種損傷是否可能是虐待兒童造成的。他回答說：“可能，口交。” 在盤問中，Pam Bozanich讓Dr. Kerry English承認還有其他東西可能導致喉嚨后部受傷，如摔倒時被冰棍棒弄傷。 60. 所有其他虐待證詞都來自兄弟倆或朋友或家人，而他們說這些信息是從兄弟倆那里得到的。 而那次可疑的兒時奇怪受傷，是虐待問題的第一個物證。 61. Ed Fenno曾是梅內德斯家的客人。 Ed Fenno 作證說，當Erik拒絕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而選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Jose感到很失望。Jose認為伯克利的學術水平比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要好，他對Erik的決定感到失望。Erik更喜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因為那里的網球隊更好。 Ed Fenno的證詞表明，Erik是自己決定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不是被Jose被迫）。 Pam Bozanich問Ed Fenno是否見過Erik對父母撒謊。 Ed Fenno回答說：“兩兄弟撒謊是很常見的。” 62. 在法官Weissberg裁定辯方放棄患者-治療師特權后，辯方向陪審員播放了12月11日的供詞錄音帶。 在錄音帶中，可以聽到Lyle討論父母被殺的原因。Lyle在錄音帶中吹噓說，他和Erik“殺死母親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Lyle還說他：“懷念有這些人在身邊，就像我的狗沒了，我很懷念它在我身邊。如果我能做出如此粗俗的類比的話。” Lyle的聲音聽起來令人不寒而栗，單調而空洞。錄音帶中沒有提到性虐待。必須殺了Jose，因為他控制著兄弟倆的生活，而且還是個壞丈夫。Erik在錄音帶中說的話不多，但可以聽到背景中傳來的哭聲。

劇照：Judalon Smyth

63. 辯方傳喚證人Judalon Smyth來質疑Oziel醫生的證詞，作證為期2天。 Judalon Smyth是辯方傳喚的最后一名證人。 Judalon Smyth的證詞圍繞2個主題： Oziel醫生操縱她和脅迫她與他建立親密關系； 她作證稱，之前關于Lyle和Erik的許多描述都是錯誤的。 Judalon Smyth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宣誓書，并在Albrecht法官面前閉門作證，就錄音帶的可采納性作證。 Judalon Smyth 還上了電視。 64. Pam Bozanich對Judalon Smyth撤回她之前的陳述感到憤怒。 之前，Pam Bozanich把Judalon Smyth的對 Oziel醫生強奸她的指控轉交給了地方檢察官的性犯罪部門。但因證據不足， Judalon Smyth的指控被該部門駁回了。 Pam Bozanich認為，Judalon Smyth對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沒有起訴Oziel醫生強奸而感到憤怒。 Pam Bozanich盤問Judalon Smyth，問關于她講述的不同版本的故事。 Judalon Smyth回答說，她對之前的回答沒有責任，因為Oziel醫生對她洗腦了。 當 Judalon Smyth 作證結束時，陪審團似乎很難相信Judalon Smyth的證詞。 65. 控方反駁證人的目的是反駁兄弟倆講述的謀殺案前幾天的故事，恢復Jose和Kitty的名譽。

劇照：泳池清潔工

泳池清潔工Grant Walker作證說，8月19日星期六，也就是謀殺案發生的前一天，他在梅內德斯家豪宅修理自動水療控制開關。他看到Lyle和另一個男人在打網球，Erik站在Jose和Kitty旁邊，他們坐在網球場邊的露臺桌旁。他親眼目睹Kitty和Lyle談論他的網球比賽。Lyle “憤怒地”回應，還說了一些粗俗的話。Grant Walker說，Erik似乎也對他的父母生氣。 這次對話發生在下午2點左右。這是有力的證據。 根據梅內德斯兄弟的說法，他們故意不在家，因為他們害怕父母。

劇照：梅內德斯家的管家

66. Flor Suria是梅內德斯家的管家。在她受雇于梅內德斯家期間，她周一到周五都住在豪宅里。她作證說，她從未看到過Kitty或Jose對兄弟倆大喊大叫。Flor Suria還作證說，周二Lyle的假發據稱被扯掉時，她沒有聽到哭聲，也沒有聽到周四Jose與Erik在謀殺案發生前打架時發出的其他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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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Jamie Pisarcik作證說，她斷斷續續做了Lyle的女朋友大約三年。Lyle被捕后，兩人的關系一直持續到1990年12月的一天。Jamie Pisarcik對Lyle產生了懷疑，要他告訴她真相。 Jamie Pisarcik作證說，Lyle告訴她，他對她撒了謊，事實是他殺了他父母。謀殺的原因是Jose一直在猥褻Erik，而Kitty也猥褻了Lyle。Jamie Pisarcik告訴Lyle，她不相信他。在這次談話發生后不久，他們就分手了。 Jamie Pisarcik還作證說，1987年，她和Lyle一起去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購買假發。1988年，她和Erik談過Lyle假發的事情。 這是辯方的另一個漏洞。 Erik曾作證說，是他看到Lyle戴假發時，他震驚了，然后才向Lyle說出自己被性侵的事情，最終導致了倆人殺父母的事件。 68. Jill Lansing攻擊Jamie Pisarcik的可信度，把她描繪成一個夢想嫁入豪門，釣凱子的女人。當 Lyle (她的未婚夫) 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時，她的夢想破滅了。 關于Lyle的女朋友： 1987年，Lyle 在等待普林斯頓大學的消息時，他認識了Jaime Pisarcik，開始和她約會。 Jaime Pisarcik是普林斯頓當地一家餐館的女服務員。她也是一名網球運動員。她比Lyle大5歲。Jose和Kitty都不喜歡Jaime，因為他們覺得她和Lyle在一起只是因為他是富家公子。Kitty覺得 Jaime Pisarcik 很Cheap。 1987年夏天，Lyle和Jaime宣布訂婚。這一消息激怒了Jose。Jose覺得Lyle太年輕，不適合結婚。Jose秘密安排并贊助Jaime參加歐洲網球巡回賽，想借此把兩人分開。但Jose錯了，Lyle跟著Jaime去歐洲了。 1989年春天，Lyle開始和一位名叫Christy的模特約會。Christy 30歲，比Lyle大9歲。這段關系同樣讓Jose和Kitty都很難過。 Christy告訴Lyle她懷孕了。Jose發現后去看了她。據Lyle說，Jose威脅她墮胎。而Kitty后來告訴她的一個朋友，Jose給了Christy10萬美元。Christy收了錢后，Jose和Kitty要Lyle和她徹底斷交。 69. Kitty的兄弟Brian Andersen作證說，Erik并不膽怯，在他看來，他很自負 (a puffed up ego)。 兩兄弟在與父母交談時，都毫不猶豫地使用粗俗的語言，也毫不猶豫地花父母的錢。Jose 曾告訴Brian Andersen，Lyle必須學會自力更生，他和Kitty不會永遠為他買單。 關于Erik的性格： Erik曾在一次聚會上和Calabasas高中交往的女孩（他的第一個女朋友）吵了起來。Erik把女孩鎖在房間里，不讓她離開。女孩尖叫大喊，但Erik就是不讓她出去。最后，Erik放了女孩。女孩立刻和他分手。后來她回憶說，Erik是 “我見過的最奇怪的人之一。他非常傲慢，非常自信，但內心深處有不安全感和很多問題。” 70. 辯方反駁了Brian Andersen的證詞，稱他是Kitty的遺產的受益人，并已向遺囑認證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聲稱如果證明Kitty在Jose之后去世，他的家人將有權繼承遺產。 71. 在審判期間，兄弟倆的奶奶Maria Menendez、他們的姑姑 Marta Cano和Terry Baralt都支持兄弟倆。 Andersen家族的成員整個審判期間都沒有出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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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擔任Jose秘書14年的Marlene Eisenberg在追悼會后作證，指控Lyle和Erik的行為。 追悼會結束后，Marlene Eisenberg和兄弟倆一起乘坐豪華轎車。 Lyle問Marlene Eisenberg：“ Who said I couldn't fill my father's shoes? 誰說我不能接替我父親的地位？” Marlene Eisenberg告訴Lyle：“ Make your own tracks in life and don't try to fill his shoes. 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不要試圖接替他的地位。” Lyle伸出一雙流蘇樂福鞋，說：“ You don't understand. These are my father's shoes. 你不懂。這就是我父親的鞋。” 關于Jose的出身和職業生涯： 根據1989年8月25日（Jose被殺的5天后），洛杉磯時報的一篇關于Jose的報道《Slain Entertainment Executive : Jose Menendez’s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與Jose一起共事的同事廣泛表明，Jose是一位作風強硬的老板和激進的交易談判者("Extremely aggressive boss and deal maker")。 Broadcast Music Inc. 的高管 Robbin Ahrold 曾在紐約的 RCA 唱片公司與Jose共事。他說：

If you took a poll, a lot of people whose oxes were gored by Jose would have to tell you they didn’t like him. 如果你做個民意調查，很多被Jose攻擊過的人都會告訴你他們不喜歡他。

Jose的朋友認為他是一位能力卓越、魅力非凡的領導者。 Jose的對手有時認為他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為了爬上頂峰實現目標，他裁員、無視法規或質量標準、偶爾還會食言。 1944年，Jose 在古巴哈瓦那出生。 Jose有兩個姐姐。 Jose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足球運動員，有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 Jose的母親是一名游泳運動員，曾入選古巴體育名人堂。 Jose的家庭算不上大富之家，但他們在古巴社會中享有榮譽地位，可以算是古巴的貴族。 在古巴卡斯特羅初期，Jose家族中的大多數人死于監獄或暴力。 1960年，16歲的Jose被父母送到了美國。當時的Jose身無分文，不會說也聽不懂英語，但他決心一定要在美國取得成功 Jose 在高中時學習刻苦，兼職賺零花錢。由于經濟困難，Jose未能實現他的夢想之一，即進入常春藤校。 Jose 獲得了南伊利諾伊大學的游泳運動獎學金。Jose靠獎學金養活自己，但最終放棄了運動，專心學習。 1963年，Jose和Kitty秘密結婚。婚后，兩人搬到了紐約市。Jose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上學，Kitty做小學教師。 據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的一名兼職教師回憶說，Jose是一名優秀的學生，很有干勁。 那時，Jose晚上上課，白天工作。他和Kitty 經濟拮據。Jose 必須等到發薪日才能夠支付課程相關費用。 1967年，Jose 從皇后學院畢業，獲得了會計學位。他進入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Coopers & Lybrand 工作。 1969年，Jose 收到 Lyon Container 公司的管理層邀請，讓他擔任公司的財務主管。 Jose 努力工作，將Lyon Container變成了一家盈利的公司。 1970年，Jose 被任命為Lyon Container的總裁。但這并沒有持續多久。因為 Jose 和董事會主席卷入了一場公司內部的爭斗。 1971年，Jose進入Hertz 公司工作，擔任汽車租賃部門的高管。 1973年，Jose成為Hertz的首席財務官。Jose在Hertz不斷晉升。 1979年，35歲的Jose成為Hertz的全球總經理。 在Hertz，Jose有虐待下屬（abusing subordinates）的惡名聲。這個惡名聲伴隨了他一生。 “abusing subordinates” 通常源于職場關系中的權力不平衡，即上級利用權力控制或虐待/凌辱下屬。毋庸置疑，這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只有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行為才被視為違法。 1980年，Jose在Hertz的職業生涯結束，被調到Hertz所屬的RCA 的娛樂部。 1981年，Jose被分配到 RCA 的唱片部門。RCA 充斥著薪水過高、年紀過大的歌星。Jose設法扭轉RCA的局面，想轉虧為盈。 在RCA，Jose的道德規范再次受到了質疑。其中一個例子是，Jose將大量專輯送到唱片店，以造成一種即時銷量看起來很不錯的假象。 盡管這種操作是當時唱片業常見的商業策略，但Jose的激進發貨量，僅在1986年（Jose離開RCA后的前6個月內），RCA 就被迫兌現了異常巨大的2500萬美元的退回專輯。 1985年，41歲的Jose已升任 RCA 全球業務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然而，無論Jose多么努力，他都無法扭轉 RCA的局面。 一些RCA員工聲稱，JOSE對音樂業務的創意方面沒有什么天賦。 然而, 曾與Jose共事3年，在RCA擔任公關的Ahrold說，Jose 對拉丁音樂充滿熱情，且重振了公司停滯不前的拉丁產品線（簽下 Menudo樂隊）。 1986年，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 收購了 RCA。不久后，Jose 就被免去了在RCA的職務，結束了他在RCA的職業生涯。 在Jose離開RCA后，Elliot Goldman 出任RC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他說，他和Jose的行事風格沖突是導致Jose離職的主要原因。 Elliot Goldman說，“Jose 非常聰明，精力旺盛。但他對一切都管得非常嚴格。我覺得（Jose的行事風格）不適合我想要建立的公司。” 針對被大量的退回唱片事件，Elliot Goldman說，“Jose 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商人，不怕冒險。但（他在唱片上的做法）誰能說誰對誰錯呢？” Ahrold說，他記得Jose 非常公平，是他見過的財務人員中反應最快的人之一。 通過在RCA期間建立的人脈，Jose在加州找到 了LIVE Entertainment 娛樂公司總裁的職位。 LIVE Entertainment 是一家視頻發行和拷貝公司，部分股權由電影制作公司Carolco所有。 Jose被請來管理LIVE Entertainment 時，該公司一團糟，可能瀕臨破產，在1985年虧損2000萬美元。 Jose 將公司員工從550人削減至167人，并取消了位于伍德蘭山的租金高昂的辦公室。 同時，Jose利用 Carolco 與主流好萊塢的關系，與熱門的制片人、導演和演員簽訂了多部電影協議。后來，Carolco以制作《第一滴血》蘭博系列電影而聞名。 在Jose的領導下公司幾乎實現盈利。1987年，公司凈收入約為 800萬美元，1988年的凈收入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Jose在LIVE Entertainment干得不錯。大約在1989年上下，他的合同被延長至 1991年12月31日。而且，為了表彰Jose對 LIVE Entertainment的重要性，LIVE Entertainment 給Jose買了“關鍵人物”保險。（關于這份保險可參見二審 Fact 10） Jose 還達成了與利伯曼企業公司合并的協議。利伯曼企業公司是明尼蘇達州的一家“貨架批發商”，向沃爾瑪折扣連鎖店等零售商店分銷唱片和磁帶。 1988年，Jose再次將利伯曼報告的收益翻了一番多。這一次，他將庫存削減了一半，并吸引了新客戶，包括東北部一家大型零售商 Ames Department Stores 和 Wherehouse 連鎖店。 曾是利伯曼企業的高管，后來是Live Entertainment 的執行副總裁的David Lieberman說，“Jose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商人之一。他很聰明。” 謀殺案發生后，Peter Hoffman成為 Live Entertainment 的代理董事長。 Peter Hoffman說，Jose對他人的感受或需求不怎么敏感（同理心似乎低）。他有精明和投機取巧的商業思維。 Jose 非常清楚要如何表現自己（自我意識強），對自己的能力堅信不疑（自信），并且有個人魅力（魅力十足）。 Peter Hoffman 承認Jose在談判中可能不夠敏感和強勢，但他認為這些特質（Jose的自信、雄心和魅力）實際上是優勢， 是促成Jose成功的寶貴品質。 而不是弱點。 Peter Hoffman說，Jose的死亡讓他想到了以色列將軍Moshe Dayan 在一些陣亡戰士的墳墓前的悼詞。這些人在他們的時代是不可或缺的。 注解：Moshe Dayan將軍的悼詞主要強調，以色列的繼續生存需要警惕和力量，但也需要認識到這種立場所帶來的悲傷和后果。 摘錄一段 Moshe Dayan的悼詞（不譯，自行品鑒吧）：

We are a generation of settlement, and without the steel helmet and the cannon's muzz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lant a tree or build a house. Our children will not live if we do not dig shelters, and without barbed wir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ave a road.

73. 辯方傳喚Dr. William Vicary出庭作證，支持Erik的性虐待指控。 Dr. William Vicary作證說，當他第一次在監獄里見到Erik時，他是一個“精神錯亂、可悲、懦弱、一團糟”的人。 1990年8月，Erik接受了數月的治療，服用了抗抑郁藥物和鎮靜劑。之后，Erik告訴Dr. William Vicary有關性侵的事情。 74. Pam Bozanich沒有問Dr. William Vicary對Erik精神狀態和虐待問題的看法，而是問他從這個案件中賺了多少錢。 Pam Bozanich問，Erik在監獄里如此抑郁的原因是否是因為他面臨謀殺指控。 Dr. William Vicary說，不是。他很震驚地發現Erik喜歡在監獄里。 Dr. William Vicary還說，Erik表示過 “一生中第一次發現自己沒有壓力。” 75. Mark Heffernan是最后一位在審判中作證的證人。 辯方傳喚他來反駁泳池清潔工Grant Walker的證詞。 Mark Heffernan作證說，他在1989年夏天是兄弟倆的網球教練。 Mark Heffernan 否認1986年8月19日他們在梅內德斯豪宅。 76. 在結案陳詞開始之前，法官Weissber向陪審團提供的指導方針里拒絕提供可能導致無罪釋放的指示。 法官Weissberg表示，鑒于1989年8月20日發生的事件，“根本沒有證據”表明普通人會像這對兄弟所說的那樣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法官Weissberg允許陪審團考慮過失殺人罪的判決。 77. Michael Burt（Jill Lansing的協助律師）在結案陳詞中告訴Lyle的陪審團，他們必須考慮到謀殺是在兄弟倆處于恐懼和恐慌狀態時進行的，這種恐懼和恐慌是父母年復一年虐待的結果。 Michael Burt說，1989年8月20日晚上，Lyle就像一個沒有思想的機器人一樣行動，他出于“本能”射殺了父母，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 Michael Burt辯稱，謀殺發生的情況不符合一級謀殺罪的法律標準。 78. Pam Bozanich回應說：“這不是一個復雜的案件。Jose和Kitty當時正在看電視，被他們的兒子殺害。” 她對Michael Burt關于兄弟倆沒有策劃謀殺的想法提出質疑，指出他們開車去圣地亞哥買獵槍。 Pam Bozanich還引用了Oziel醫生的證詞記錄。Lyle在記錄中表示，他“絕對不可能”單獨實施槍擊，因此決定讓Erik“等待”這個計劃。 79. Jill Lansing向陪審團介紹了犯罪過程，并要求他們考慮整個事件，可以追溯到Lyle童年時期的性侵。 80. Pam Bozanich在最后陳述中諷刺而尖刻。 Pam Bozanich稱Lyle和Erik是“被寵壞的惡毒熊孩子”，他們得到了爸爸的錢能買到的最好的律師辯護。 Pam Bozanich一度談到辯護策略：

For all those children who were severely abused and who became useful members of society, this defense is an offense.對于那些受到嚴重虐待并成為社會棟梁的孩子來說，這種辯護是一種冒犯。

劇照：改編的這段話映射當時對梅內德斯兄弟案很流行的一種觀點

私人私語： Pam Bozanich認為，許多在童年時期受過虐待的人并沒有在后續生活中做犯罪暴力行為，以虐待為謀殺辯護是對那些虐待幸存者們的不尊重。 對那些臭名昭著的謀殺案件，人們幾乎都會提出同一個終極問題： “（兇手）的童年經歷雖然不幸，但也絕非個例，為什么就Ta爆發了如此可怕的罪行呢？” 這個問題的框架好像在說： “只有某些類型的童年創傷才會導致可怕的暴力犯罪”； “除非童年創傷導致真正可怕的后果，否則童年創傷不是個嚴重的問題”； “受創傷的幸存者沒有爆發罪行，所以所謂的創傷痛苦也沒什么嚴重的”，etc. 這個問題的提問方式暗示了，對童年創傷經歷（如家暴、虐待）可能造成的嚴重傷害的忽視，甚至回避。 在我看來，Pam Bozanich的話，與這個終極問題的內核如出一轍。 Pam Bozanich的話似乎在暗示： 沒有爆發犯罪行為的受虐幸存者已經“克服”了他們的虐待經歷（將虐待正常化和簡化）； 那些經歷過虐待但沒有暴力犯罪的人“更堅強”，“適應性更強”（受虐幸存者的污名化） Pam Bozanich的話忽視了許多默默忍受虐待經歷痛苦的幸存者，一生掙扎在虐待對他們心理、情感甚至身體的影響。 受虐幸存者們因虐待的創傷經歷而患有焦慮、抑郁、藥物濫用、信任障礙、難以建立人際關系等都在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受虐幸存者的那些影響可能不會成為頭條新聞，但它們仍然是非常真實的。 虐待對個人的影響不需要“爆發”成可怕的暴力犯罪才能被認真對待。 無論虐待是否終會導致極端犯罪，法律/社會都應該更誠實地面對且承認家暴/虐待對個人產生有害和有毒影響的事實。 從個人情感上講，我不贊同Pam Bozanich的話，因為它過分強調最明顯的后果（暴力犯罪），忽略了虐待更廣泛的傷害。 無論虐待經歷的結果如何，每一個受過虐待的人都值得得到認可和支持。 我不認為虐待辯護可能會免除或減輕個人對暴力罪行的責任是對受虐幸存者的不尊重。 我認為，只有濫用虐待辯護才是對所有虐待受害者的不尊重。 81. 在為期3天的最后陳述中，Leslie Abramson解釋了辯護中存在的問題，指責控方證人是騙子、愛出風頭，還攻擊Oziel醫生的證詞。 在辯論即將結束時，Leslie Abramson終于做了一件控方希望Erik三年前會做的事情：她與Lyle決裂。 Leslie Abramson告訴陪審團，“我不希望Erik為Lyle承擔責任”，還說，“本案的證據并不能證明Erik殺了人。” 82. Lester Kuriyama的最后陳述在三個小時內完成。 Lester Kuriyama 告訴陪審團，他不會試圖“迷惑”他們，而是要求陪審團“根據常識做出本案判決”。 Lester Kuriyama 告訴陪審團，Erik是同性戀，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如果被告與其他男性發生自愿性行為，那么他就能向你們描述他與父親的性接觸。” Lester Kuriyama還告訴陪審團，Jose并沒有強迫Erik進行同性戀行為，事實上他對Erik是同性戀感到憤怒。 83. 法官Weissberg給了Lyle和Erik的陪審團4個選擇來決定兄弟倆的命運。 陪審團可以： 判定兄弟倆犯有特殊情況下的一級謀殺罪； 判定兄弟倆犯有二級謀殺罪； 判定兄弟倆犯有故意殺人罪； 判定兄弟倆犯有過失殺人罪。 Lyle和Erik各自面臨三項指控：謀殺Jose、謀殺Kitty、謀殺陰謀。 84. 1994年1月13日，經過16天的審議，Erik的陪審團宣布陷入僵局，無法就任何一項指控達成一致。1月25日，經過24天的審議，Lyle的陪審團宣布陷入僵局。 讓一審的陪審團無法就任何一項指控達成一致，陷入僵局的問題：兄弟倆受到的虐待有多嚴重，以及這種虐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證明他們的殺父母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當合理性。 兩兄弟的陪審團對兄弟倆是殺人犯還是長期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意見不一。 法官Weissberg宣布兩起案件的第一次審判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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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Lyle的陪審團中只有3名陪審員投票同意定他為一級謀殺罪，而Erik的陪審團中有5名陪審員投票同意定他為一級謀殺罪。（一審中，Lyle的表現比Erik出色。） 梅內德斯兄弟成功地讓一審陪審團將兄弟倆的父母虐待指控（尤其是性虐待指控） 成為了他們的定罪審議的要素之一。 其實，一審的結果是辯方“獲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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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地區檢察官Gil Garcetti表示，梅內德斯兄弟案將被重新審判。 他說：“寧愿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也不愿做出過失殺人罪的判決，因為這是一起謀殺案。” 再次看出，控方是下定決心一定要讓梅內德斯兄弟被判一級謀殺罪，沒有半分地商量余地。 87. 加州政府試圖證明梅內德斯兄弟是出于仇恨和貪婪而殺人的，是撒謊的反社會者。兄弟倆捏造了聳人聽聞的指控，控訴他們的父母對他們實施了性虐待、心理虐待和身體虐待。 加州政府對梅內德斯兄弟的起訴似乎是“必勝”的謀殺案。但由于辯方精心排練的證詞、出色的辯護、措手不及的檢控官、搖擺不定的法官和被辯護理論操縱的陪審團， 梅內德斯兄弟案最終偏離了控方預想的軌道，以宣告第一次審判無效告終。 梅內德斯兄弟案從來都不是關于有罪或無罪。兩名被告承認了，他們兇殘地殺害了自己的父母。 審判的重點是，兄弟倆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個人責任，相反，他們聲稱自己是長期受到父母的各種虐待的受害者，是父母將受害者變成了弒親的兇手。 （一審總結完結） 有關第一次審判的信息來源： 1. Paul Mones（1995）：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 Paul Mones 是梅內德斯兄弟案第一次審判的顧問。 這本書提供了兩次審判中所使用的辯護策略的信息（虐待辯護）。 2. Lyle Menendez, Norma Novelli 和Mike Walter（1995）：The Private Diary of Lyle Menendez: In His Own Words 這本書就是Lyle的自傳。 3. Don Davis（1994）：Bad Blood: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behind the Menendez Killings 4. Ronald L. Soble 和 John Johnson（1994）：Blood Brother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enendez Murders 5. Hazel Thornton（1995）：Hung Jury: The Diary of a Menendez Juror Hazel Thornton是一審中Erik的陪審團的陪審員。 這本書討論了當時陪審團里出現的分歧，導致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懸而未決。 6. Alan Dershowitz（1995）：The Abuse Excuse and Other Cop-Outs, Sob Stories and Evasions of Responsibility 這本書有一章介紹了梅內德斯兄弟對"abuse excuse"的使用。 作者認為，個人責任對于維持秩序和正義至關重要。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當人們逃避犯罪責任時，就會威脅到社會正義，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傷害。 7.《洛杉磯時報》和 Court TV的網站: 有關梅內德斯兄弟的罪行、審判和律師的信息。 8. 1993年--1996年， 《名利場》雜志：Dominick Dunne寫了一系列關于梅內德斯兄弟罪行和審判的文章。 《關于梅內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審判的70個Facts》：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2777/ 私人私語的后記 1： 事實 (Fact) 是可以通過客觀證據驗證的，是獨立于個人認知的。 真相 (Truth) 是人們根據自己的認知、經驗、情感和立場對事實的主觀理解。 人只能看到主觀的東西，只會覺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對的。 每個人的視角不同，所以他們對真相的感知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真相總是曖昧不清。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個真相 ，但事實只有一個。 警方的職責是搜集證據，所以警方應該調查的是客觀事實而不是眾人眼中的真相。 然而有時，事實并不足以完全解釋案件的背景或動機。 審判不僅需要依據客觀事實，也必須考慮各方的主觀看法。 證人或當事人提供的證詞往往包含了他們個人的主觀理解。 法官和陪審團需要分析這些主觀看法背后的邏輯、情感和偏見，尋找可信的部分，分辨出對案件有用的部分，平衡它們與案件的客觀事實，然后做出公正的判決。 一些人認為，梅內德斯兄弟案是不公正的審判。 當時社會對富人的普遍看法是富人有錢，有錢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社會充斥著司法對富人失靈的輿論。 兄弟倆殺父母案之前犯過重大盜竊案，一如既往地被Jose拿錢平事兒了。 兄弟倆愛撒謊，經常撒謊，是不爭的事實。在殺父母后，兄弟倆的行為更不好看了。 兄弟倆實屬典型的被慣壞的富家熊孩子，壞到為了錢殺父母。 社會大眾也對兄弟倆的“出于恐懼”，“防衛過當”的辯護說法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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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ie Abramson當時的社會形象也很不好。 Leslie Abramson 在業界以 “take-no-prisoner” 著稱。 take-no-prisoners（“不留情面”）是指一個人完全專注于贏得勝利或實現目標，而不會表現出仁慈、寬容或對其他相關人員的尊重，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來取得成功，往往不顧后果或附帶損害。 檢方和法官都不喜歡她。Leslie Abramson對媒體的態度也不好，一些記者也很不喜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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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評論這個案子的說， Leslie Abramson也給兄弟倆帶來了負面影響。 平心而論，Leslie Abramson給兄弟倆的辯護其實沒什么問題。一審提供出來的證據充分（盡管不扎實），幾乎成功說服了陪審團判過失殺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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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司法系統面對很多社會壓力（OJ Simpson案，麥克馬丁幼兒園性侵案，羅德尼金案，1992年洛杉磯暴動等），令司法顏面無存。 檢察官Pam Bozanich說過，當時像比弗利的富人們普遍把警檢這些人當他們的cleaner。 梅內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審判里， 法官Stanley M. Weissberg 過于明顯地偏頗和限制。 司法人員們似乎都憋著一口氣想從梅內德斯兄弟案挽回自己的顏面和司法的尊嚴，用兄弟倆案子為自己“翻盤”。 每一股力量都在用兄弟倆案子為自己盤算，沒有考慮過梅內德斯兄弟案本身是不是受到公正的審判。 一個案件的審判結果不僅僅是對案件本身的裁決，還常常對整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像梅內德斯兄弟案這種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的案件。 公正的審判可以增強公眾對法律的信任感，提醒公眾必須遵守法律，減少人們通過非法手段尋求正義的動機。 法院的判決結果能夠顯示出社會對某類行為的態度和容忍度，幫助塑造社會的道德標準。 在一些具有爭議的案件中，法院的判決結果甚至可能推動社會道德觀念的改變。 當時社會人們對虐待的認知，對性侵受害者的認知等問題的觀念和現在大不一樣。 比如，Erik說就算逃了，父親依然能把他們找出來然后殺掉，這個邏輯當時被很多人認為極其make no sense，Erik胡扯。但放到現在來看，Erik有這種“不合理的思考邏輯”恰恰說明了，他本身行為的合理性，因為這是典型的長期受虐待者的心理和行為邏輯。 當時的社會似乎害怕承認兄弟倆被虐待的事實（即使陪審團已經認為虐待是事實，非謊言）。因為承認它意味著家庭單位里“一家之主”的權威力量就被削弱，這涉及到社群秩序傳統價值觀的被質疑甚至被推翻。 梅內德斯兄弟案成功地引發了人們對虐待辯護的廣泛討論，同時使社會對虐待受害者的處境產生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家庭內部的暴力/兒童虐待，以及重新審視這種暴力行為對其受害者的長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