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6 年 1 月 3 日 地點｜美國電影資料館（American Cinematheque） 整理 / 翻譯｜逃逸光子 導演：這部電影的靈感是從2020 年 5 月出現的。那時世界很糟糕，我覺得未來幾年也不會好。我需要“溫柔”，我感到缺乏甜美與柔軟，但我找不到能給我這種東西的電影或書。我想，好吧，那我只能自己做。 我也希望這部電影像一個擁抱，送給世界、送給觀眾。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值得投入巨大能量的項目。 當時正處于我做完漫畫《Preference System》之后，有 20 家工作室想改編它。但我也開始想要孩子。而我之前的作品更偏成人向。我擔心，如果我有孩子，他們讀我的作品、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太犬儒了。 我不希望他們這樣看世界，人們常說孩子是未來，我不總是這么說，但我確實覺得我們有責任為他們準備一些東西。這就是我的方式。 制作過程中我有了兩個孩子。但從一開始我就想：我要盡我所能把“光”帶給這個世界。因為現在黑暗太多了，制造黑暗太容易了，而科幻里也經常是在“Preference System”、看它是否能運行，甚至去摧毀它。 我覺得社交媒體也很像，它在不斷“拆毀”、不斷嘲諷。我現在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我想成為那種在沙灘上堆沙堡的人，而不是踢倒沙堡的人。我越來越確信，建造、帶來光更難，但更美，我想做這樣的工作。 另外，我做插畫已經十五年以上了，我的風格基本定型。所以我希望這部電影就是我的風格。我給法國很多雜志畫插畫，我做各種委托。我也拍短片、MV、紀錄片，做了十五年。所以這就是我的風格，我沒有刻意尋找風格，我一直就這樣畫。 預制片（pre-production）幾乎就是我一個人完成的。因為我喜歡那種一個人思考、一個人把聲音帶到世界上的動畫電影，比如宮崎駿的電影那樣。我喜歡讀書時聽到明確的一個聲音。我也喜歡電影里有明確的一個聲音。很多動畫片給我的感覺是，太多人在決定，最后反而聽不見一個清晰的聲音。 有一句拉丁語，大意是“從錯誤之中追隨真理”。我喜歡這個想法：你做錯了事，就會付出代價，人生總是這樣。 我覺得當導演，我們必須對孩子說這些：你做了某件事，就會帶來后果。電影講的也是這個，我們做的每個選擇，都會把某種東西帶進未來。所以我們要思考我們的行為。 我小時候喜歡的電影，是那種直視我、不對我撒謊的電影。我很相信這一點：如果你對孩子撒謊……而現在很多兒童動畫，我覺得并不總是在說真話。它們加了太多糖，說“一切都沒事、別擔心”，但孩子其實知道并不是都沒事。 我想認真對待他們，告訴他們；這就是你們生活的世界。但如果你相信想象力，如果你觀看世界、生活在其中，如果你擁有感官體驗，如果你觸摸事物、感受事物，你就能穿過人生。 我也覺得虛構作品的角色之一，是訓練人們去面對他們未來會經歷的事。這樣當他們在現實里遇到艱難處境時，他們的情緒就像肌肉一樣，他們已經訓練過，不會在現場直接崩塌。 但同時我還想說：父母總會說“時間過得好快、好快”，但孩子永遠無法理解那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用強烈的畫面、強烈的影像，讓他們把“時間很快”這件事深深刻在身體里，我們要珍惜我們擁有的時間，珍惜與我們愛的人相處的時間。 Q1：你說我們很難“看見”一個積極的未來，除非藝術家先把它做出來。你能談談這種感受嗎？ A：我寫科幻十多年了。疫情時期我強烈感覺，我們像活在一部“糟糕的科幻作品”里，甚至會懷疑：科幻在某種程度上也塑造了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 所以我開始提醒自己：如果我們想讓更好的事情發生，就必須先把它想象出來。 人類世界里幾乎所有設計都先存在于想象里。也許現在我們需要重新設計生活方式，不要只依賴數字和效率，也要讓情緒、感受與意識重新成為尺度，去創造更適合身體與心靈的未來。 Q2：今晚這家影院還會放映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是對未來一種更冷峻的想象，和《時空奇旅》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對照，你的電影則是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拉扯。 A：但我覺得兩部電影講的是同一件事：技術。技術會從我們這里拿走什么，又會把什么帶給我們。意大利語里“技術”（tecnica）的詞源里有個詞根，指的是“棍子”——棍子就是最早的工具，是最初的技術。 技術從一開始就幫助我們：從現實里“擠出”時間，讓我們能思考世界、想象、做夢。但現在，技術反過來“奪走”我們的時間，拿走我們去思考、去做夢、甚至去無聊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冷漠的世界”，這很危險。我覺得這部電影在回應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議題之一：現在“概念”正在取代“事物本身”，取代事物的真實、取代它的物理性。 Q3：你在片中呈現了兩種未來。一種是2075的近未來，看起來是我們現在生活的延伸；另一種是更遙遠的未來，人類演化出與地球相處的新方式。你覺得人類在這條路徑上會走到哪里？我們現在處在這條路徑的哪里？ A： 我的目的并不是替觀眾下判斷，指出這就是好，那就是壞。我更想把元素擺出來，讓觀眾自己提問。 比如 Mikki很像今天的 AI，他讓父母能夠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條件，也讓父母被工作拉走、從孩子的生活中缺席；可與此同時，他又會成為那個“拯救孩子的人”。所以我總是試圖呈現現實的復雜性，而不是簡化。因為世界本來就不簡單。做虛構作品時，我們必須很小心，不要把事情說得太簡單，而是要從不同側面去展示它。 很多人問我：做這種世界觀是不是很復雜？但對我來說，Iris 的世界其實就是我們當下的世界。我只是把已經存在的胚胎、已經在發生的東西“放大”。 至于 Arco 所代表的遠未來，我去找“最初的文本”——比如《圣經》，比如《卡勒瓦拉》（Kalevala，芬蘭的民族史詩），甚至我還想到中國的《西游記》。在這些故事里都有“樂園”、都有一種對理想之地的想象。我想，好，我們就用這個全人類都共享的強烈意象，去建造一個未來。 Q4：我最喜歡的一場戲，是Mikki在洞穴里看壁畫。我覺得那一幕特別動人，像是在回望人類的起點，歷史仍然被編織在故事里。并且那也是他最終拯救孩子的方式，對吧？ A： 對。我認為機器人也許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更“像人”。因為讓我們成為“人”的東西，是我們會在現實里做選擇，我們會決定什么是重要的。而在那一刻，Mickey 對 Iris 說：“你很重要。你一直都很重要。”那一刻的觸動就在于：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我們做選擇的能力，以及我們決定“什么對我重要”的能力。 我也感覺 Iris 渴望人與人的連接。渴望和自然互動，也希望能和動物對話。但這些在她日常生活里幾乎都被剝奪了。她的生活很“無菌”，在課堂里，她頭頂像是覆蓋著整個宇宙，但她并沒有真正融入那個世界。可她想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很美。而 Arco 則代表來自未來的自然世界——這段關系非常溫柔、很甜。 Q5：這部電影的配樂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你對音樂的整體設想是什么？ A： Arnaud Toulon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們認識大概十二年了，我在項目最早期就和他討論過。但堅持用他其實很難，因為有很多非常有名的音樂人想做配樂，而他們的方向更偏 techno，更偏“科技化”的音樂，我說不，我想要的是古典的作曲，我想要的是情感。我想要音樂帶來感受。有時候你必須做艱難的選擇，對一些極其重要的人說不，才能守住作品原本的意圖。同樣，片尾曲的選擇我也做了很多拒絕，只為保住我從一開始就想要的聲音。 Q6：娜塔莉·波特曼對這部電影很關鍵。你們是怎么從靈感、分鏡到動畫預演，再到她加入的？ A： 一開始誰也不認識我，誰都不知道這個項目。我先開始寫劇本，但如果只拿劇本去融資非常困難。因為這種故事，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讀它，更不知道怎么從劇本里想象它會是什么樣。 所以我和我的搭檔Felix決定把我們自己的錢都投進去，雇了三個人和我一起做 animatic（動畫預演）。四個人一起做了整整一年。我們每天要做四到六個鏡頭，當然那還不是精細動畫，但它足夠把這部電影可能是什么樣展示出來。我們還加了粗略的音樂、粗略的音效設計。 六個月后，我們聯系了經紀人——他也代理娜塔莉。他來工作室看了 45 分鐘，就表示“我必須要給娜塔莉打電話。”第二天早上她就來工作室了。所有人都在想：“娜塔莉要來？！”她和她的合伙人一起來看了，然后立刻跟我們說：“你們做的東西很特別。”我們只用了四個月就拿到了第一筆啟動資金，然后就一邊制作一邊推進整部片。總體上，兩年用來寫故事、把整個故事打磨出來，一年做 animatic，再用一年零兩個月完成整部電影。 制作過程中我們非常需要有人保護這部電影最核心的想法，不讓它在制作過程中被稀釋。所以娜塔麗就像這樣的角色，她幫我們保留了作品的純粹性。而且當時我們把電影賣給娜塔莉后，需要很快完成“英文版本”。娜塔莉讓我列一個我想合作的人選名單，由她來親自聯系，最后大家都來了。 Q7：你還提到過：當你設想電影里的自然災害時，很多讀到的人會說不可能發生，對吧？ A：2021 年的時候，很多人會說電影里的那場森林大火“太科幻了”。可我們在做火災場景的最終渲染鏡頭時，現實里洛杉磯就發生了一場這樣的火災。 我寫書時也經常遇到這種事，每次快寫完，現實就開始發生類似的事情，所以我們寫科幻必須越來越快，因為現實變化太快了。我以前做過一本漫畫：特朗普的兒子因為某些原因成了在法國的難民。當時特朗普在法國幾乎沒人認識，他甚至還沒參選總統。結果我做漫畫做了六個月，他就開始參加總統競選，等我把書做完，他已經當上總統了。后來我又做了另一本書《Preference System》，里面有個機器人抱著一個嬰兒，處于隱形的狀態。現在我看到，比如中國已經能做到類似的事情。變化真的太快了。 Q8：你把團隊集中在巴黎，很多成員還是你的學生。這種工作方式對你意味著什么？ A： 我更在意“創造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我希望大家彼此認識、共享日常，而不是把工作拆散到世界各地、只用合同和支票維系。我現在在法國教書。參與電影的 150 人里，大概 125 個都是我的學生。我非常了解他們，有些甚至跟我訓練了十年。我知道他們的性格，也知道怎么把他們組合在一起。比如我們團隊中的一位導演，之前是我的學生，后來他做我的實習生。即使他放假，我也會把他當作專業人士雇來，付他全額薪水。他畢業后，進入我的工作室。做這部片時他才 23 歲，非常年輕。但我很確定就是他，因為我們太熟了。整支團隊都很年輕。同時我也帶來了我學生時代的一些老朋友。所以拍這部片真的充滿了愛。對小制作來說，團隊的人際關系，決定了作品能否完成。所以我大量的工作其實是觀察，如果工作室里出現人際問題，我會在它變嚴重之前就切斷它。 Q9：你和這些前學生的合作是什么樣？你會向他們征求反饋、聽他們意見嗎？還是你更多是在告訴他們怎么做？ A： 我給他們很大的空間，因為我生活里還兼顧著很多事情，我是管理者，我做漫畫，我有工作室，我有制作公司，有出版社。很多人問我：“你怎么一天里做得完這么多事？你一天到底有多少小時？” 其實我是在我“想做它”的時候做它。比如我在做行政或財務工作時，我可能在想某個鏡頭怎么做，當我不知道怎么解決某個情節時，我反而已經知道某個鏡頭怎么拍。于是我就立刻去做那個鏡頭，可能五分鐘就做完了。如果我強迫自己現在必須做這個，可能會拖五小時。 所以我會在做賬時插入五分鐘動畫，做完了再回去做賬，兩分鐘搞定。對我的動畫師我也盡量這樣，不要讓他們一天只做一個任務，而是做多種不同任務，讓他們不無聊、保持活躍。 版權聲明｜Copyright Notice 本問答內容基于電影《ARCO》映后導演現場發言整理而成，原始發言版權歸導演及相關出品方所有。 中文翻譯與結構整理版權歸整理者所有，僅用于學術研究、影展記錄與非商業傳播。 如需轉載、引用或用于商業用途，請注明出處并取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