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拋開那些關于電影節還有收山作那些花邊新聞，深入到電影文本來斟酌這部偉大的作品（或者貝拉塔爾每一部電影都可以看做是偉大的）。電影唯一與尼采的聯系就是開篇那段話，由此本來一匹普通的馬成為了那匹導致尼采徹底瘋癲的傳奇之馬。本來一個具有普世寓言功能的文本，卻偏偏要與尼采聯系起來而具有某種傳奇性。那么文本必然與尼采的哲學理念具有某種隱秘的聯系。這種聯系最為清晰的表露在那個外來人，那個胖叔叔講了電影中最大的一段話，估計比其他所有人在整部電影中說的話都多。這段有明顯“查拉圖斯特拉”傾向的獨白（“上帝已死”的含義躍然紙上），卻被馬夫（片中的獨臂老人，也是一位父親）以一句“瞎胡扯”為終結，從某種程度而言，貝拉塔爾借助主人公傳達了一種“反尼采”的傾向。但這種“反尼采”并非指向尼采“反基督”的哲學觀點，而是通過父女兩人在六天的生活來反對尼采晚期引以為傲的“超人哲學”---期望成為超越理性，超越自我，而重新實現自我評估和自我升華的“超人”，這種充滿精英意識的哲學理念在面對嚴酷的生活的時刻，顯得那么浮夸和形而上學。或許在卡羅·阿爾伯托廣場的尼采看到了這匹馬的未來，看到了都靈之馬和馬夫女兒面對死亡卻維護一種生命的尊嚴，從而徹底否定了尼采的“主人-奴隸道德觀”。上帝用六天來創造世界，第一天上帝創造了光，電影中第五天光消失了，第二天創造了水，電影第四天水消失了。這種“反創世紀”的過程，預示了第六天的父女已經陷入到一種混沌的“死”的境界，正如第五天最后，導演的旁白已經敘述了“死亡已經沉落”。在這種“死”的境界中，父親仍然啃著生的馬鈴薯，還要求女兒吃，就如同女兒要求那匹老馬進食一樣，這是在死中仍然堅持生命的體現，這就是貝拉塔爾最為樸素卻最為殘酷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