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開微博和知乎，對《長安十二時辰》的贊美就撲面而來，滿屏都是“開畫豆瓣8.8分”的消息，但是瑪妮支撐著看了兩集就棄了，這個節奏實在追不下去。 我想推薦另外一部剛追完的劇，豆瓣評分也非常高——8.9分，來自Netflix最新的迷你劇，改編自美國一起真實的社會案件： 1989年4月19日的晚上，美國紐約中央公園，一群年輕人正聚集在一起玩鬧，漸漸的，他們開始恐嚇路過的騎行者，甚至毆打路人。

而在離這不遠的地方，一位28歲的女性正躺在地上，身下血流不止，僅剩一口氣。

警察接到報案趕來，直接把傷害她的兇手鎖定在那群少年身上，抓走了其中五個倒霉孩子。 經過警察和檢方的調查舉證，這幫熊孩子被判處重刑，媒體稱他們為「中央公園五人幫」。 一樁惡性犯罪的案件得到了正義的審判，一切看起來順理成章。

但事實上，這起「中央公園強奸案」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這五位少年根本就沒有犯罪。 20年后，Netflix將這個美國法律史上的大污點改編成了迷你劇——《有色眼鏡》。

看完，瑪妮只想說一個詞： 我x 一場關于膚色的“謀殺” 五位少年之所以被誤判，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膚色。

現實中的“中央公園五人幫” 上世紀80年代，華爾街經濟崛起，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有色人種無法自力更生，只能一代代困在貧民窟，因此黑人的犯罪率很高。

受害的那名女性身份也很特殊——出身美國名校，年紀輕輕就成為了華爾街一家投資銀行的高管。 標準的上層社會成功人士，卻在夜間慢跑時被人毆打并侵犯至昏迷。即使放在今天，也一定是會上頭條的新聞。

受害人被血染紅的外套 更重要的是，被捕的五個少年嫌犯——安特龍、雷蒙德、凱文、約瑟夫、科里，其中四個是非洲裔美國人，一人為西班牙裔，均為有色人種。 他們大多來自普通甚至貧困家庭，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外表和行為舉止看起來像不務正業的小混混。

所以不論警察還是檢方，甚至社會大眾，在案件曝光的第一時間，都先入為主的對他們下了定義——“膚色即原罪”。 一場有關于膚色的“謀殺”，也就此開始。 “制造”嫌疑犯 案件負責人琳達就是一個歧視有色人種的典型。 同為白人女性中的精英，她對受害女性的遭遇非常有“同情心”，一聽到案發當時正有一群黑人年輕人在公園附近集會，立刻就判定他們所有人都是嫌犯。

基于自己的主觀臆測，她下令將嫌疑名單上的所有少年全部抓捕審訊，偏偏……抓回來了最清白的五位少年。

但是沒關系，“清白”也能變成“有罪”。 案發時間不符，琳達就改變事件發生的順序，讓它在邏輯上“理順”。

地點不對，可以說成是小孩子方向感差，在黑暗環境中，他們也無法判定自己的方位。

就這樣，琳達伙同另一個檢查官，想盡一切辦法和手段，將案情與五個少年順利串聯起來，讓這起滿是漏洞的案子變得無懈可擊。 警察那邊呢？為了配合琳達的案件邏輯，開始對五個少年各種逼問。 在沒有監護人和律師的陪伴下，對他們施以恐嚇、威脅甚至哄騙，絲毫不聽少年們一遍一遍重復的——“我是清白的”。

五個人里最慘的是科里，他本來都不在嫌疑名單上，只是為了陪自己的好朋友去警局，好對兄弟的家人有個交代，卻把自己也賠了進去，還被關在“小黑屋”中特殊對待。 十幾個小時不吃不喝，高強度的精神壓力…… “早點回家”漸漸變成少年們唯一的渴望，一份假的口供，也順利交到了警察手中。

警方和檢方一向被譽為司法公正的代表，卻對這些孩子為所欲為，肆意剝奪他們應有的權利，并且在沒有明確證據和證人的情況下，不斷引導、強迫他們承認沒有犯下的罪行，真是看得人咬牙切齒。 但是，“壓死”這群少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實是輿論。 案情一曝光，媒體就開始不斷地煽風點火。定論還沒有公布，他們就隨意圍堵這些少年的家屬，并在沒有征求本人意見的情況之下，向外界傳播當事人及其家屬的隱私。

當時還沒有成為總統的川普，斥巨資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并在電視中公開發表言論，強烈呼吁相關部門對“中央公園五人幫”執行死刑。

所有媒體都想報道頭條，人人都想蹭這起案件的熱度，滿大街都是所謂的“正義使者”，強烈要求司法部門：千萬不要放過這群孩子。

街頭游行的白人強烈要求重刑 這種以正義為名夾帶私貨的行為，才是世上最可怕、最惡劣的存在。 令人“絕望”的抵抗 有掩蓋真相的一方，就有堅持真理的一方。 在琳達認定五個少年是嫌疑犯時，就曾遭遇過與她同級別同事的反對。

五個少年的家人也都肯定自己的兒子是在被迫認罪，其中一位媽媽及時站出來，阻止兒子在口供認罪書上簽字。

但最終還是無法阻止少年們被送上法庭。律師成為了他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老實講，這些律師并不真的相信他們無罪。開庭前既不認真做辯護準備，庭上也只是匆匆詢問幾句就下臺。 他們之所以接這個案子，就是想引起社會關注。

只有兩位律師在堅持抗辯。 一位是安特龍的律師——米奇，一個堅信司法正義的人；另一位是約瑟夫的律師——伯恩斯，他看著約瑟夫從小長大。

一開庭，這兩位律師就火力全開：不是說我的當事人犯了罪嗎？可在犯罪現場，警方并沒有找到任何作案工具。

說我的當事人口供認罪，可事實上，連你們警方自己的證詞都模糊不清。

從他們兩個開始，一種關乎“正義”和“責任感”的情緒慢慢在其他律師中蔓延。 他們終于聯合起來，質疑檢方提供的證據：當天夜晚被毆打的路人作證，那群小混混中并沒有這五個人的身影。

最關鍵的物證——在現場找到的含有嫌犯DNA的襪子，經過檢測，與現場的五位少年一點關系都沒有。

證據一個接一個的被推翻，檢方在庭審過程中不斷被“打臉”，甚至一度想認輸。

眼看這五個少年即將洗清嫌疑，檢方打出了最狠的一張感情牌——直接將還沒恢復的受害女性請到了法庭上。 看著她一瘸一拐地走向證人席，法庭現場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強烈的情感沖擊。

而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不論擺出的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推測，抗辯雙方只要能最大程度地影響陪審團的判斷，就能取勝。 受害女性因為腦損傷太嚴重，對案發的一切都失去了記憶，不僅不記得作案者，連那晚發生了什么都忘的一干二凈。

她既無法指認少年們的罪行，也無法澄清他們是無辜的。 少年們證明清白的最后一絲可能性，破滅了。

陪審團最后判定五個少年有罪，對每個人分別判處6至13年不等的監禁。

當大多數人被輿論的“有色眼鏡”所蒙蔽，當話語權掌握在施暴者手中時，少數人的力量終于被淹沒。 遲來的真相 2001年，這起案件的真兇——馬蒂亞斯，一個和這群少年差不多大的孩子，進入了科里所在的監獄服刑。 看到科里因為自己的罪行受盡非人的折磨，馬蒂亞斯主動向警方自首，此時距離「中央公園強奸案」的審判，已經過去了12年。

也終于有一群正義的警察和律師，重新對案件展開調查，協助少年們將紐約政府、紐約警察局、紐約區檢察官辦公室等相關部門告上法庭。 可即使鐵證擺面前，當年的檢察官仍不承認自己的過錯——“（罪行）可是他們當年親口承認的”。

當年的警官也一樣：“他們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而媒體呢，不過為他們多報道了一次頭條新聞而已。 又過去了整整11年，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努力下，他們才終于洗刷了冤屈，獲得了紐約市4100萬的賠償，這也是紐約州史上最高的賠償金額。 判決下來的那一刻，已經成為中年人的他們忍不住舉手歡呼，慶祝這遲來的勝利。

從觀影體驗上來說，《有色眼鏡》帶來的震撼甚至要強烈過《切爾諾貝利》，因為它的真實和黑暗太令人觸目驚心。即便是五個少年最終沉冤昭雪的那一刻，也絲毫不能讓人感到輕松。 這場徹頭徹尾的悲劇，證明了群體性作惡是多么可怕的一股力量，幾乎摧毀了五個人的人生。

除了“膚色歧視”，還有性別歧視、地域歧視、智力歧視……各種各樣的歧視，各種各樣的“有色眼鏡”，每時每刻都在這世界上發生。 你也一定見過、經歷過，因為穿著、身份、甚至口音而產生的嘲諷、偏見。所以請一定記得： 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他人的時候，同時也是在暴露自己的無知與狹隘，人生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