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部《the big short》讓不少人在視聽兩方面都重溫了一遍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電影里面無良的銀行從業者和華爾街投機鉆空者紙醉金迷的樣子應猶眼前，但要說最令人氣憤的，還是片尾的結局——美國政府救市接盤，為了保證大型銀行和投資機構不會轟然倒地給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大而不倒”成為了唯一的選擇，于是聯邦政府花了$7000多億老百姓的血汗錢去救市。 然而，緊急地救市計劃受到了民眾的質疑和媒體的批評——納稅人表示這個鍋我們不背，美國政府必須采取行動整改金融監管系統并給出民眾一個交代。 雖說如此，估計哪個納稅人們也沒想到，為次貸危機買單的，最后居然是一家基于曼哈頓唐人街，宗旨為為華人移民服務的社區銀行，莫名其妙成為了整個次貸危機爆發后唯一一家被施以“mortgage fruad”罪名，被刑事起訴的銀行——國寶銀行。184項重罪的指控，意味的是聯邦政府要求這家全美排名2000開外的這家小銀行，為整個次貸危機負責。 意外被政府盯上，國寶銀行的創始者孫氏一家感到痛心而憤怒。但他們并沒有選擇沉默和被迫接受指控，而是選擇了上庭證明自己的清白，而這一漫漫的辯護之路，一走便走了5年。打官司期間，他們的故事被知名導演Steve James得知，跟蹤記錄了孫氏一家如何不懈地搜集呈遞資料，和政府打這場拉鋸戰。最終孫氏被陪審團判定無罪，而他們的故事也被放上大屏幕，成就了紀錄片《國寶銀行：小可入獄(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去年，這部紀錄片亮相林肯中心的紐約電影節，驚艷感動了一眾觀眾，以至放映結束后掌聲不絕。而這周《國寶銀行：小可入獄》即將登上IFC劇院放映，又引發了一大波影評人和觀眾對此事件的各種關注和討論。周三，孫氏一家及導演來到了美國華人博物院，和紐約的華文媒體就國寶銀行和曼哈頓D.A.的這場戰役、美國華人遭受到的文化和種族上的歧視、以及現在國寶銀行和孫氏一家的情況做出了一番分享。 國寶銀行與聯邦政府這場拉鋸戰其實始于銀行的貸款員余啟斌Ken Yu，當時這位貸款員并為將Jie Chen和Ariel Chi夫婦的一筆支票存入銀行，而是擅自拿走了這筆錢。此事敗露后，國寶銀行的管理層孫家很快便采取行動，不僅開除了Ken Yu，并向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報告，甚至請來外部調查機構來調查銀行的貸款部門。然而，本來是受害者的他們，卻被曼哈頓地區檢察官Cyrus Lance被予以184項指控起訴，成為了“被告”。 在影片中，觀眾看得到Cyrus Lance在新聞發布會上侃侃而談一副起訴國寶銀行是為了正義得到伸張的樣子。而檢方更是認為，國寶銀行長期以來幫助其客戶在房貸申請文書上造假，讓無力償還房貸的人拿到款項，促發美國房市泡沫持續膨脹，最終房市泡沫破碎房價下跌，導致了次貸危機。對于這樣的指控，孫家并沒有選擇認罪做魚肉為他人所刀俎，而是選擇和政府對簿公堂。 這樣的選擇是勇敢地，因為選擇背后困難的并不僅僅是參加一次次的庭審，準備一份份的材料，更是意味著國寶銀行的資產要在拉鋸戰中被長期凍結，銀行的諸多業務受到限制(新聞發布會上，孫啟誠先生表示，由于資產凍結，任何金融機構當面對著這種刑事上的指控時都意味著很難脫逃“機構死亡”的命運……)；而更深層面的痛苦來自于心靈和精神，曾經是華埠驕傲的孫家，現在要面對mortgage fraud罪名帶來的羞辱，走在Chinatown中間，他人對自己的眼光會否異樣，而自己扎根社區為華人客戶服務的聲譽，又不知受到了多少的玷污。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對孫啟誠的的小女兒來說更加嚴重，當時在曼哈頓檢查辦公室工作的她，因篤信司法公正而投入一腔熱情于工作，但自己家案情的爆發讓她開始質疑自己曾經篤信的信仰，最終選擇了辭職回家，同父親和姐姐們站在同一戰線打這場拉鋸戰。 檢方與辨方在此案爭論的焦點在于，國寶銀行在房貸申請文件上造假，是否增加了房利美的風險并加劇了次貸危機。誠然，房利美規定不能用借款來付房貸首付，但在美華人移民買房的首付資金則往往要么來自于家里親戚借的錢、或同鄉會籌措到的錢，更有甚者是透過現金不報稅的方式獲得的隱形收入，在填報證明資金來源這個問題上往往應對尷尬，因此國寶銀行貸款員采取的方法多數是將這些來源偽裝成gift贈款。然而對于檢方提出的“借來的錢是負債，表明貸款人仍然無力償還”這一說法，國寶銀行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其一，華人和“老外”對于在親屬間借錢這件事情看法不同，中國人誰家需要一筆錢了，往往親屬責無旁貸地借出款項，而這種錢款本就模糊了“借款”和“贈款”的區別，很難稱得上是“負債”；其二，即使是從所謂“同鄉標會”處借來了一筆錢，因為同鄉會往往不光能找到借款人本身，甚至連借款人在中國老家的親人都能找到，而借款人無論是出于自己和家里的面子，亦或是安全考慮，都更是積極工作打拼；更何況，國寶銀行顯然比檢方更加了解華人移民社區中，因為有種種不規則的運作方式，華人實際收入遠高于給IRS呈遞的稅表上的收入，銀行在批準一個貸款人貸款的請求時，往往其實比普通美國銀行更“高級”地衡量了各種方面的因素，而做出了批準的審核。正因如此，辨方律師拿出了國寶銀行0.36%滯欠率(default rate)的證據，這個百分比，可是遠遠低于6.6%的全國平均水平。即是說，即使國寶銀行有存在違規房利美規定的一些行為，也絕不至于到構成刑事罪的程度。 檢方提出的各項重大罪責，其實是一種文化上的傲慢，貌似“理性做出判斷”的言辭背后，其實閃爍地是其不愿去了解華人社區的文化以及其特有的操作方式。孫家的三女兒Heather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出，種族上的歧視分為兩種，一種是overt racism，一種則是covert racism，相比于明顯的overt racism，假以理性去包裝掩飾的covert racism才更危險，當Cyrus Lance祭出所謂權威和理性，道德和正義時，人們的觀念很容易被其所控制，忘記去從弱者和少數族裔的角度來換位思考問題。而Steve James更是引用片中Cyrus Lance所言，“我們并不是因為國寶銀行是一家華人銀行才對它這么嚴格，即使是一家印度銀行，或者南美的銀行我們也都會如此處理”，表示Cyrus潛意識里的對少數族群的歧視。 如今，國寶銀行的案件已經隨時間流逝而悄然平息，然而再提此案時，發布會上孫家人仍然會偶爾眼含熱淚。孫啟誠的太太更是表示，自己現在和先生在弗羅里達養老，而當年自家案件某一檢查官的岳父恰巧是孫先生網球雙打的partner。對于自己先生給出的“事件已平息，我帶著他贏得了比賽”的說法，孫太太表示自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件事情就像一個深深的創口，每次揭開都意味著巨大的痛苦。 發布會后，我們采訪了孫先生。問及現在國寶銀行的業務如何時，孫先生表示，一切不可能瞬間復原，但重建工作正在國寶銀行這個創傷之后重新站起來的機構體內發生著。“在我75歲時發生的這件事情，對我們做的于社區的服務是一個中斷，這非常可惜，但發生就是發生了，要往前看，把不幸地轉成好的，這是我的希望”。他又說道，“這件事情給我們所有在美華人了一個教育，那就是如果案子不贏，這樣的歧視和欺辱會永遠發生下去，但通過Steve James的紀錄片，我們把這個影響擴大了，發生了一種社會效力。我希望有這種情形發生之后，我們中國人應當都開始參加選舉投票，因為我們需要有政治上的力量，華人社區有力量，有政治話語權了，以后國寶銀行這樣的案件和受到的不公情況就會減少了。而我在我今后的日子里，將把我的力量主要投入于提高我們政治和文化話語權這項事業中。” 已入耄耋之年的孫老先生，在歷經此事之后，不僅沒有被擊倒，反而更發想要替海外華人爭取政治話語權，著實令筆者動容。又不免想，片中孫先生的四個女兒，優秀而堅韌，彼此扶持著打贏了這場和政府對簿公堂的仗，現在眼觀孫老先生，確實能想見他四個女兒義無反顧的執著堅忍勁兒是從哪里而來。 對于國寶銀行來說，“small enough to jail”如同鳳凰重生經歷的浴火。而對于廣大在美華人來說，我們除了觀看此片，也許更加需要的，是團結起來，用每一張選票來捍衛自己的權力；用每次對不公正事件的發聲來減少不公事件未來的發生。正如孫老先生最后說的，“希臘有位哲學家說過，如果我們不去參與政治，我們就會永遠被迫受人管制。” 愿每個海外華人都可以行動起來，讓類似于國寶銀行一案的事情，未來不再于華人社區內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