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車上看了這部片子，難看得讓我幾乎不相信是卡洛斯?紹拉（Carlos Saura）拍的。影片還是秉承了導演一貫的政治關切，馬德里的一群底層出租車司機自發組織了“清洗”協會，他們極端仇視黑人、阿拉伯人、外國人、妓女、吸毒者、同性戀者，遇上這類乘客總要羞辱一番或者干掉。底層民眾生活的絕望與憤懣與狹隘的種族意識相結合，孕育著畸形的報復心理。導演本想借此對種族沙文主義乃至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義進行檢閱、反思與抨擊，無奈撒網過寬，卻捅了更大螞蜂窩，只得草草收場了事。結尾倉促而滑稽，如蹩腳偵探小說一般，罪惡及其根源被歸于給邪惡個人，替罪羊邏輯再次上演。影片的政治敏感度和直面現實的勇氣固然可嘉，不過，這類傾向一旦被直接編織進電影語言，就頭大腳輕了。作為一門藝術形式，電影要處理的不是現實，而是表現。藝術的迂回表現絕非機械反映現實，更毋須為現實負責。這是藝術表現的特權與無能，導演忽略了這一點，轉而求助于便捷的宣傳策略，卻導致了影片的失敗。不過近來這一類型電影好象很不少，比如大熱的《撞車》（Crash）、《巴別塔》（Babel）等等，文德斯也趕熱鬧拍過《迷失天使城》（Land of plenty），都讓我喜歡不起來。這類影片橫豎看起來是情節化了的深度新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