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拍的片子我都著迷。尤其愛那股恣意揮灑的生猛勁兒，帶著點超現實，夢幻般地飛起。同時又好像能從中更清晰地看見現實。 比起那些貼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現實題材，姜導抓到了電影這門視聽藝術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說套詞兒，是強調「精彩」的具體含義——出色，絕妙，出乎大眾意料，超常表現。 這可不是隨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來，得有用武之地。 姜導曾在采訪中提到，想把「北洋時期」當做類型電影，好比美國的牛仔時代。我的理解是，能從一個時代里找出類型元素，說明這個時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從《讓子彈飛》，《一步之遙》到接下來的《邪不壓正》，民國「北洋」就是姜導的用武之地。 北洋時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民國建國初期，以北京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權，故稱北洋政府。圖為李翰祥1972電影《大軍閥》劇照，其中軍閥形象就是北洋軍閥。《邪不壓正》講的是1937年日本侵華前夕的故事，已經不是北洋時代，但納入了所謂“北洋三部曲”。

眾所周知，北洋時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天災不斷，人禍頻頻，整個一水深火熱的世界。 但若細翻史料，便會發覺，以上標簽只是陳詞濫調，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熱，畫風如何還需要看更多歷史細節。 前陣子《頑主》重映，看到那場群魔亂舞的“現代派”時裝秀，我想到了北洋時期，畫風和那場戲有神似之處。

《頑主》（1989）T臺秀群魔亂舞，王朔原著小說，米家山導演。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陽門門洞里堵“車”了—— 打東邊走來一隊駱駝，打西邊開來一輛勞斯萊斯。車里鉆出英國司機，比劃著跟牽駱駝的通縣老鄉交涉。 正商量著，斜刺里鉆出輛人力車，硬要往前塞。后頭一聲吆喝，一個騎自行車的巡警追了上來。亂的不可開交，駱駝突然驚了，原來是給后頭冒出頭的騾子嚇到了。 這一驚，把一輛糞車撞翻了，頓時屎湯流了一地，人力車上坐著的八大胡同頭牌一頓臭罵，說趙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還凈添堵。說著抄起根煙槍就要揍車夫——車夫一瞪眼，說你放尊重點，我好歹也是個廂白旗。 旁邊一女學生拉住頭牌，塞她手里一張傳單，說姑娘你要爭取女性獨立啊——后半句沒聽清，就給一陣巨大的轟鳴聲淹沒了。這是路過朝陽門站的環城鐵路急剎車，急剎車是因為車上鬧土匪了。 列車一停，乘客就砸門扒窗往外擠，戴黑禮帽的，盤大辮子的，留油背頭的，穿旗袍的，穿洋裝的，穿學生服的，滾成一鍋八寶粥。 總算從日壇那邊傳來一片槍聲，當兵的來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頭，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東四牌樓去了。原來是南方軍閥來打北京了。 眾兵匪殺到紫禁城，撞見宮門口一群夾著鋪蓋卷的老頭子，正朝著皇宮磕頭高呼萬歲。這是剛被溥儀趕出來的太監，剛剛從宮里領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沖，老太監東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來，滾得滿地都是。 這就是北洋時期的畫風，一場魔幻現實的社會奇觀。各路角色粉墨登場，不分左右無問西東，不用IMAX大畫幅你都裝不下。

1924年的北京朝陽門，美國社會學家西德尼·甘博拍攝。

這種中洋、新舊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時完全不同，那時的長安是包容大氣，而北洋北京卻是迷惘焦灼——看起來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爭鳴，又好像遍地攪屎棍。 比如說媒體，從清末到北洋末年，報紙雜志一窩蜂，最多有一千多種報紙。大報業如《申報》，北洋17年間發行量增長了20倍，在1928年發行有14萬份。 小報小刊就數不清了，夸張點說，能寫字的都在辦報，能認字的都在看報，不認字的都在聽人念報。 這些報紙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報上打廣告，還有報社記者靠寫黑稿謀生，說誰家飯店吃出蒼蠅了，哪個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著稿子去訛你。 連大學辦的雜志都胡扯淡。南開大學的《校風》雜志里，曾有人寫靈仙狐仙。開放到這個地步，有種迷之自由的感覺。 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閉后權威真空的結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門領導，都想當老板。 按社會學的講法，在穩定的社會組織里，每種角色都有相應的行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預期的。一旦組織崩塌，角色就亂了，就無法預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農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當兵的打了，就換上軍裝當兵。 女學生想趕時髦，就學八大胡同。瑤姐想招攬生意了，就扮成女學生。 有人說要立憲搞共和，一轉臉就換上了龍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煙上癮，就轉去扎嗎啡——煙還真戒干凈了。 社會角色之間相互沖突，邊界模糊，隨時都有可能能置換身份。《讓子彈飛》麻匪當官的戲劇沖突，就可以理解為社會角色的混亂。 故事里有土匪，有縣長，有豪紳，三方打成一團，表面對立，實則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在搶奪老百姓的信任和資源。

強盜殺赴任官員冒名頂替之事，在清代筆記《清稗類鈔》中就有記載，講的是康熙年間的事，故事里的強盜當了官，上任后表現很好，“為政精明，人咸愛重之”。圖為姜文2010年作品《讓子彈飛》美國版海報，依次為土匪、惡霸和縣長。

那時的城市邊緣，游蕩著大量穿衣吃飯沒著落的游民，這些人進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領導就變成了流寇。 因此，他們最喜歡加入黑社會或去當土匪。險惡的生存處理里，暴力奪取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安全感。 北洋時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國。民國元年的政府公報里曾說，河南省“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頭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亂，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們占著各個山頭相互不屌，都說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個民謠這么唱：某軍開口叫老鄉，不賣子彈就賣槍。只說您是皇軍隊，誰知都是黃鼠狼。 據一個外國傳教士記錄，說剛民國時土匪只搶富人，后來只搶中國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見人就搶——保守估計，當時的中國土匪有2000萬。馮玉祥北洋后期的國民革命軍，有十萬都是收編的土匪。 《讓子彈飛》里的張麻子一派風流，但在真實的北洋世界里，當土匪并不怎么風流——同行太多了，競爭壓力大，根本瀟灑不起來。

1923年春，山東抱犢崮山區發生民國時期最大土匪劫案，驚動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壞鐵路，挾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編入正規軍。圖為外媒當時的報道。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時期的社會角色混亂，是因為社會信仰崩潰了。 北洋17年間，內閣更換47次，權力更迭導致混亂。看起來和以往改朝換代的亂世一樣，但其實卻不只是權力的游戲，更是信仰之亂。 康有為曾論斷民初社會——

新道德未立，舊道德先亡，致令舉國人民無所適從，手足無措，則惟有猖狂恣睢，縱欲忘度，毀倫滅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會，信無政府主義。這個主義認為，什么權威都不可信，民眾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種破罐破摔的無賴勁兒。斧頭幫幫主、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就信這個，誰當老大他就暗殺誰。 但革命高潮一過，很多人發現世道更亂了，便進入賢者時間，躲起來信佛抄經。就連魯迅先生也做過很長一陣子佛系青年。 民國頭幾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種佛經，又是買又是抄。據他好友許壽裳回憶，先生曾說：“釋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時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 普通老百姓，則根本不知道自己該信什么，只能逮著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澇多，前途未卜，民間就延續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間，僅《申報》記載的求雨迷信事件多達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從省長到縣長，都親自組織求雨，把虎頭骨拴繩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蟄伏的龍，“必能與云布雨”。還命令全城婦女扛著黑旗游街——因為“女為純陰，日為純陽，認因制陽，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請關公、呂洞賓、何仙姑這樣的本土神，還與時俱進地請來耶穌、托爾斯泰和拿破侖——不同的事兒問不同的神，托爾斯泰管考試，拿破侖管打仗。 有時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們還會犯選擇困難癥。 歷史學家錢穆有個朋友，一面研究馬克思，一面學習催眠術，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來背上生疽，不看醫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療，死了。

1923年，中國精神研究會出版的《催眠術》指南書籍。上面寫著：中國催眠學界之絕對權威，執斯界之牛耳者本會而已。

迷信虛妄的代表，是紅極一時的“靈魂學”——相信靈魂不死，化為鬼神，可轉世再生，通過扶乩請神和靈魂攝影，就能看見。 甚至，此學說也趕時髦，主張靈學救國，“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論調之高，不亞于新青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以期更好地開啟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發生了件“開啟民智”的事——靈學會成立，出版會刊《靈學叢志》，前北洋政府大總統親自撰寫題詞，并在《時報》連續登廣告，還請來西學前輩嚴復寫軟文。 胡適的文章發在《新青年》上，當時發行量最多不到兩萬份，且多賣給了大學生。 《時報》發行量雖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創刊的老牌日報，不但有時評，還刊登翻譯小說——胡適自己都看。 據此可以推測，靈學在輿論聲量是大大勝出的。而且，這種影響力不僅在底層民眾。 早在靈學會創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蘇教育會之遙，演講靈魂學，滬上名流聯袂而至，現場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誰？此人演講三個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一年后又當上了國務院總理。 除了靈學會，當時主張靈魂、神佛、轉世各種鬼神之說的，還有不少組織。有個叫“同善社”的迷信組織，獲得了北洋政府批準，內務部立案，公開在北京設立總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處宣傳自己能“借經于扶乩，以遞人鬼之郵，以洞幽冥之隔”。

北洋時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

這些扯淡學說為何能蠱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虛而入。賽先生（科學）來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給鬼神。 靈學既科學，又鬼神，“科學”地“迷信”——中西藥結合療效好。 還是1917年，張勛率領五千辮子軍在北京搞復辟，重新打起清朝龍旗。對這事兒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紛紛傳上長袍戴上假辮子出門慶祝。 這是懷舊式的迷信。

1917年7月，張勛復辟只搞了半個月，北京城掛滿了龍旗。復辟后，卻對民間有持續影響。魯迅1920年寫過一個短篇《風波》，講江南某鄉間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龍庭”，發愁自己已經沒辮子了。

至于其他借天災人禍大發迷信財的騙子信仰，更是無孔不入。《申報》曾記載，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樹，有人編了個段子說這樹附有神靈，沒過多久，人們就來燒香磕頭了。 武漢有份叫《光華學報》的報紙曾刊發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亂者，迷信可以統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堅定之；舉動飄忽者，迷信可以穩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奮勉之；體質柔弱者，迷信可以發大之。

希望破碎的時代，人們總是要信點什么，讓自己有所依靠。歸根結底兩條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虛妄。 無論何種名義的暴力與虛妄，都牽扯到利益之爭、流量之爭，勢必發生力學反應與化學反應。全民對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豈能不精彩，豈會不慘烈？ 精彩而慘烈，就是荒誕黑色的戲劇性。戲劇性背后，則是蒼涼和虛無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國的電影電視，都聚焦在民國的戲劇沖突上，拍民間的講究傳奇，拍政治的講究立場，但很少有作品能觸及這層底色。 在我的觀影經驗里，能達到這個層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婁燁的《紫蝴蝶》算一部，還有就是姜導的《一步之遙》。

紫蝴蝶 (2003)6.92003 / 中國大陸 法國 / 劇情 愛情 歷史 戰爭 / 婁燁 / 章子怡 劉燁

《色戒》和《紫蝴蝶》都講出于革命道義的暗殺，主角都是女性。因為相信某種理念，接受時代強加的角色，但最終在自我內部沖突中崩潰，繼而波及更多人的命運。 這就是前面說到的亂世核心問題：身份、信念的極度不確定和荒誕反諷。 《一步之遙》更進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實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這種個人化的表達，才超出了時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討論人性和時代沖突。

一步之遙 (2014)6.72014 / 中國大陸 美國 中國香港 / 劇情 喜劇 動作 / 姜文 / 姜文 葛優

《一步之遙》剛上映的時候，我沒那么喜歡，覺得不如《讓子彈飛》好看。但后來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讓子彈飛》更深入地使用了歷史素材。 許知遠采訪姜文，問他你是對歷史迷戀嗎？姜文說，歷史對你來說，是一個可以借助的東西，但你表達的一定不是歷史本身。 一般都說，這部電影取材自1920閻瑞生劫殺妓女案。我覺得這是大誤會，讓人先入為主地感覺是個“犯罪”類型。要我說，這片子是取材自“閻瑞生劫殺妓女案”發生之后的事情。 閻瑞生是個典型的北洋“社會人兒”，震旦大學學生，賭徒、流氓，還懂外語，做過買辦。1920年6月9號，他殺了花國總統王蓮英。6月16號案發，《申報》登了新聞《麥田內發現女尸》。 接下來，就是一場社會奇觀秀。 閻瑞生還沒緝拿歸案，改編的舞臺劇就開演了，男女主角由閻瑞生的同事和王蓮英的姐妹扮演，舞臺上的車，就是從案發現場拖來的。 7月2號，《申報》登了個通告，說要出版小說《蓮英被害記》。之后，諸如《拆白黨謀財案：蓮英慘史》等小冊子就上市了。閻瑞生槍斃第二天，文明戲《蓮英劫》、《蓮英被難記》就開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還出了閻瑞生案的唱段。

閻瑞生案發僅半個月，《申報》就發通告說要出書，占住了故事IP的坑。

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導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達。從慘案到消費，從生活到戲說，再從戲說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遙。 《一步之遙》里的花國總統、軍閥、少帥、戲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會人兒”，包括主角馬走日，是前清遺少。在各路社會人兒強加的邏輯里，馬走日別住了馬腿。 他要演自己，還不能是自己。他沒殺人，卻要承認殺人。他要活著，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卻要死。這場戲里沒有導演，只有副導演，還各有各的邏輯，你只能擰巴著。 其實不管什么年代的歷史，這樣的擰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誕。 姜導把這場北洋年間的社會奇觀拍得跟酒神狂歡一樣，喝高了一樣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卻是當下時代的底色。這正是姜文獨有的“北洋”寓言類型片。 馬走日不說了嗎——Today is history 。

《一步之遙》劇照，姜文與葛優。

參考資料： 《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 李長莉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民國時期的土匪》，英·貝思飛著，徐有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國前期迷信問題研究1912-1928》，鄭國 《變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靈學會成立緣由初探》，鄭國 《魯迅全集》第一卷，魯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遙》原型：1920年上海灘媒體圍觀的“閻瑞生案”，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