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覓知音 TT： 前些日子我忽然接到一個開會通知，到北京去開一個關于電影的會。我就很激動。人很好玩的，工作的時候我最怕的事情一是開會，二是填表，但辭職之后有會可開，又產生了一種還沒有被行業遺忘的安慰感：）。開完會后有一個飯局——這是一個巨大的飯局，二十好幾桌，像婚宴一樣。我認識的人很少，偷偷東張西望的時候，覺得有一個光頭特別眼熟，但因為是一個光頭的后腦勺，就也不能肯定。正想著過會兒繞過去確認一下正面，他就轉過身走過來了，呀，真的是鄭大圣！ 十年前，正好是十年前啊，2002年我剛到北京，常常參加朱日坤的現象工作室組織的觀影活動看電影。有一回看到《王勃之死》，覺得真好啊，寫了個小影評貼在網上。不久后的一天，在清華附近的盒子咖啡館的另一個活動里遇到了鄭大圣。我們聊了幾句天，我說：“我叫蘇七七。”他想了一下說：“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影評，作者叫蘇七七……”我笑起來說：“那就是我啊！”——我們一下子就像認識很久一樣地說起話來。這真是美好的一種導演與影迷的關系，純粹的欣賞，真正的理解，一下子就帶來了一種親密感。 多年來我們保持著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來往頻率，我看他的電影，他有時也看到我寫的文章，再上一次見面，居然要推到七年之前了。他在紹興排了一出越劇《唐婉》，我去看戲，看完戲我們和演員啊樂師啊在路邊攤聊天聊到快天亮。戲，電影，生活，好像因為見面的頻率很低，就要做到每次聊天的密度很大，質量很高：）。 然后就說到我們在巨大飯局上的重逢啦。我坐的這一桌有一個他的熟人，他走過來跟那位姑娘重逢擁抱了一下時，我就像在邊上排隊似的，也等著跟他來一個重逢擁抱：）。他說：“七七，是你啊！”每次我們都既很意外，但又像在意料之中一樣，遇到了。他還是一點也沒有變，在電影上，他能讓自己認真，沉著，能干，胸有成竹，但到內心里，他有他永遠不愿意長大的小男孩的那一面。我在想，他的這一面對他的電影是不是有影響呢？ 這次見面后，我回去在1905電影上找了大圣的一個新作看，片名叫做《危城》。故事背景是民國，三十年代的一個傳統大家庭侯家，大少爺能繼承家業，三少爺是革命加文藝青年，二少爺卻是一個粗暴橫蠻的逆子，父親作主為他娶了一個書香門第的姑娘婉兒，但他已經在花街柳巷有了相好，對婉兒不屑一顧，從不回家。婉兒在侯家的平常日子不過是澆澆花，寫寫字，課侄讀書而已，三少爺萱之常在報紙上發表些新詩，并請婉兒評點，婉兒不愿當面評點，卻寫了讀者來信到報社去，成了他的筆友“蘭小姐”。這兩個人，一個滿懷豪情卻少不更事，一個蘭心慧質卻孤苦伶仃，他們之間的處境，是白先勇玉卿嫂式的處境，但他們的情誼，卻被描寫得優美，純凈，很少在華語電影里看到這樣的愛情敘事。 ——這個電影真是很難寫劇情介紹，因為這么寫下來，實在不覺得有什么“特別好看”的地方，但這個電影卻是很好看的，并且很感動我。為什么呢？因為鄭大圣拍出了一個特別美好的人與一種特別美好的感情，而且他拍得非常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在一個反封建情節劇的框架里，鄭大圣卻有一種非常傳統的情懷，他拍出是古典的美，卻有生機與靈氣，他拍的是小兒女情懷，卻有林下之風，浩然之氣在里頭。 我很少在當代華語電影里看到導演以詩人為主人公，但鄭大圣卻拍了兩次——一次是《王勃之死》，拍一個古代詩人，一次是《危城》，拍一個寫現代詩的詩人，而且他都是從很正面的角度去拍詩人，對一個詩歌在文化版圖中日益邊緣的時代來說，鄭大圣有他自己的價值觀與堅持。詩歌是什么呢？在他的電影里，詩歌總是向著美，真摯的情感，和自由。婉兒與萱之的愛情是建立在詩的基礎上的，她從他的詩里讀到自己，而他從她的信里讀到對自己的理解。在萱之的同情與支持里，婉兒的自己能更煥發出來，她原來只是顯得那么柔美與柔弱，但慢慢地，她在柔美與柔弱之外呈現了更多東西，她其實是那么聰慧的，有學問有見解；她其實是那么勇敢的，偷偷出門去寄信；她其實是那么可愛淘氣的，把萱之哄得團團轉；她其實還有心底的俠氣，能將一生酬知己。她就像片頭里那一株蘭花，那么柔弱，那么容易就像要被摧折了，可是略微地有一點陽光雨露的護惜，她就靜靜地開放了，一室含香。 這是婉兒的美，她的美近于一種美的理想，但在電影里卻是有生活氣息的，可以著落到生活中去的，她的內心的凄苦，雀躍，歡喜，傷懷，她最后在萱之書房里的徘徊，都是看電影的人可以從內心共鳴的吧。而婉兒與萱之之間的感情，當然是愛，卻又不止于男女之愛，他們是什么呢？是知音。高山邈邈，流水杳杳，這份情懷是超乎男女之情的，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用這個打底子的，因此，這個愛情戲拍得不俗氣，不是打了柔光的“純愛”戲，不只有你猜我猜或者你儂我儂，它要大氣得多，深遠得多。 在《危城》里，大宅門并不是一個樊籠，相反它倒成為一處蔭庇之地，有長嫂理家，有小侄頑皮，有萱之找她很嘮叨地說這說那，說對“蘭小姐”的仰慕。婉兒的琴與書，本來就該配這樣的地方。然而城危矣——一個是內心的危城，叔嫂之愛，一個是外在的危城，家國之恨。在情節的設置上，恰恰在外在的危城化解了內心的危城，萱之得以走出“城”，因此從城外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給了電影的一個美好的期待的結局。 但這也是我對這個電影表示一點兒不滿足的地方，因為這個電影的主題，我覺得完全不在叔嫂之愛或家國之恨，它既不是一個反封建倫理電影，也不是一個愛國主義電影，而《危城》這個題目，卻混淆了主題的方向。為了把情節結構搭得結實一點，還費了些很笨重的鏡頭去拍婚禮場面與國難場面，這個電影的語言，在描寫人物之美與情懷之美時，都是既從容又輕盈的，但一到要進入情節關鍵時，就顯得刻意笨重起來。這個情節框架也許是必要的，但它與內在的人物與情懷之間沒有形成一個更好一點的平衡關系。 在當代電影導演里，我所喜歡的鄭大圣和婁燁——這兩個人的風格真是截然不同，他們都是長于拍女性的，鄭大圣能拍一種理想的美，但他的好處在于，他從不在電影讓這些女性替男性去擔負什么，這種美像是獨立的，如露如珠，微光恒照，而且他能從生活細節中拍出這種美，可見他對這種美也并不是得之于想像，而是來自于觀察與欣賞，這種理想是連接著生活的理想。而婁燁呢，他能拍真實的女性，在生活中掙扎的，在情感中掙扎的，姿態都那么不好看的，他總是拍做愛中的女性，她們的生活是與肉體的痛感快感糾結在一起的。她們無望地滿懷著生命的渴念。 真是奇怪啊。TT，女人是有這兩面的，這兩面一樣的真實。 七七。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