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2屆東京電影節上，唯一一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中國電影《白云之下》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獎。這部電影由王瑞導演，塔娜、吉日木圖、艾麗婭、涂們等出演，講的是蒙古草原上一對夫妻的故事。 打動評委的不僅僅是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風情與美麗的草原，如廣木隆一頒獎時所說，更在于自然景色和故事很融洽，娓娓道出人物的內心情感，讓我們充分地思考我們在人生中所處的現狀，感同身受。

《白云之下》王瑞導演上臺領獎 王瑞，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導演系主任、中國電影著名導演，中國導演協會會員，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參與了諸多中國影視作品的創作并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中國電影華表獎、“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代表作有電影《離婚了，就別來找我》、《沖天飛豹》、《冬日細語》等。 書本記者有幸專訪到這位電影資深前輩，采訪時候王瑞導演亦師亦長，好幾次問我：“你聽懂了吧？”在深入淺出的交流中，我們體會到了電影人做電影的唯一要義：堅持、不膨脹。

Q：為什么選擇把這個故事放在內蒙古草原的環境下？ A：其實很簡單，是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地方，草原。有很多很碎小的原因吧，當時87、88年我大三的時候，跟著鄭老師拍了個戲，那個戲需要我會騎馬。學騎馬以后我就特別喜歡馬，然后就愛上了草原。后來我拍過兩個在草原上拍的電視劇，97年的《北方故事》和00年的《射雕英雄傳》，都有草原的戲。 這次是大概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和妻子聊天，她覺得我也不是挺快樂，跟我談我拍過的電影，我就說我的前四部電影都是別人來找我，我就拍了，盡力把它們拍好，卻從來沒有拍過一個我想拍的片子。 我妻子跟編劇陳枰是特別好的朋友，陳枰當時是《激情燃燒的歲月》的編劇，她就去找陳枰說，能不能為王瑞寫個本子。陳枰來找我時就推薦了一本關于草原的小說《放羊的女人》，我一聽就非常喜歡，看了小說，然后就想把它做成電影。 小說寫的是內蒙西部阿拉善地區的一個漢族故事，我跟陳枰還去了一趟，發現原小說能保留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妻子想待在家里丈夫老想開車出去，一開始丈夫偷偷跑了，妻子滿處找他，最后是丈夫回家后又去找他的妻子，妻子卻不在了。 我當時就想到把這個故事把西部搬到東部，因為內蒙西部的自然環境比較殘酷，草場也不太好，很容易讓觀眾認為這個男人往外跑是因為家里貧窮和環境惡劣，這樣就變得太淺了。 我要找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就是一般人得花錢去旅游才去的地方，在這兒待的人依然想跑，就不僅僅是物質的原因，所以在內蒙東部完成了拍攝。 當時動念要拍這個戲的時候也有投資，可是這個投資遲遲沒信，然后干脆跟我們說這個片子不賺錢。那個時候中國電影正好是個轉型期，文藝片投的少了，大家都去追票房。應該是二零零幾年的樣子，這片子就一直擱在那沒拍，一直等也沒有投資。09年妻子患病去世后，這個片子就變成了我特別想拍的一個戲，但是我已經絕望了，以為沒有人會投這個戲。 然后因緣際會投資談成了，而且很快就決定開拍，這個速度讓我很意外，我都沒準備好。因為十幾年間要拍的故事與現在草原上的故事相比，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化，我們近幾年也沒有去過草原，心里沒有底，擱了十幾年的戲真正要拍的時候就變得特別緊迫。 我們立即去勘外景，找到當地的牧民，透過談話和觀察搜集素材。比如戲里頭有涉及到裝wifi，都是我們在勘外景的時候發現的，對那兒不熟的話都無法想象，這在十幾年前也是不可能的事。

Q：作為非蒙古的導演在創作、拍攝和制作期間碰到什么困難？ A：沒碰到困難，譬如現代人也能拍古裝片。電影史上有一部很著名的片子《北方的納努克》，導演肯定不是愛斯基摩人，他也能拍得很好。關鍵在于，你對你要拍的故事是不是有興趣，是不是有充分的調查，對它足夠熟悉。 我們這部戲采取蒙語，一方面是是想讓這個戲的生活質感更好一些，另一方面考慮到兩個演員是非專業出身，讓他們講母語會比較松弛和自信。如果用非母語對話，可能會遇到問題，最后采取配音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效果會跟我們想象的差很遠。所以我們工作的時候這方面就沒有遇到大的問題，有劇本的時候先把戲聊好，然后進現場走戲。

我們這兩個演員的漢語都很好，我對這場戲的要求，拍什么、怎么演，他們都很清楚，之后讓他們把要拍的內容轉換成蒙語。一開始我也不大了解，轉換出來的語言比較文學性，我們組的表演指導艾麗婭就說，這些臺詞太文了，要更隨意更生活化一些。這個過程很快很短，兩三天之后語言轉換就不是障礙了。 這時候反倒可以很純粹地看表演，就像盲人的聽覺很發達一樣，聽不懂演員臺詞的時候卻可以發現許多很細致的東西。 這部戲真正的困難是我們拍攝的周期太長，一般的劇組承受不起這個周期，一冬一夏要拖一年的時間。最后也沒辦法，主創是穩定的，化服道這樣的部門只能流動。 這部戲總體來說還算順利，大家也很和睦愉快地拍完了，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困難。拍攝時因為室外居多，在曠野之中一定是比室內稍微難受點，風吹日曬冷這種事，拍其他的戲也會經歷，不算特別。 要說起困難，就是在曠野上心靜下來以后，離生活越近，我越是感到焦慮，老在想這場戲是不是一個最好的結果，是不是有比它還好的方式。經常是拍完一天戲，在想第二天戲的時候，特別焦慮。 整個拍攝過程基本上是一點點摸索出來的。今天如果拍到了一場我很滿意的戲，我會高興，第二天的戲又會拿不準，是不是一個最好的結果，還有可能有什么，因為草原上的光線變化很快。比如我們片子里有一場下雨的戲，就是一個意外的事。要知道我們呆在草原上的那段時間極少下雨，突然下了那么大的雨，瞬間就得想出一套戲來。 其實原本可以進包里避雨，因為沒有計劃雨中的戲，但是當你突然看到大自然的壯觀景象，就會想能夠真實地拍到草原的雨景，戲中夫妻倆的草原生活又多了一面。在下雨的瞬間想好這個戲并實施出來，這個強度是挺大的，不光是動腦子，還有體力活，全組瘋了一樣地搬燈、準備。因為這場戲拍不完就沒了，所以特別緊張、特別焦慮。 我覺得所有的困難其實是自找的，你也可以很松弛，下雨就歇了，等光出來再拍，但我總在想怎么能拍得更好一點，這是一個干的時候很痛苦，干完了很爽快的過程。

Q：那導演您在選角上是怎么考慮的？為什么選擇涂們來演？ A：涂們是我的好朋友，很多年前我們就認識了。一開始要拍這戲的時候，涂們演的是郵遞員，但是十幾年過去了，他的年紀也已經很難演這個角色了。后來我還是想償還一個心愿，因為很多年前跟他說過這個事，就又把他請了過來演了長輩的角色。

Q：這部電影探討了原始草原與現代城市的矛盾、以及個人自由與家庭的矛盾。影片中人物一直為此糾結，始終沒有辦法解決，您怎么看？您覺得這些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嗎？ A：你說的這些矛盾都有，不過是表面的。我甚至沒覺得我拍了一個民族電影，我們看起來它很地道，講蒙語，在草原上待過的人，看了這部戲會覺得它的生活是挺真實的。 但是其實我想探討另外一個問題。今天映后提問時日本主持人說到，這部戲里的人有的矛盾，他也有，即使他在東京。我覺得人有一個糾結的事很難處理，需要方方面面的變化之后可能才有解，至少現在無解。 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你生命中一定有一個自己的欲望，或者幾個你想做成的事。比如說我現在想喝這杯水，這也叫一個欲望。但是人又是社會化的動物，人的欲望會被周圍的環境攔阻或者干涉。 在這部戲里，朝克圖想出去，不考慮社會性的話，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欲望，沒有對錯。滿足這個欲望他就是渣男，他最好的朋友大罵他，說他不負責任。換一面說，如果要讓周圍每個人都說他好，他就守在家里，但他一輩子的愿望就想出去走走，沒有實現，這怎么辦？到現在為止我都不認為誰對誰錯，每個人都有道理。 95年我拍過一個電影《離婚了，就別來找我》也是這個意思，拍的時候我沒有站在丈夫或妻子這邊。生活的偉大與復雜不是簡單地判斷誰對誰錯，這是挺糾結的一件事。這個糾結，每個人如果沉下心來想，其實都有。 不能簡單說是夫妻家庭或是草原和城市的矛盾。現在草原上的人們，隨著科技的發達與物質的豐富，也能上網查到各種信息。所以片子里也有信息化社會與實體社會之間的沖突，加入他沒上網，沒接觸到那么多信息，他可能就沒那么多新奇的想法，覺得實實在在的生活也不錯。 但這些都是表達在面上的事情，最核心的還是那個欲望以及隨之而來的糾結。打個比方，從年輕時我就想騎摩托車，我媽說，別騎，騎車危險，這是為我好，我就沒騎；然后結婚了，我媳婦開始管，說你肯定不能騎，到時候天天揪著心；等我媳婦沒了，還是有這個愿望，我兒子站出來說你不許騎，我一想到我有責任，就放棄了。 現在你讓我騎可能都猶豫了，反應什么的都跟不上了。所以這個愿望就永遠泯滅了，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遺憾。很多事情就是這么無奈，糾結之處就在于沒有簡單的對錯。

Q：有沒有想好下一部拍什么題材的電影？ A：就拍喜歡的。因為我現在還在學校當老師，時間上也沒有那么便利，我起碼每年有半年時間是走不開的，要招生要答辯。從春節一過就開始招生，本科招完了招研究生，之后還有畢業班的答辯，一下就得忙到六月份放暑假，下半年也不一定走得開。 另一方面，我覺得我現在想明白了，我要拍戲其實還是要拍我喜歡的，你這樣才有興趣，因為我們這個戲，說起來也挺苦的，但是因為喜歡就能堅持。 Q：那您在電影教學和拍電影之間您是怎么平衡的？ A：是沒有平衡的。當年89年留校當老師，在年輕的時候是以拍戲為主，我們系對我很好，沒有把我拽在系里，我有時候經常會上一班課。因為那時候很年輕，沒有這么大的名氣，所以人家說馬上開機你就得來，你不來就放棄了，所以那時候過得也挺難的，人是分裂的，上課還要拍戲。 后來稍好一些，人家愿意等你，那時候能找到平衡點，一年當中可能有一段時間去拍戲，另外一段時間來教學，這是一段最好的時候。當老師當久了以后，你會覺得拍戲的時候你會找到各種想探索的東西，以便于回學校去講課。 12年后我就長駐電影學院，就沒有平衡了。這七八年以來，除了拍這個戲以外什么都不拍，純教學。這個戲還是用一個寒假和一個暑假來拍，所以那年就特別累，完全沒歇著，教學以外的時間全拍戲。即使是這樣，這種戲也是很難找的，不可能每個戲都正好能用寒暑假的時間拍。所以我現在就沒有拍戲與教學的平衡問題。

Q：同輩導演很多開始商業化運作，您為什么堅持拍文藝片？ A：我是拍商業片出身，第一部戲就是商業片，當年全國賣了不錯的票房，兩百七十多份拷貝。我其實不排斥商業片，對電影的標準就是喜歡，看到喜歡的劇本就會拍。其實商業片還是文藝片，也不能這樣簡單地區分。 影片進院線就是一個商業行為，觀眾不會因為是文藝片，就能在票價上多加兩塊錢。電影一旦進入到流通渠道就是一個商品。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拍好的電影，電影基礎很差的話，就拍不出好電影。

Q：您和婁燁、王小帥是同班同學，您怎么看待他們的作品？ A：我挺佩服他們的。我覺得這么多年的堅持很難，更別說這對他們的生活得產生很大的影響。就是喝白開水，一輩子堅持下來都是很難的事。當然就因為他們的堅持，境遇比一般拍文藝片的導演好些，起碼有人給他們投資。不過確實有過很難的時候，他們還是咬牙做出來。 其實上學的時候，電影學院的教學正好轉變了，看了大量的商業片。當然也看歐洲的片子，那時候比較講究電影技術。從我們那兒開始，就講究把電影拍好看拍帥。所以我覺得他們拍的還是商業片，只是會注重片子的品味，品味低的片子不忍做，比較愛惜羽毛。

Q：您現在會看一些國產青年導演的作品嗎？ A：天天看。青年導演因為沒有這么多的經驗，經常會冒出閃光的想法。我那兒的學生從上課到畢業都是用影片做的，做作業是拍片，畢業也是拍片，你看的見有些孩子很有才華。中國現在這么重視青年導演是個挺好的事，使得有才華的人不至于被埋沒。 但是我覺得青年導演不僅要熱情和才華，電影畢竟是一個需要很長時間磨礪才會有最終的成果。還需要在行業里經過很長時間的磨礪，我們今天說的所有大師都不止一部片子，都是在一個漫長的創作經歷中慢慢形成了風格，不被超越。 很多青年導演拍一部戲挺閃光，第二部戲就折了。我覺得這個需要他周邊的人或者是環境給予一定的保護，因為年輕人拍了一部戲，很火，然后突然膨脹，這樣很快就會把一個有才華的導演給毀掉。這是一個挺值得注意的問題。

Q：所以您在教學生的時候，什么是電影人最重要的素養？ A：我們在教學中都是通過很具體的，看起來技術、技巧的東西，用四年或者七年的時間在培養一個人的美感。在熏陶他的美感的時候，是得通過許多具體的事情，沒有辦法單教美感。美感的培養也需要一段時間，就像酒有一個發酵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馬上就有效果。 我的學生拍長片了，獲得很好的反應，在這片子公演、到電影節之前，我基本都會找他們談談。我都會先說，你把我的話記住了，現在你聽不懂，要過一段時間你才能反應，有一句老話講“是非經過不知難”。 比方說，我現在跟你聊你都能懂，但當你出名了，周圍人態度什么都變了，接觸的人跟以前也不一樣了，會有大公司跟你描繪很好的前景，花錢給你租房弄一工作室配兩個秘書，你不可能不變形，事先我跟你再怎么說你也會變形。但是因為我跟你曾經說過這個事，在某一天你可能會突然清醒。 當年我拍《離婚了，就別來找我》的時候，當時還沒有網絡，就報紙上狂登。我攝影棚的一個角落里坐的全是記者，逮個空就要采訪。當時主演的李保田剛演完劉羅鍋，特別火。你就會膨脹，聽不得別人說不，一說不你就會很冒火。 后來是一個跟我很近的朋友，說王瑞你現在脾氣怎么這么大。我突然明白自己變了，膨脹了。它是有這么個過程，因為我們這個行當，突然間一夜成名是有可能的，你根本沒準備好，你得修養。 你看世界的方式突然變了，昨天還是這樣，今天突然那么多人找你簽名，心里面不可能完全平靜。

書本記者笑意和王瑞導演、主演合影 在東京電影節閉幕式的舞臺上，王瑞導演感謝了組委會對電影的肯定，讓這部電影有機會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現在對拍攝這部電影的記憶是很愉快的，雖然中間經歷了許多艱辛，但是很認真地把這部電影做下來了。這個獎項讓他更加堅定了做電影的認真態度是可取的。 他說，電影節結束后飛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還是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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