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第一遍的時候有的背景不了解，google了一下，找到一篇有用的文字，再看第二遍就好多了。原作者叫韓雪濤，感謝原作者。 這篇文字是2007年出現的，目測與這個電影的創作沒有任何關聯，所以可以相信這篇文字和電影都提到的諸多弗洛伊德與榮格的事件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插嘴一句，這篇文字沒有出現女主角——這位女性是真實存在的，她在電影敘述的事情之后離開弗洛伊德和榮格繼續從事精神分析方面的工作。后來的故事很不幸，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在史達林恐怖運動中喪生，她自己和兩個孩子則在1942年納粹滅猶行徑中遇難。 ===========樓主說完自覺肘開的分割線============ 《弗洛伊德與榮格：從相識到決裂》 西方有人認為：“20世紀是精神分析的世紀。”這種說法雖然不免過于夸大，但卻從某種角度說明了精神分析理論在西方所產生的影響之大。弗洛伊德作為這一理論的創建者，榮格作為這一理論的有力推動與發展者都成為現代心理學中極其重要的心理學家。而發生在這兩位巨擎間的由相識到決裂的恩恩怨怨也就成為精神分析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我們本文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顧那段歷史，去了解發生在兩人間的一場恩怨滄桑。 一、相識 我們先從精神分析學的奠基者弗洛伊德說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73年進入世界聞名的維也納大學醫科學校，師從當時很有影響的布呂克。后與布羅伊爾合作，探討用自由聯想法治療神經癥狀。1895年，兩人合作寫成《癔病研究》一書。后來由于弗洛伊德強調性混亂是癔病的根源，而布羅伊爾拒絕接受這種觀點，兩人的合作與友誼就此結束。此后，弗洛伊德單槍匹馬地進行拓荒工作。1900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巨著《夢的解析》，此書的出版標志著精神分析理論基礎的建立，也揭開了一段恩怨滄桑的序幕。 此時年僅25歲的榮格，剛從醫科學校畢業，并在蘇黎士一家精神病院任有名的精神病學家布洛伊勒的助教。當時的榮格正開始執著而堅定地在諸多令他困惑的有關精神病的問題中努力探索，想尋找出一條他可以在事業上勇往直前地走向成功的途徑。《夢的解析》剛剛出版，受到導師的推薦，榮格讀了這本書的第一版。但對當時的榮格來說， 還缺乏欣賞此書的準備。因為他還缺乏切身的體驗，無法充分領悟到弗洛伊德所進行的這項開拓性的研究的重大意義。于是，他把書放到了一邊。在隨后的幾年中， 榮格開始從事著名的“語詞聯想”測驗。這種測驗是把一個詞匯表上的詞匯一次一個地讀給病人聽并要求病人對它們做出反應。如果病人在做出反應時顯得猶豫不決，或者在做出反應時流露出某種情緒，就表明該詞很可能觸及到了榮格后來稱為“情結”的某種東西。榮格獨立完成的這項偉大實驗，一方面為他贏得了榮譽，另一方面為他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03年， 榮格再次閱讀并研究《夢的解析》。突然，他發現他自己所探索的問題與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論不謀而合，他發現弗洛伊德的理論為自己在語詞聯想實驗中觀察到的 壓抑“機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釋和說明。或者說，弗洛伊德的發現恰好符合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實驗研究。他激動異常。他開始真正欣賞了另一位天才的工作，他意識到，在千里之外的維也納，另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正在對彼此關注的同一問題進行探索，而且得出了幾乎是相同的結論。可以說，第二次閱讀此書的經歷成了榮格一生事業轉折的分界線。 鑒于自己的實驗，榮格相信弗洛伊德是對的。然而這種對弗洛伊德的欣賞在當時卻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但堅持真理的榮格拋開世俗的偏見，決定公開站到弗洛伊德一邊，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論。 1906年3月或4月初，榮格向弗洛伊德伸出了橄欖枝。他給弗洛伊德寫了一封信，同時寄去自己的論文《心理聯想診斷研究》。當時處于孤立無援中的弗洛伊德愉快地接受了榮格遞給的橄欖枝，在4月11日的回信中他表示了自己誠摯的謝意與自己的理論被榮格經驗所證實的欣喜之情。在經過隨后多次的書信往來后，1907年，弗洛伊德邀請榮格到維也納作客。 3月3日，上午十點鐘，一個寒氣逼人的星期日。兩人在維也納見面了。在這次見面中，先是異常激動的榮格，興致勃勃一連講了整整三個小時。最后耐心地沉浸在榮格的談話中的弗洛伊德打斷了榮格的話，建議他們應該更深入、更系統地繼續對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兩人都為對方的非凡才智與熱情所感染，陶醉于這種志同道合又棋逢對手的交流之中。在榮格看來，弗洛伊德是“我所認識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當時的認識和理解而言，沒有誰能與他相匹敵。”而對于弗洛伊德來說，他還從來沒有碰到過象榮格這樣具有多方面廣博知識而且對精神病的病因懷有如此強烈興趣的人。榮格奔放的想象力也使弗洛伊德著迷。于是兩 人間這場傾心而又生動有趣的馬拉松式的長談，一直持續了十三個小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因為雙方都十分困倦，這場談話或許會持續更久吧。 初次見面給兩人都留下深刻與美好的印象。這次會晤后，弗洛伊德立即寫信給榮格說，同你相見，“使我萬分興奮和欣慰，我得不厭其煩地用文字或言語使你明白，我信任你，我得特別強調的是，你使我對未來充滿信心。我現在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樣，應該有人來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來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當的人。……來繼續并完成我為之奮斗的事業。” 四天后，榮格的回信這樣寫道：“使我不安的是，你過高估計了我和我的能力。在你的指引下，我才能深刻地理解許多事。不過，我仍然遠沒有能清楚地把握住它們……” 共同的奮斗目標將兩人緊密聯結在一起了。但我們可以注意到，從一開始兩人間就存在著一些分歧。兩人雖都確信壓抑之存在，但就壓抑的內涵而言，兩人看法卻并不 相同。弗洛伊德認為壓抑的內涵，是一種潛在的性動力或性經驗。正如榮格在后來回顧兩人初次見面時說，每當談到與性有關的問題時，弗洛伊德的每句話都充溢著 一種特殊意味的沖動。“顯而易見”榮格寫道“弗洛伊德對他的性理論已深信不疑，而且認為這種理論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義。一提到這個問題，他的聲調變得急 促，幾乎是迫不及待而且激動，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種十分嚴肅、難以捉摸的、對一切事物持挑剔懷疑態度的氣質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榮格卻力圖對性動力的范圍加以限制和界說，對他而言“在一些病例中，性問題并不是致病的絕對重要的因素，只起著附加的、次要的作用。” 在初次會晤后繼續下去的書信中，他們都坦誠自己的觀點，并在不同的觀點上激烈交鋒。然而由于這是在一種討論式的學術氣氛中進行的，兩人間并沒有因此產生任何 積怨。事實上，他們正一道艱難而倔強地在精神這片前人所未走過的曠野上，披荊斬棘，開辟出條條道路，去發現，去探查精神領域中最激動人心的奧秘。這種并肩戰斗，一致對抗外界世俗的經歷足以彌補掉任何存在于兩人間的分歧了。兩人從一開始就存在的認識上的、理論上的分歧被沉浸在彼此欣賞，共創大業的激情所遮掩了。 二、熱烈的友誼 在經過初次見面與隨后的幾封信的交往后，兩人的友誼迅速升溫。兩人間的通信一直繼續著。許多信還充滿了難言的興奮和激動。在信中，兩人交流對臨床病例的觀點，交換對同行的一些看法，同時也相互問候鼓勵。兩人間的私人關系日益親密。 1907年7月1日，弗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中寫道：“精神學的新生命與我們同在，在蘇黎士和維也納，而不在別的什么地方。因此，我們已經度過了第一個難關而安然無恙。” 對于那些中傷他們的人，他們并沒有保持沉默，而是一同與之作戰。對于那些無法理解他們的大眾，他們相信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見所致。而他們相信有一天真理的曙光會通過他們傳遍整個世界。他們一起憧憬著他們共同的理論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反響并被接受的那一天的到來。 在這段甜蜜的日子里，兩人頻繁地交換著在精神分析這一領域內各自的觀點，并互相就某種問題深入磋商。在這種關系中，弗洛伊德理所當然處于父親般的地位。又加上弗洛伊德在年齡上長榮格19歲，榮格將弗洛伊德當成自己父親的化身，而弗洛伊德將榮格當成自己的兒子成了雙方共同接受的看法。 這段時期的榮格力圖獲得弗洛伊德的注意。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榮格寫道：“說實在的――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我不得不坦率向你承認……我對你的敬愛之情，具有宗教般的狂熱和虔誠。”1908年2月20日，榮格寫信給弗洛伊德再次表示能獲得弗洛伊德的信任與友誼，感到既有幸又慚愧。這在他的一生中至關重要。他希望發展這種友誼。但這決不意味著同弗洛伊德處于同等地位，而只是一種“父親和兒子”的關系。 對弗洛伊德來說，在他的所有追隨者中，榮格亦是他最為厚愛并且器重的人。 1908年4月26日， 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國際精神分析學大會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舉行。榮格為這次會議的組織召開立下了汗馬功勞。會議由弗洛伊德主持。會議期間決定創辦一個心理分析學的會刊《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研究年鑒》，受到器重的榮格被指定擔任主編。會后，榮格寫信給弗洛伊德說“總的說來，大會結果十分圓滿，預示著我們的《年鑒》將大獲成功。”這次的會面給兩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1909年，兩人同時應邀去美國講學，在船上共同度過了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在這次美國之行中，他們的演講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們在美國是“受人尊敬和歡迎的人”。弗洛伊德處于成功的頂峰，榮格也為此不勝歡喜。初次美國之行的成功對于精神分析學理論贏得廣泛的承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10年3月底召開了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榮格對大會的成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貢獻。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后，由于弗洛伊德再三堅持，榮格當任精神分析學會的主席。 正是在這段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寫給榮格的信中，親切地稱榮格為精神分析王國的“王儲”，并稱榮格是他的“長子”。 在彼此以坦率真誠相待的兩人間，一切似乎都是明朗的和美好的。 三、不和諧之音 在兩人交往伊始，兩人就存在著一些思想方面的分歧。然而，這些分歧起初被掩蓋了。但隨著交往的增多，兩人間即使在熱烈的友誼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調。 1909年3月25日， 榮格與他的妻子來到維也納。訪問中，發生了一件令兩人都印象深刻的事。一天，在弗洛伊德的一個房間里，兩人正熱烈地談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現象的時候，突然間，從書架那兒發出一聲巨響，兩人都驚駭異常，幾乎跳了起來。等兩人從驚惶中恢復平靜之后，榮格對弗洛伊德說：“你瞧――這就叫做催化顯示現象。”弗洛伊德不以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對榮格說：“無稽之談。”但不出榮格所料的是，從書架上又發出爆裂聲。恪守嚴謹的科學推理和原則的弗洛伊德發現，被他剛選中來繼承他的事業的“皇儲”榮格，竟然能用超靈的術語來解釋這樣的現象，這令他深感震驚。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兩人在精神分析學觀點，以及兩人氣質間的根本差異或者說對立。 4月20日， 在德國登上輪船啟程去美國的前一天，閑談中，榮格很有興致地提到在德國北部某些地區的所謂泥炭沼尸體。弗洛伊德對此深為反感，幾次打斷榮格的談話。最后， 弗洛伊德突然當場昏倒了。這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昏倒。人們對此的解釋是：由于弗洛伊德認為有關尸體的閑談暗示了榮格希望自己死去。這種無法擺脫、 壓抑的奇想，使弗洛伊德神態恍惚而昏倒。 第二天，已經恢復過來的弗洛伊德在船上與榮格互相對對方的夢進行分析。但當榮格試圖分析弗洛伊德的一個夢，并希望弗洛伊德進一步透露夢的細節時，弗洛伊德明 顯地疑慮重重，過了一會，他說“我可不愿拿我的權威冒險。”榮格后來寫道“在我看來，就在他這樣說話的同時，他的權威已全丟了。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 初次美國之行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他們，但同時又意味著兩人共同面對的外部敵人已經變得遙遠了，于是兩人之間的問題開始變得突出起來。我們不難發現，在兩人 表面的和諧下，裂痕已經出現了。當強敵在外時，兩人由于有著共同的目標，所以能夠緊密聯系在一起，分歧即便存在也可以忽略掉。但當外敵的威脅日漸減小后， 兩人不再需要為維護他們共同的理論而一起戰斗了。他們開始投入到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中去。正是在如何發展這一理論中，兩人間的分歧開始顯得日益突出。 從美國回來后，弗洛伊德一心致力于將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論擴展到更多的領域中去。然而此時的榮格卻把每周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對神話學的進一步鉆研上。兩人的通信中，分歧逐漸擴大了。 1910年初，榮格給弗洛伊德的回信中寫道：“諸多誤會已經出現，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會對我產生了如此誤解？”1910年6月26日，榮格寫給弗洛伊德的長信中，將自己對于神話學的閱讀研究同弗洛伊德的性亂倫說進行了比較，從字里行間隱約預示出兩人的分歧已不可避免。1911年11月14日榮格在一封信中寫道：“事情必定會如此……你發掘出寶石，而我所要做的是對寶石進一步加工修整。” 從中我們不難窺到，兩人的關系已進入越來越微妙的階段。榮格不再甘心籠罩在弗洛伊德的影子下了。 四、決裂 在經過一段火熱的階段后，兩人間的關系開始變得微妙起來。隨著榮格陷入到對象征、神話宗教文獻以及玄學的狂熱興趣和研究中――也正是這一研究中，榮格開始發 展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論――榮格性格中獨立的一面越來越浮現出來。而弗洛伊德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指望在榮格面前維護他已意識到的并不穩固的絕對權威。于是，兩人間的沖突不再只是理論上的分歧了，還增添了兩人性格上的沖突。 1911年9月弗洛伊德與榮格妻子埃瑪的談話象征性地表現了這一點。 弗洛伊德說，他的孩子已長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報償，對他來說沒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瑪回答，作為一個“偉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處之”很不容易，特別是作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為他所表現的作為父親的那種威嚴特征相當突出。埃瑪向弗洛伊德建議，應該處理好孩子與他之間出現的麻煩。后來埃瑪寫給弗洛伊德的信中寫道：“別懷著父親那樣的感情去看待卡爾?榮格……應該象普通人對待另一個人那樣，他像你一樣，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這段時間的榮格，正在寫作《變形的象征》這一重要著作。寫到書的最后一章《代價》時，他卻不得不暫時中止了寫作，當心緒緊張到無法抑制時，他甚至無法握住他 一直使用的那支略顯笨拙的自來水筆。因為他清楚意識到在此書中公開自己的觀點，很可能意味著會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誼。“是應該不把我自己的觀點公開表露呢？ 還是置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顧呢？”榮格陷入無法排遣的憂慮中。如果說，不愿同弗洛伊德決裂的抗拒力對榮格來說是非常強烈的話，那么沖破他的無意義的束縛，確信自己的觀點正確，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論是錯誤的那股力量慢慢地擊退了一切猶豫。他又提起筆繼續寫這至關重要的一章。他越寫越多，然而心情沉重――預感到弗洛伊德決不會接受他對于亂倫問題所作的解釋。 緊接著出現了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克倫茲里根停留兩天，希望與榮格見面。但榮格卻讓弗洛伊德白白等了兩天。或許榮格已清楚地意識到他對弗洛伊德的背叛，因此擔心不論他做出何種解釋，同弗洛伊德的一場真正的決裂已無法避免，這種決裂是他所希望的，他日漸明白這就是自己成長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又使他深感痛楚不安。 對榮格來說，實際生活中的重大時刻終于降臨了。他的著名論文分兩部分發表了。弗洛伊德從中嗅到了文中“離經叛道”的味道。已經經歷了一樁又一樁的背離行為的弗洛伊德又一次陷入苦惱之中。1912年6月13日，弗洛伊德寫信給榮格說，不必因為理論上的分歧而影響個人之間的關系，這封信暫時使兩人的緊張關系得以緩和。 然而，榮格此時已經不能接受這種暫時的妥協了。要求獨立的他對弗洛伊德的權威發起了挑戰。 1912年9月， 榮格再次到美國講學，并贏得熱烈的反響，這堅定了榮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論對立的信心。在演講中，榮格雖然一方面仍然對弗洛伊德的勇氣膽量以及執著、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時也進一步提出并闡述自己的理論。他批評弗洛伊德的性理論是太狹隘了，他認為里比多的概念必須重新加以界定。另外，榮格猛烈抨擊回返嬰幼兒期的理論。榮格認為導致病因學意義上的沖突主要發生在現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強調的是在過去。 1912年的這次美國之行，進一步擴大了心理分析運動在美國的影響。然而榮格的努力卻是建立在與公認的弗洛伊德理論相偏離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 在榮格提議下，兩人見了一次面。在經過較長時間的交談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榮格間的所有矛盾已經解決。他認為自己選中的皇儲已經放棄了任何想遜位的念頭。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結束的時候，發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這次“癔癥性暈厥”或許是由于弗洛伊德無法正視榮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許是他看穿了榮格與他決裂的決心。總之，事實證明了兩人間的決裂已經事在難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發了兩人的最后決裂。榮格在一封信中寫道： “恕我誠懇地對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對的話。我得承認，對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過，我還是愿意坦率地，開誠布公地表明我對咱們間一些問題的看法。如果對此有所懷疑，對你將是極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樣，我得說，你用對待你的病人那樣的方式來對待你的學生本身就是一大錯誤。這樣一來，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從的兒子，就是輕率淺薄的小人。我確實十分客觀地看穿了你玩弄的這種小小伎倆。你在你的周圍到處施加個個影響，使每一個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兒女般的地位。他們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認自己的疏忽和過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卻旁若無人穩坐在父親的高座上。出于絕對順從獻媚，沒有誰敢于公然對告知，甚至哪怕是對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說的話表示懷疑，他們沒有勇氣去對分析者進行分析，只是滿足于被別人分析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倘若有誰敢這樣做，你肯定會這樣問他――是誰得了神經癥？ 你看，親愛的教授，如果你以此來對待我，我對我的所作所為壓根兒滿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長的犀利而令人畏懼的目光相比，它們斷然暗淡無光。” 我們看到，此時的榮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籠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榮格了。羽翼漸豐的榮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蔭護。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這正如一個孩子長大了，要獨立了，他不再依靠父親。相反地，他為了擺脫父親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絕情一些。 弗洛伊德對于榮格用這樣的口氣深為不安，覺得蒙受了恥辱。在一封沒有寄出的信中他寫道：“你斷言，由于我濫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學生處于一種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對于他們的這種幼稚行為，我本人要負責任。正是基于這種推斷，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結論。我不愿對此作出任何判斷，因為涉及一個人的這種判斷是很困難的事，而且，這種判斷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維也納，我早已習慣于來自反面的指責，這就是說，我對我的學生的分析和觀點，并不那么感興趣。” 1913年3月，榮格給弗洛伊德只寫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寫給阿伯拉罕的信中說“我對他已經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誼而言。對于我來說，他的荒謬的理論并不能只歸咎于他那難以令人相處的秉性。”不過，一直到1913年晚些時候，弗洛伊德和榮格兩人仍在努力不使個人間意見的分歧影響他們在共同事業上的聯系，以免導致完全決裂。弗洛伊德樂觀地認為，盡管彼此間的不和現在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而且確已損害了他們個人的聯系，但是恢復過去曾有過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 1913年9月7日國際精神分析學代表大會在慕尼黑召開。會前人們期望：“不要出現公開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榮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權威了。在這次大會上，榮格及他的追隨者以好戰者的姿態進行活動。相比而言，弗洛伊德顯得無力捍衛自己。結果榮格繼續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席。會后，弗洛伊德開始做出反擊。他的追隨者們對榮格的一本新著發動一系列的攻擊。弗洛伊德本人也寫了駁斥榮格的論文。6月25日，論文發表后，弗洛伊德寫信給阿伯拉罕：“炸彈現在發射了……我認為，我們得讓受害者有兩周或三周的時間重整旗鼓來發動反擊。” 弗洛伊德的主動反擊，迫使榮格從弗洛伊德學派中脫離出去。1913年10月，榮格辭去《年鑒》編輯職務；1914年4月，榮格辭去學會主席職務。弗洛伊德對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評論毫不留情：“我們終于同他們分道揚鑣。”在后來談到這次決裂時弗洛伊德說，榮格“的精力只全部傾注于發展他自己的興趣和維護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會看中了榮格。7月25日他給阿伯拉罕的信中這樣寫道：“卑劣的、虛偽的榮格以及他的信徒終于從我們中間滾蛋了。” 由于這次最后決裂，雙方在對方的蓄意中傷中都遭受了損失。弗洛伊德追隨者散布說“榮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癥”，這些謠傳廣為流傳，因而直接使榮格的臨床實踐受 到影響，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學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決裂以后，榮格“開始感到若有所失……這種感覺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認為是……一種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認自己仿佛被懸掛在半空中一樣，失去了立足點。內心精神的沖突竟變得如此強烈，使榮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有條有理地講一次課。80歲時，榮格在回憶錄中寫道：“同弗洛伊德決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紛紛同我疏遠。我的著作被指責為胡說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們難以理解的神秘主義者，如此而已。”在整整三年時間內，榮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五、決裂的原因 弗洛伊德與榮格，這兩位精神分析巨擎決裂的原因何在？這是一個引起很多研究者興趣的話題。解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多方面考慮。 首先，我們可看到兩人在思想上的分歧。這種分歧的焦點起先集中在對性的態度上：榮格對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強調。但如果把觀察的視角放寬一些的話，我們還可意識到，事實上在對一切文化和精神現象的理解上，榮格最終都表現出與弗洛伊德本質上的不同。令榮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學及其狹隘視野的束縛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對性的偏狹理解，還包括使榮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論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個視野中那種還原論和因果論的傾向，以及他完全無視一切心理事件中 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榮格感到自己無論如何無法接受這種闡釋方法。榮格并不排斥因果觀念，但他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科學方法，即目的論。目的論的方法應用于心理學中意味著：人們當前的行為是由未來而不是過去所決定的。為了正確理解一個人的行為，除了需要考慮過去的事件以外，也還需要考慮到未來的目 標。榮格許多涉及精神發展的思想，就它們作為精神發展的目標（個性化、整合、個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論的。一個發展著的人格正是趨向實現這些目標的。 榮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學中同時采用這兩種研究態度――因果論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論的研究方法。榮格說：一方面，人的心靈為所有那些往事的殘余和痕跡提供一幅 畫面；另一方面，在這同一幅畫面中，就人的精神創造自己的未來而言，它也表達了那些行將到來的事物的輪廓。此外，榮格對因果論和化簡論的不滿，想必也包含著不滿于弗洛伊德總是用因果簡化的觀點，把其一切不同意見通通看作是“對父親的反抗”即一種隱藏著的“弒父動機”。在談到私人關系破裂的原因時，榮格指責 弗洛伊德從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對父親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狹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動具有內在的目的性指向”這一認識，榮格的反叛將不可避免地永遠被釘在“俄底浦斯情結”的恥辱柱上。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人性格方面存在的差異。 許多人指出，從童年時代開始，榮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個獨立性很強的人。然而在與弗洛伊德交往的起初階段，由于弗洛伊德作為自己崇仰欽慕的人，是如此真誠地與自己交往并信賴自己，所以榮格獨立性的一面暫時被遮掩了。他愿意尊弗洛伊德為權威、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把自己看作是追隨者。為此，榮格過多地順從了弗洛伊德的意愿。然而，隨著交往的增多，弗洛伊德在榮格心目中越來越喪失了權威的地位。 榮格曾談到，造成他與弗洛伊德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無意間知道了弗洛伊德與妻子和姨妹之間的“三角關系”。正是弗洛伊德私生活上的問題，很可能會動搖他在榮格心目中完美的形象。而這一完美的形象對于其權威地位的維護是重要的。當弗洛伊德想對榮格隱瞞這一事實時，其形象在榮格心中又一次被降低了。榮格無法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權威看得比真實本身更重要的態度。美國之行后，榮格投入到神話學的研究中去。在這方面榮格比弗洛伊德相對膚淺的涉獵，明顯地更深入、更廣泛。這無疑加強了榮格的自信心，并減弱了弗洛伊德在自己心目中的權威形象。 于是，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權威地位已不再；另一方面，榮格本人的自信心日漸增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內心深處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為某人的門徒、長子或“王儲” 的榮格要宣布獨立了。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線索。在《變形的象征》這本書中，他就是這樣做的。他相信這本書將會斷送他與弗洛伊德的友誼，他為此而感到苦 惱，但最終仍然堅持寫完并發表了這本會導致兩人分裂的書。榮格明白，雖然要付出犧牲兩人友誼的慘重代價，但他仍堅信自己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的小道上， 而必須在一個未知的王國里，以某種方式找到自己的道路。正是榮格的獨立性格與創造精神，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一條與弗洛伊德可能決裂的道路。 除了關注榮格的性格外，我們還極有必要關注一下弗洛伊德的性格。另一位偉大的精神分析者弗洛姆曾分析過弗洛伊德的心理。他指出，在弗洛伊德內心深處存在一種 對其他人的依賴感。對于朋友的批評他難以接受，因為在他而言，朋友的作用主要應該是支持、鼓勵、贊揚他。他需要得到愛和贊許。這是弗洛伊德安全感必不可少的保證。此外，與父親不佳的關系，使弗洛伊德自己想成為象父親一樣的權威，成為一位偉大的英雄。可以說，弗洛伊德是頑固的權威主義者，因此他無法接受任何重大建議以修改他的理論著作。尤其是在性理論這一最令他敏感的焦點上。當一涉及到對他這一部分理論的修正時，他的寬宏大量就不存在了。對他來說，舍棄這一“不可動搖的堡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諸多友誼都斷送在這一爭論的焦點上。 一方面，弗洛伊德要成為一個強人，成為權威，另一方面他對他人又有著依賴感。因而當他人崇拜他、與他意見始終一致時，他友善相待、寬洪大量。但當他人懷疑他、批評他時，他卻絲毫不容。這導致他與一些至交的關系走著相同的道路：幾年內親密無間，而后完全破裂，而且常常達到仇視的程度。這就是弗洛伊德與榮格， 也是與其他許多人間的友情所遭到的厄運。 對此的解釋是：他需要依賴別人無條件的支持和贊同，因此對順從的兒子，他是一位慈愛的父親，對膽敢持不同意見的兒子，他是一位嚴厲的、獨裁的父親。因而，弗洛伊德與榮格從相識到決裂的過程恰如一位有著依賴感的、獨裁的父親與一位從順從到獨立的兒子間的關系演變歷史。在這種過程的早期階段，由于雙方都認同對方的角色，于是一切都相安無事。榮格尊弗洛伊德為權威，樂意順從他，作他的追隨者。弗洛伊德為有如此才華出眾的兒子而自豪。然而，兒子會長大。在尚未有自己獨創性的思想與應有的自信時，榮格尚可甘心情愿地處于弗洛伊德的籠罩下。但當羽翼日漸豐滿后，具有獨立性的榮格就越來越無法忍受這種在別人羽翼下生活的日子了。兒子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父親的權威地位動搖了。一方要求獨立，另一方卻要求維持自己的權威地位。正是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最終導致了雙方決裂的結局。最終，當獨立性很強的榮格另辟新徑，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時，雙方的破裂勢在難免了。這是有著獨立性的兒子與一位權威型的父親間演出的必然戲劇。 在這場決裂中，榮格在心理學的意義上謀殺了父親，出于贖罪的動機，他深感內疚，后來的榮格總是承認自己欠了弗洛伊德的情。然而在后來的歲月里，榮格卻從不曾為這分裂而感到后悔。他把他們的友誼看作是一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不得不經過，但它又是不會持久的。從熱烈的友誼到最終的決裂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雖說，這種不可避免的決裂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然而無論如何還是值得的。這是成長付出的代價，是前進道路上必要的犧牲。只有如此，個體才能成為成熟的人，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決裂后的榮格經過幾年的消沉，又昂首行進在自己開拓的寬廣大道上，最終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