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南方的女人跟中國的“南方女人”意思可不大一樣，除了“南方出美女”這點共通處之外，美國的南方女人可比中國南方女人彪悍多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以農牧業為主的保守南部世界要站穩腳跟，女人性格上不強悍些不行；另一方面南方的長久奴隸制使黑人女性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她們墾荒種地、掃撒整理、烹飪清潔，家里家外無所不包。對一個習慣了將委屈與不公往肚子里吞的政治弱勢群體，內心不堅硬彪悍可怎么在一個惡劣的環境中生存呀？！根據美國女作家凱瑟琳·斯多克特2009年同名暢銷小說改編的電影《相助》（The Help）講的就是六十年代初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杰克遜市這些南方女人的故事，尤其那些給白人中產貴婦們充當家仆廚子的黑女人們的故事。六十年代初的美國正是馬丁·路德金博士所領導的平權運動激烈之時，白人主婦vs黑人仆役，這怎么不是種族歧視血淚控訴的好題材！實際上，這類型的種族控訴電影好萊塢從不缺乏，經典的有《如何殺死一只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近期的則有《烈血大風暴》(Mississippi Burning)、《美國歷史X》(American History X)、《撞車》（Crash）等。只要這個困擾著美國社會兩百年的不平等問題一天得不到解決，這題材便永遠保持活力，絕不落伍。但《相助》與之前那些苦大仇深的種族題材作品的差別在于它十分女性化的明快基調。就說電影海報吧，亮黃背景色，女主角著嫩粉色及膝連衣裙，映襯旁邊大朵玫瑰花枝圖案的無袖洋裝美婦，兩位站立的黑人女仆深淺不一的灰色制服，配白圍裙、小翻領，電影名字則由粉紫色的字母書寫。這些明亮的顏色啊，還有那些充滿了六十年代特色的布景裝潢、看了就叫人歡喜。但這并不是說電影所表達的主題不深刻、問題不真實；正相反，故事中白人姑娘斯琪特（Emma Stone）違反當時的密西西比州種族隔離法律，執意采訪身邊的黑人仆婦，偏要從她們的角度描述一個不公正不合理的社會，這本身便是個了不起的嚴肅主題。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女仆艾比琳（Viola Davis）撫養了那么多白人小孩長大，自己的親生兒子卻遭白人歧視、虐待，終被奪去生命。艾比琳的痛與恨是真切的，但她的善良卻更加光彩奪目。無論遭到怎樣的言語攻擊及人格侮辱，她對孩子的愛都分毫不減，她會操著文法錯誤的英語一遍遍告訴被父母忽視的白人孩子“你善良、你聰明、你重要”；她會在同伴米妮（Octavia Spencer）遇到困難時出手相助；她也可以終于克服對自身安危的恐懼，選擇邁出危險而光榮的人生一步。而開心果一般的米妮便更不用提，只要她出現的片段就必然小小高潮迭起，笑聲滿滿，歡樂不斷。這樣明快而開朗的敘事角度配合浪漫溫馨的攝影色調使《相助》在作為嚴肅劇情電影的同時還具有了喜劇的特質，觀眾在笑聲的節奏中與這些各具特色的南方女人們一同經歷感情的低開高走、起伏跌宕，就連相對臉譜化的惡女人們也有各自的人生處境，有可恨的嘴臉，也有可悲的無奈，在某種程度上她們依然不乏迷人之處。也許正因如此，小成本小制作的《相助》這本不討巧的種族題材才能連續三周蟬聯北美票房冠軍，口碑人氣雙豐收，為第84界奧斯卡季打響了漂亮的第一槍。我也特別為這樣明朗樂觀的女性基調著迷。照理說，探討一個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問題，最容易打出的便是種族牌、民權牌、平等牌，或慷慨激昂，或聲淚俱下，在同情心與內疚感的雙重驅使下，說服人的目的不難達到。不這樣做的原因除了立意求新這個可能的因素，我覺得還跟故事的出發點有關。就如同影片中的白人姑娘斯琪特不要干巴巴地講道理，而是從黑人仆婦的角度來全方位展示她們生活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遜的真實感受，《相助》的出發點也并不是要單純地向讀者及觀眾來闡述黑人婦女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及社會不公——影片中所有涉及到大時代大事件的細節都匆匆掠過，或采取側面描述，或作為人物行動的烘托，總之政治斗爭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這些南方的女人們，是她們在這樣的境遇中所經歷的煎熬，所作出的選擇，所激發的感受及所展露出的真實人格。這些真實的東西有的卑微，有的天真，有的沉重，但她們的共同特色卻是堅強、樂觀。她們并不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面對人生，與怨念形影不離；她們在冷靜自制中以一種近似優雅的態度和命運周旋，同生活和解。這種優雅的周旋是一種極為迷人的強大力量，它使一個人的靈魂從“以惡對抗惡”升華到“以善激發善”。這是《相助》了不起的地方。這種從正面鼓舞人心的善的力量，我覺得便是女性的力量。讀書時在發展經濟學課中我記得有個話題談到了男女在面對困境時的不同反應，說統計資料表明女性較男性更不易自暴自棄，在家庭困境中女性往往取代男性成為家庭的中流砥柱。我想這大概能從某種角度解釋在生存環境更為艱苦的美國南方，女性為什么往往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從《亂世佳人》中永遠銘記“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那野草般頑強的斯嘉麗到《心是孤獨的獵手》中痛苦而激烈成長的米克，再到《相助》中坦然直面命運的艾比琳，南方的女性們一直仰著她們高昂的頭，在烈陽與酷暑中不斷趟過泥塘向前走，向前走。而跟隨她們腳步的還有時代的進步。1963年，馬丁·路德金博士在華盛頓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翌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1964民權法案》，在法律上廢止了雇傭關系中任何基于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國籍的歧視。這是民權運動的勝利，也是女性斗爭的勝利。《相助》中艾比琳在穿透大橡樹的明媚的清晨光線中緩緩走向鏡頭遠處，失去了工作的她對生活不再恐懼。她可以寫作，她還可以成為作家，她知道文字的力量終將超越種族。斯琪特的男友不能接受一個白人姑娘與黑人女仆同一陣營，但斯琪特可以北上紐約，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中繼續為自己的理想奮斗。一個能夠讓女性獲得選擇與自由的社會是一個善的社會，這樣善的社會終將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