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康康

真實的利奧珀德和勒布在1924年，時年十八的貴族小內森·弗蘭登特爾·利奧波德和十九歲的貴族理查德·阿爾伯特·勒布兇殘地勒死了一個孩子，僅僅是為了找點樂子。被捕后，沒有一個人表示出悔過的意思；兩人不但在眾目睽睽之下大放闕詞，勒布還向他的愛人利奧波德表白：“殺了那孩子（Bobby Franks），就便是靈肉合一了。”利奧波德有著漂亮的大下巴，勒布玉樹臨風又能寫詩，芝加哥大學學習，這兩名壕氣的年輕人顯然如果按照既定的軌道發展，必是前途似錦的；可惜他們愛好過于變態。這件案子震驚了全美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希區柯克（對，那個希區柯克）把它改編成了電影，命名奪命索（The Rope)，但因為種種政策原因，故事被磨平了棱角，呈現上來的只是一部室友藏尸的實驗電影，反響平平；又過了很多年，一位從新酷兒浪潮中崛起的導演湯姆·卡林還原了整個事情的原貌，拍成了電影奪魄（Swoon)。它無疑是一位美人兒，美得不像一個慘劇。如果當年攝影師沒有得一兩個獎的話，估計可能我可能會拿我的壓歲錢鍍幾個獎杯出來。奪魄的畫面是驚艷的，就拿開頭的那個能撩起基佬觀眾鼻血的場景說吧，可真是把我兩眼緊緊地黏在了屏幕上：暖洋洋的午后，藍天白云的（灰天白云的，黑白電影），一簇簇翩翩公子哥喝著小酒兒，穿著金縷裙，品著爵士；估計觀眾正看的高潮呢，導演使出一記老拳，教這些貴族學生一邊換回正裝（好吧，又高潮了）一邊還把灰天白云給拆了——原來就是塊幕板。這甚至連室外也不是，而是在某個空蕩蕩的大庫房里。瞧，這似乎在給觀眾一個暗示，即接下來的那些紙醉金迷都是假的，也可能是那位先生做出的一個夢，俗話說，浮生若夢，但做夢的最好不是弗洛伊德老爺子。   新酷兒浪潮在90年代造就了一大批小波浪，如處于對艾滋病的恐懼，一類叫AIDs Film(直譯就是叫艾滋病電影）的電影從中異軍突起。AIDs Films歌頌身體抵抗艾滋病病的一個過程，我們都知道，這種該死的反轉錄病毒可以讓人身體里的好細胞跟自己干架；這種電影就是在彰顯一種打敗艾滋病的決心——我們是需要這種力量的，因為僅僅一屆參展New York Lesbian and Gay Experiemtal Festival（紐約同志實驗電影藝術節）的藝術家就有十五位因為感染艾滋病死亡。而被酷兒們加冕的Derek Jarman同志，也是身患此種惡疾，飽受肺結核和眼盲的困擾。AIDs Films亦旨在糾正人民心中對感染者，尤其是其中同性戀人群的印象，力求得到另外那98.5%人口的同情、尊重與幫助。AIDs Films通常是得了懷舊病的，因此特別容易得到感染人群（受眾）的共鳴，艾滋病是壞的，死亡的，那些回不來的老時光是好的，鮮活的；美的讓人想一把緊緊抱著。原來是嫉妒它的美貌，的確，和那些典型的艾滋/新酷兒電影來說，它太被精心雕琢了，敘事也太夢幻了，連它的老哥哥奪命索都不敢睜大眼睛直視它的金光?？墒?，從這些AIDs Films和新酷兒電影里，我似乎看到了一些難看的角落。我知道影評人把這些項目捧得很高，把像是主流的那些同性戀電影如莫里斯（Maurice)和斷背山(The Brokeback Mountain）踏到塵土里還要吐口唾沫，說他們都是直男癌啊，blahblah，但我還是沒忍住聽他們的話，臉上帶著感動掉下來的水，給了各五顆星星。我以前也經常為那些可憐的同妻們暗暗罵句他娘；也會因為一部電影可以事無巨細地給基佬們的銀色體重秤好幾個特寫——好吧，我們知道利奧波德比他“寶貝兒”（利奧波德在私下叫勒布babe,寶貝兒）重十幾公斤但還是個受了——但誰來幫幫那些鏡頭外的人呢？可憐的小波比，他的家人從頭到尾也沒出現過。誠然，我認為AIDs Film是一種視野，是感染人群的吶喊，是應該受到支持和尊重的。電影就像一只萬花筒，圖像有千千萬，但在眼睛里，都應是美的?；氐诫娪埃o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場景并不是法庭那張瑩白色的大床，而是在后期他們進了監獄，內森·利奧波德被刺死之后；他的寶貝兒把他的名字首字母烙在了胳膊上，用一根不知誰吸過還紅著的香煙——在這個可以在微博上因為失戀直播自殺的年代，似乎給DIY個新紋身太老土了，可是它就是那么的羅曼蒂克啊，燙的屏幕下的人皮都為之發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