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開一門新課或者來一位新老師，破冰時期必問的問題肯定有：誰以后想成為記者？如果記憶還算正確，不管是堅定舉起來的手還是四下張望過形勢之后再舉起來的手都是以可怕的速度逐年遞減的。比較悲慘的是，到了今年我終于也成為了東張西望不敢直視提問者最后還是決定把手藏在桌子下面的大軍當中的一員——不過我發誓我也可以在回答“誰以后完全不想成為記者？”的時候做出同樣的舉動。沒錯，在不知不覺當中，我變成了一枚不折不扣的騎墻派。并為此感到羞恥。誠然，在作為新聞學人過去兩年（或者嚴格來說一年）里，總是有太多發現現實與理論/理想不符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一多就開始懷疑，懷疑一多就開始動搖，動搖久了必然要放棄。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這大概是半途而廢的新聞學人最常用的解釋自己為什么放棄所謂“新聞理想”的表達了。說真的，的確很給力，給力到可以藏下無數真正的緣由，譬如記者沒地位，譬如記者吃力不討好，譬如記者沒錢賺，譬如記者不穩定。當然以上的任何一條都不如基于不可抗力的“新聞自由”來的擲地有聲，仿佛還帶著深深惋惜與無奈來作繞梁余韻，莫敢不從。所謂新聞自由到底是不是一個錯誤歸因呢？只需看撇除這個冠冕堂皇的大罩子之后，我還敢不敢說我想做記者。《總統班底》的故事所發生的時代，《華盛頓郵報》記者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揭露水門事件的70年代從來被認為是新聞史上一個無可復加的光輝歲月。本學期第一節新聞報道理論與技巧課（TT）上，Mark就說，所有新聞學院的課上都會提到它，因為這是對美國曾經新聞自由的最好注腳，也是堅定學生就業信心的最勁強心針。水門事件之后《華盛頓郵報》的廣告詞一度是：這是一份能幫副總統找到工作的報紙。簡直不能再拉風一點了。當片中Ben Bradlee在報道出街前一天在院子里對Bernstein和Woodward說：“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沒有什么在此之上，除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聞自由，可能也因此保障了美國的未來）”其讓人血脈賁張的能力不亞于在《十二怒漢》里聽到Henry Fonda說（不是原話）美國司法制度最神圣的一條就是一旦陪審團不能達成一致就不能判一個人死刑，也是美國如此強大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到現在依舊存在，可是水門之后再沒有出現過同等分量的可以撼動all president'e men的報道——別說拉鏈門。911之后，美國政府雖不像我天朝一樣成立新聞媒體監察部門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卻以一種更潛移默化的方式，將他們愿意看到的報道方式植入媒體腦中最終令其放下尖刻的筆和攝影機。上周，《南華早報》的財經版資深編輯Kenneth Howe來做TT的客席講師，當中講到一個他在《舊金山紀事報》時揭露某銀行大班虧空公款的故事。我驚奇的發現，他所描述的如何確認信息來源，如何確保自己不受報道所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傷害的過程與《總統班底》中Bernstein對水門報道進行最后確認的方式如出一轍：以各種虛擬語氣向專業人員求助，然后以“如果我說的是錯的就在N秒內打斷我”的tricky方式來求證。然，Kenneth對報道出街的期待全然不似電影中的Bernstein來的熱切，甚至乎我隱隱覺得同樣在得到隱喻的肯定的答復后Kenneth的欣喜是來自自身安全的保障，而Bernstein卻是源于真正作為調查記者揭露出一件驚天秘聞的快感。的確，Kenneth之后也說，在寫這類報道時候，editor就不是你的最好朋友了，因為他們總是會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推你和報道出去以追求銷量和社會反響，但最后萬一惹麻煩了卻不甚關他們的事，所以在這時記者需要自己衡量利弊，是push還是pull。且，電影對于人物和事件總是會做出藝術化的處理——譬如新聞從業者角度看，我不認為Bernstein和Woodward在每一次調查采訪時都嚴格按照新聞人守則所說第一時間自報家門居然還能得到被訪者的全力支持。當年BW二人的真實心理反應早已經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即使在完備的制度下，依然可能存在不可預知的不被保護到的暗涌，于是仍舊是個人在選擇到底是做還是不做。所以，為什么要做？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什么要寫作》里提到新聞記者是被強烈的虛榮心和自我中心意識所推動的。很尖刻，但是亦沒有錯——Kenneth也說幾乎所有杰出的記者都是抱著一顆不切實際的想要拯救世界的心而投入的工作。仔細想想，原本所設想的從天災戰事中以文字語言的力量教化大眾、懲惡揚善，不是那種無可救藥的英雄主義精神卻又是什么。當然你從來也應該知道“英雄”不是一個太過現實的詞匯。不夠現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存在的可能和價值，只是他們不會那么容易頂著棱角生存——你做的很好，但是萬人卻拿著十架在搖愿釘起你焚燒。昨天翻看舊郵件記錄，才發現原來兩年前的我居然對陌生人也滔滔不絕過我的“新聞理想”，熱烈到簡直要灼傷我今天日益冰涼的眼睛。那時候的我竟然那么堅定地相信，即使大氣候并不樂觀，但是“永遠的忍耐，永遠不出來，世界將依然不變改，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所以，做還是不做？也許還是需要想起一下初時的雄心壯志，但愿總是能“不愧面對，出發時熱血之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