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標題所言的問題前，還是先夸夸電影的優點吧。 （一） 相較原小說，電影《長安的荔枝》在部分情節修改和細節加工方面，做得還不錯。 譬如，小說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帶著隊伍從嶺南出發后，由于一直打前站，敘事以其主觀視角展開，所以我們不太清楚從嶺南啟程的浩浩蕩蕩的隊伍最終抵達長安時怎么就剩下了“一騎”，馬伯庸只是一筆帶過：“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種原因中途損毀了”；而電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個驛站逃驛，導致大部隊停滯解散（小說中逃驛的只有黃草驛一驛），魚朝恩最后關頭又派殺手追擊，使得轉運隊除李善德外全軍覆沒。

從解釋“一騎”的角度出發，電影的改編思路是對的。馬伯庸的交代不僅過于省略，仔細想想還有漏洞：任務到最后有了楊國忠銀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諉的各部門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資源配置皆到位的情況下，“以朝廷近乎無限的動員能力” 李善德的大數據精算，按道理講：這最后一次轉運是不會耗損“九成九”的人馬的——電影給出了詳盡原因，而原著中一驛的損失明顯不夠。 荔枝抵達皇宮后的橋段小說中也沒有，電影添加的還不錯：鏡頭跟隨被精心擺盤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貴妃面前，但這耗費了無數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貴妃一口都沒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細選的皇家貢品擺在一起，顯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話，底下跑斷腿”，可到頭來，原來上面并不在乎曾說過的話。這無情一幕所展現的批判力度還是很到位的。

此外，電影加強了對百姓困厄、人間疾苦的描繪。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楊國忠時轉述的“民生艱難”在電影中變得直觀可見：除了對黃草驛村民生活的預先鋪墊，李善德第一次從長安出發時，鏡頭就給到了饑腸轆轆的逃荒群眾和走投無路的山林盜匪。看來大鵬還是能弄明白這部小說最大的批判對象的：這個剝削民眾、只為一人的皇權體制。

正因如此，電影增強了對原著中飽受欺辱、生而為奴的林邑奴的刻畫，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間的善意互動；相應的，胡商蘇諒和峒女阿僮的戲份則有所刪減——代價就是相較林邑奴，這兩個角色的塑造都過于扁平。 再看畫面細節方面：劇組顯然在劉德華飾演的楊國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我印象較深的是楊國忠毆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禪杖（小說中為月杖，打馬球用的），諷刺意味昭然若揭。

還有一幕，楊國忠聽到魚朝恩宣讀圣旨時從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現身：他就是“佛眼”，整個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實是他——也就是權力。 縱觀全片，還是該為大鵬的勇氣點個贊：李善德怒斥楊國忠的那些話包括安史之亂爆發后的情節，依慣常經驗，我本以為電影會給予一定的“軟處理”，但影片最終呈現出的內容，與原作相比幾無改動。 以上是對電影《長安的荔枝》優點方面的總結，但可惜的是，這些優點只存在于個別段落和鏡頭設計中。 總體而言，這部電影的節奏（節奏過快并非節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壓焦灼的精神狀態和絕地反擊的心路歷程）和任務（一波三折的艱難險阻和不斷調整的計劃迭代）都沒處理好——這和原作的體量有一定關系。 馬伯庸的小說，擴充成幾十集的電視劇必然會“水”；而要改編成兩小時的電影，其人物和情節線又未免太多了——雖然劇組已經刪掉了一些角色（韓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 如宋小寶飾演的只為提供廉價笑料的算命師和魏翔飾演的蘇源（都是原著中本來沒有的角色），暗戀阿僮、頻繁唱歌示愛的香蕉園果農和楊冪的“大逼兜”賢妻人設在我看來都是毫無必要的。

若能刪掉這些無關緊要的角色，將花在上面的時間分攤給另兩位主角（蘇諒和阿僮）并著重刻畫荔枝轉運方案及保鮮思路的醞釀至成熟過程，成片效果會好很多，觀眾也會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撓和聰明才智。 其實原著中詳細介紹的轉運方法和保鮮方式（分枝植甕并鹽洗隔水）電影也拍了，但呈現的實在太倉促，沒看過小說的人甚至會反應不過來。如果說小說對任務從出現到最終完成的過程描繪有點“頭重腳輕”（李善德的內心危機和顱內演算很詳細，只有“一騎”抵達長安的結尾很倉促），那電影的改編則恰好反過來：有點“頭輕腳重”——為照顧三幕劇結構（交代-危機-高潮），電影將小說中部出現的“暗殺橋段”置于結尾并拔高規模：一場驚心動魄的動作戲符合“最后一分鐘營救”么。

先前講過：從只剩“一騎”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場高潮戲的戲劇邏輯出發，這場動作戲的添加是對的；但要從原小說所展現的大唐官場邏輯看，這場戲的出現又完全不對。 （二） 為什么不對？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先搞明白：《長安的荔枝》小說中展現的官場邏輯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塵，雨露均沾，花花轎子眾人抬”么？ 是。但這只是最表層、最淺顯的邏輯。 我在上篇文章中談到了小說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場的真正邏輯： 在一個“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權社會中，整個官僚系統都是圍繞著皇帝一個人的需求打轉的。這時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1、當皇帝的任務不靠譜、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滿足時，這任務就會成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基于保命避禍的人性起碼本能，這任務就會被“層層下壓”，直到壓在最“下”的那個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體系中最底層的存在。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經沒人了。不壓給他壓給誰？

2、可當皇帝的任務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滿足時，這任務又會成為一道人人都想爭一份的“香餑餑”。基于諂媚升遷、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這任務就會被“層層上奪”，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權力圈的大人物奪走——小說和電影中的楊國忠，就是這樣一個人。

從“層層下壓”和“層層上奪”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務被使絆、被無視只可能出自一種情況：就是這任務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時——這也是為什么當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轉運 保鮮之法時，還會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雖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會兒的他依舊是個小人物，他說的方法就“不配”成為方法，所以這任務仍被視作“不可能”。而當李善德的方法獲得了楊國忠的背書，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這任務也就即刻成為“可能”了，所有人必須聽命。

在一個“只為一人” “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體制中，絕對不會出現的一種情況就是：當皇帝的任務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這任務再被無視跟破壞。不如想想嶺南經略府前倨后恭的態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對待李善德，是他自認這任務絕無可能且這任務目前只有李善德負責；可當李善德返回長安、轉運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務已跟楊國忠有關時，他一區區地方高官還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說到這兒你就該明白：電影中描述的當鮮荔枝即將運抵長安，魚朝恩僅僅出于氣憤（被楊國忠當面暗諷）便派殺手在長安城外狙擊李善德的一幕是絕不會發生的，這情節太想當然了。 既然影片設定是魚朝恩的權勢不及楊國忠（片中魚見楊自稱“奴才），楊國忠一介入他便認慫并將任務拱手相讓，那他后來又怎么敢去破壞這一被楊國忠攬走的任務？ ——須知此刻皇帝和貴妃正等著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楊國忠的銀牌且都參與了荔枝轉運，魚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膽，敢把這事兒攪黃？ 這完全違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政治邏輯。

楊國忠前腳沒走幾步，魚朝恩竟公然對手下說：“我看這荔枝就別到長安了”——電影所展現的高層權斗，太小兒科了。我明白編導的想法：魚朝恩不忿功勞被楊國忠搶走，想搗毀任務好讓楊國忠在皇帝面前丟臉甚至被問罪。但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魚朝恩殺了李善德、毀了鮮荔枝，楊國忠沒嘴么，他不會調查么，他不會跟皇上解釋一切么？——那你魚朝恩還怎么活。 何況魚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離長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殺手，這么拍“戲劇沖突”是有了：可這么大的動作、這么近的距離，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網，魚朝恩此舉都形同自殺。

雖然“派殺手”的情節原著也有，且出自級別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結合先前論述，我們對比一下這其中的微妙區別：1、何履光派出殺手時，任務還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無大人物背書，更沒驚動朝野各部門，何履光只是恐懼一旦小人物干成了這事，皇上會怪罪他這個地方官辦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風高夜的晚上悄悄動手，書中寫道： （趙辛民）“只消調遣節下一支十人牙兵隊，尾隨而行。一俟彼等翻閱五嶺之后，便即動手，偽作山棚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等快到虔州再動手，便與嶺南無關。圣人過問，便讓江南西道去頭疼吧。” ——看清沒，就算皇帝的任務處在“不可能”階段時，官員能做的也僅僅是陽奉陰違的甩鍋嫁禍，而不敢明目張膽地破壞。像電影中那樣：何履光在眾目睽睽下大張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實都不太可能會發生。

勉強替劇組“圓”一下的話，這一幕還能解釋成：反正那會兒李善德還沒幾個人認識，更沒大人物當靠山，何履光就算將他抓了殺了，大不了事后再將當時圍觀的百姓也全殺掉，此消息就不會透露、“爛”在廣東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參與進來且任務即將成功的情況下，居然還有人敢去破壞這任務，絕無可能——莫說魚朝恩的勢力不如楊國忠，就是魚朝恩的權勢超越了楊國忠，都不可能。 在此還是建議大家去讀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層政治人物是如何爭斗的。首先，他們都不會像片中人那樣去說話。 魚朝恩絕不會說：“你就隨便找個老實人坑”；楊國忠也不會當面嘲諷政敵：“這‘魚’大得有點礙眼”。

這個層次的人，不僅不會把話說直說透，就是真斗起來也不會親自出面。小說中展現的權斗過程是這樣的： 吃嶺南荔枝這點子是高力士為討好皇上和貴妃提出的—— 任務層層下壓到李善德這—— 在李善德醞釀出詳盡的轉運方案后，功勞被魚朝恩“截胡”—— 高力士不滿同為宦官的魚朝恩借此事坐大勢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楊國忠—— 小說中，魚朝恩雖屬楊國忠派系，但以楊的身份和地位，這功勞給李或給魚都無所謂，但楊傾向于有實干經驗、算法出眾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與此同時，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須給，于是楊國忠將銀牌給了李善德，等于將一部分功勞歸于自己—— 荔枝送達長安后李善德和楊國忠翻臉，本來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貴妃會見群臣百姓之機對李善德遙遙“一指”（意思是這事兒是他高力士找這個人辦的）—— 李善德獲得皇上賞賜，撿回一條命。 從始至終，李善德都是被高層隨意撥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權斗過程比較復雜、更貼合歷史實際，更多采用心理描寫和間接描述，難以用畫面交代。本著讓觀眾看懂的原則，電影將三個高層（魚朝恩、楊國忠、高力士）減為兩個并讓他們處于明顯的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系也能理解。但如此一來，它將諱莫如深、波詭云譎的帝國高層政治處理得形同兒戲。

劉德華的表演，給我一種他還是《江湖》中那個黑幫大佬的感覺，雖然嚴格說起來，楊國忠這票人也算“黑社會”——可那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黑社會。楊國忠除了被李善德頂撞后氣急敗壞的一刻，平日講話都不會太大聲的。 所以當李善德提到蘇諒愿意報效、轉運不勞朝廷花錢時，劉德華那聲“胡鬧！”的臺詞就沒說好。 ——他不應當喊出來，而該若有所思、語帶敵意 不屑地將“胡鬧”輕輕吐出來。堂堂宰相為一個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膽想動“朝廷利益”的商人動氣，怎么可能？ 在楊國忠心中：李善德、蘇諒這些“螻蟻”都是白癡，他們壓根就不明白帝國的游戲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 最后還想講一點：安史之亂后，李善德邊吃荔枝邊痛哭流涕的情緒太過了，我相信有些觀眾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鵬在哭什么。 我來解釋一下，劇組的意思是：作為一個從小勵志到長安生活、“當差一絲不茍、力爭長安戶口”的人，家園的毀滅意味著青春和夢想的破滅。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時，鏡頭給到了長安城、樓盤模型和杜甫詩集被焚燒的畫面。

但這想法其實挺膚淺，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認知和精神覺悟是遞進式的，人不會在對一個“更大的世界”感到絕望后，又反過頭去懷念一個“失落了的小夢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業早在上林署日復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盡了，在成為荔枝使前，他的“長安夢”就僅僅衰退為能“在長安有個家”，而接下來四個月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經歷，使他的認知在原先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不只是他自己這輩子沒希望“融入”長安了，而是整個大唐、這個帝國都沒希望了。 安史之亂爆發的消息，恰恰印證了李善德“國家無望”的想法是對的。所以這消息帶給李善德的，應是種“果然如此”、萬事成空的虛無感，而不是家園盡毀的悲傷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這個世界，所以才奮起反抗，哪怕為此失去長安人的身份；可如今，連他奮起反抗的這個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沒了。那他曾經的反抗還有何意義？ 連對長安的主動放棄都失了意義，人又怎會為了長安陷落悲傷到難以自抑？

所以大鵬最后的情緒不僅過度，甚至是不對的。關于這點的詳細討論，請參看上篇文章《長安的荔枝》的書評：李善德的人生曲線：從小鎮做題家到虛無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