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的人手上都沾著血 文 調反唱唱 波蘭有句諺語是這么說的：“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的”，好的出發點最后卻導致毀滅，這種事情屢見不鮮。 影片的背景放在1970年代的丹麥，當時全國最大工會組織LO和執政黨(社會民主黨)關系緊張，哥本哈根城郊一個叫克里斯汀娜的地方成立了一個所謂脫離政府，脫離歐盟的自由城，全國到處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嬉皮士。影片除了一條新聞報道之外，沒怎么提政治，這種政治環境只構成了一個背景，僅此而已，在溫特伯格的電影里，政治永遠不是主題，強調70年代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人們對于秩序、體面以及合理生活的渴望比以往更加明顯。往往這種“致命”的渴望都是源于一種希望。 建筑學教授埃里克繼承了父親的別墅，因經濟窘迫，他的妻子安娜建議邀請志趣相投的人一同居住，社員入社需經面試，繳納不多的租金，公寓大小事宜的商榷需要全體成員在場，并全體投票才可一致通過，一個群居公社誕生了。接下來是短暫的狂歡，其中有一個被很多觀眾吐槽的裸泳場景，這群男女脫光衣服，跳入湖中假裝很忘我的享受自由，這段拍的并不唯美，假模假式，卻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象征人與人之間隔閡以及界限的遮羞布已經剝光之后，原本的倫理體系被自由的氛圍稀釋，但它沒有消失，的確存在。他們既是個體，也的確被家庭這個概念所捆綁，當這個小家庭的丈夫赤裸著身體摟著另一個小家庭里同樣赤裸的妻子時，他們之間的界限真的被打破了嗎？身體和環境氛圍的自由與人們心中的自由真的可以劃等號嗎？ 其實，當每個選擇都需要得到所有人的投票才得以決定的時候，自由已經不存在了，稍微的猶豫馬上被跟風心理打得煙消云散。還有一個問題，當外在的條條框框突然消失，不再有外在的因素去干擾人們的選擇時，他們反而無所適從了。很快公社的危機到來，埃里克愛上了自己的學生。 對于出軌，溫特伯格給了這個行為一個不錯的理由。他的妻子安娜是新聞主播，哥本哈根的紅人，且性格溫文爾雅，大家都喜歡她，在晚飯時，埃里克試圖與她對話，卻數次被他人打斷，安娜沉浸在被圍擁的狀態里，對埃里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讓他的丈夫感受到了嚴重的挫敗感。在第二天的課堂上，埃里克大發脾氣，狠狠的羞辱了一個在建筑學作業中用了印第安人帳篷元素的學生。他歇斯里底的叫到：“你說的這個代表自由夢境的印第安人帳篷，和建筑學有什么關系？這根本無法讓人深入的了解建筑的內部結構，我為什么要聽你們這些無稽之談，為什么要花時間聽你們去秘魯的經歷，或者關于長笛音樂的瑣事？”這段咆哮是埃里克心理活動的外化，這個主角的內心世界其實也只有這一次袒露，他的這番話很顯然的說明了自己對于所謂烏托邦的厭惡，作為房屋所有者兼“自由公社”的創始人之一的他，不過是被妻子的無政府主義理想綁架了。說到底他也只是把建立公社作為一個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而已，以致于每當全體投票不符合他個人心愿時，他會首先攻擊那個不繳納租金的社員。 現在試想一下這樣一個情境，社員中的一個人出軌了，他踐踏自己妻子的尊嚴，無恥到邀請小三加入公社，投票結果會是什么。一秒鐘都不用想，道德評判誰都會，但問題是，和人類并不完美一樣，公社并不完美。那個厭惡這種群居生活的，公寓的所有者掌握了大家的生殺大權。那些沒有繳納租金的社員首先自己打破了公社的規矩，以致于和埃里克在爭論投票的公正性時，低下了頭。小三加入公社這個致命的決定，直接導致了妻子安娜的崩潰。就像魯迅說的：“那把殺人的刀雖然在劊子手手上，但圍觀的人手上都沾著血”。 這部電影在問所有人一個問題：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有沒有絕對的參照點。《舊約》中的上帝和《新約》中的上帝不一樣，《舊約》中的上帝非常殘忍威嚴，在他那里沒有哀求和寬恕，他要求人們對他所規定的原則絕對服從，否則就要下地獄。而《新約》里的上帝充滿仁慈，心地善良，什么都可以寬恕。人類的確需要一個《舊約》中的上帝，那樣可以有一個心中的天平，一個參照點，因為人類太虛弱無力了，我們都是囚徒，無法抵擋住誘惑，不管是情欲上的還是物欲上的，公社里的所有人都在對兩種欲望繳械。這是赤裸裸的個人主義，其實無可厚非，但至少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很多時候所有的出路都會產生罪惡，應該去選擇沒那么邪惡的一條。公社里的所有人都不傻，但都不敢去做出選擇，這是他們的懦弱。 還好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夫妻倆的孩子——14歲的少女弗萊婭。當她的父母拿出她作為擋箭牌企圖說服投票者們讓自己留在公寓時，她做出了讓自己的母親離開公社的選擇。這一條路雖然殘忍，但恰恰是在目前倫理困境中作出的最好選擇。這個孩子很理性，她目睹了父親的出軌，然后自我消化，自己去收拾信仰和價值觀的一片狼籍。在投票中她又看穿了人類的本性，對母親哭道“這個公社正在腐蝕你”，點清母親了最好的出路。她是那個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努力彌補人類過錯的清醒者。 本文刊于《看電影周刊》 ，轉載請務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