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r. Infamous，原載于虹膜公眾號） 電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倒下，已是五年前的事情。根據同名原著改編，重現《紐約時報》點火「MeToo」運動的《她說》在年末正式亮相，意味著電影終于正面杠上電影的昔日神明與永恒惡魔。

據說外媒此前有過統計，韋恩斯坦在奧斯卡上被感謝的次數，比上帝還多。至少能夠肯定的是，身為巨擘，他的權勢確實巨大無比，手下項目光是奧斯卡獎項就拿了差不多80個，就連李連杰、周潤發、成龍以及《無極》《英雄》《少林足球》等等華語電影，走到國際也少不了他的操作。 在近乎只手遮天的影響力下，即便是想要謀求一定合理利益的電影、演員，也難免牽涉魔鬼的交易，而日漸直白的潛規則，又左右了性別、資歷、手腕偏低一方對韋恩斯坦的忌憚與服從。 具有聲量的影視紅星、州長老婆，在長時間內也無從有效發聲，何況其他。事實上，能被聽到且產生作用的時候，許多當事人已經跨入中年。像是最先揭發的艾什莉·賈德，在2017年已經將近50歲，即使地位如此，她在決定牽頭時，也猶豫良久。

賈德客串《她說》

格溫妮斯·帕特洛作為另一位先遣，早在跟布拉德·皮特交往的1994至1997年間，就指控韋恩斯坦性騷擾，只是收效甚微。而跟皮特相處了十二年的后任安吉麗娜·朱莉，同樣控訴過他在自己職業生涯早期的侵犯，自從二人沒有任何合作。 不過，哪怕知曉這些禽獸行為，影壇地位甚高的皮特，還是在2009年主演了由韋恩斯坦監制、發行的《無恥混蛋》，三年過后，他還主動請求韋恩斯坦制作《溫柔殺戮》，這讓朱莉倍感受傷。

《無恥混蛋》里的皮特

特別值得玩味的三個后續，一是皮特跟朱莉分開后，聘任了韋恩斯坦之前的律師兼危機公關馬修·希爾齊克，這個人早在2004年，就助力壓下《紐約時報》關于韋恩斯坦相關指控的報道。 報社前記者莎朗·韋克斯曼在「MeToo」運動爆發后，明確指出當年韋恩斯坦登門造訪，然后報道被撤。《她說》的記者喬迪·坎托爾報出選題后，上司第一反應是，他幾年前就被指控過，對應的正是這個背景。

而這選題之所以能夠通過，也跟當初撤掉所有負面報道的文化版編輯喬納森·蘭德曼離職有關。這又牽涉到NBC、《紐約雜志》《紐約時報》以及其他極具影響力的媒體幾十年來「縱容」韋恩斯坦性侵的問題。 第二個后續是，坎托爾與同事梅根·吐赫在撰寫出引燃「MeToo」運動的文章過后，出版了回溯事件始末的暢銷書《她說：打破性騷擾的故事，幫助點燃了一場運動》，而買下版權的是皮特，聯合監制電影《她說》的，也是皮特。晚了十年不止的「報仇」，大概與君子不那么相關。

還有就是，十月底，韋恩斯坦性侵案的第一周聽證會上，法官順從韋恩斯坦律師要求，禁止陪審團成員觀看將于次月上映的《她說》預告，以免影響判斷。 最終電影背靠與韋恩斯坦合作多次的制片公司，沖向韋恩斯坦留下超強神話以及頑固污漬的奧斯卡，某種急于洗白的舉動，又把「戲外」引到另一段與電影主旨背反的名利之爭去。 就目前看來，《她說》沖獎的前哨戰打得并不漂亮，只能位于第二梯隊，而總被政治正確的是與否裹挾的奧斯卡，又不僅是辦得越來越黏糊。最終電影的歷史會如何應和文化與思潮的歷史，恐怕難免也有好些慨嘆空間。

那么，撥開前后紛擾，回到電影本身，《她說》算不算一部好的作品？個人覺得，它是好的，而且要比不少申奧種子選手好。 即便不能復制《聚焦》《華盛頓郵報》這類新聞調查題材電影的成績，它也絕不是純粹依靠意義來掩蓋藝術缺陷的電影，畢竟二者已經相互鑲嵌，更重要的是，所謂「缺陷」，不過是有意為之的白描手法、克制風格。 伍迪·艾倫與米婭·法羅的兒子羅南·法羅早前在HBO，出過一部紀錄片劇集《播客大追殺：好萊塢性丑聞錄》，稍晚的同題材電影《她說》，則有更多女性班底的參與與呈現，也更有「她說」的角度和表達。

片名與原著書名里的「她說」，主體是「她」。 「她」所代表的群體，首要的自然是韋恩斯坦的受害者。他在猥褻之前常拿這么一句話進行勸說，「她們都這樣做」。「她們」是指此前不得不屈從他的女性，也指千百年來不得不屈從男性與傳統、權力的女性，這性別代稱，就有了一種前仆后繼的慘烈。 韋恩斯坦輕飄飄的一句話，之所以有沉甸甸的壓力，正是因為站在高位，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性侵犯同化、簡化甚至合理化了。用他手下蘭尼的辯解來說，這就是所謂老一輩權貴的做派，男女對「你情我愿」的定義不甚相同罷了。

長期壓迫的齷齪要被模糊調停為「一個關于男人進化的故事」，蘭尼面對《紐約時報》三位女性的狡辯表演，以自己也并不相信的圓滑，在鏡頭下勾出歷史與現狀的多重滑稽。 奈何滑稽再荒謬，也是男性與權力彼此攀附的現實。《她說》始終在透過女性，尤其是喬迪與梅根，她們的眼和耳，來捕捉我們隱約知曉卻未清晰辨認的殘酷。 演員和電影工作者，就在韋恩斯坦隱秘魔爪暫且兼顧不了的角落，懷著創傷式的謹慎，袒露那些年大同小異卻不減苦痛的經歷。年歲跨過去了，地位與閱歷予以屠殺惡龍者的，不過是無聲環境里的一點點勇氣。

電影不斷重復敘述女性遭遇這種困境的恒久與崩潰，每個當事人的閃爍猶疑、怨憎惱恨，成為統一的多聲部，達成無需分貝加持也能直插人心的沖擊。而這些外化的深層情緒，又會在她們獨有的追悔、反思里，對照韋恩斯坦匱缺的歉意，碰出極不是滋味的悲涼。 女性被剝削，不只是在名利場，也并不只是在性方面。《她說》透過瑣碎的故事拼貼，匯聚出承載共同苦難的性別形象，又通過母親、妻子等家庭身份以及職業牽涉的社會身份，來反復印證并強化性別傾軋。 梅根在投身韋恩斯坦報道之前，主導特朗普桃色新聞的揭露。她遭到即將成為總統的掌權者肆意謾罵，也接到陌生人猥瑣而具體的恐嚇。連帶著線人遭受的侮辱、威脅，短短幾個鏡頭就已經營造出這些身份在男權之下的脆弱，以及堅持真相與正義的極其可貴。

在職業抑郁、政治抑郁之外，產后抑郁，甚或是具有更大指涉的女性抑郁，在她們不被肯定與信任，更無處舒緩的壓力下，釋放出極為可怖的低氣壓。 女性對女性的體諒與幫助，在這些永恒的困境里永遠值得感動。而電影在女性主導的氛圍里，也加插了不少男性的輔助，譬如相互力挺的同事與分擔家務的丈夫。在面對資本、權力、傳統與結構的戰爭里，不盲目的性別對立給故事爭取了更多理智與勵志。

于是，這個「她」可以作為廣義上的女性，在場與不在場的，當下與歷史的，引導電影走向「說」。 「她」之所以如此痛苦，一大原因就是在背負無數不公的時候，無法「說」，遑論實現女性賦權。 很多人被禁止發聲，于是也有很多人欲言又止，甚至等了25年，終于有人上門詢問的時候，還是害怕訴說帶來的影響。始終在場統攝的權力支配，是電影一直強調的背后原因，但格外令人觸動的是，越來越多人開始說了。

「說」本身，在電影里，在事件中，都成了武器。《她說》固然有血有淚，但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女性之間低聲細語的訴說，事件的惡劣和時間的沉淀不需要添油加醋，就已振聾發聵。 而在直面韋恩斯坦團隊的時候，那種固守，那種周旋，是以在理，抵抗在位，無聲勝有聲。 因此比較特殊且有對比價值的一個場景，是梅根她們幾個在外頭聊案件，結果有人搭訕，而且毫不識趣地造成滋擾，最終遭到梅根爆粗伺候。電影直接的一個情緒出口，在這過分通俗的快意里，迅速產生集體悲鳴。

一定程度上，這「說」，也成了「問」。問的是以韋恩斯坦團隊為代表的男權社會，更問歷史，問當下，問一個假如，也問一個必然。 不可否認，當代史上極為濃墨重彩的這一筆，誠然會給電影無限加分。于是不夠舒張，不夠刺激，不夠蕩氣回腸，所謂被浪費題材的拍法，會引起爭議。

可電影要的，正是這種效果。不只是效仿《聚焦》《黑水》類新聞題材的節制、冷靜與客觀，而且是要在女性對話的反復、重疊中，借成稿之艱辛，凸顯言說乃至反擊之艱難。最關鍵的，是凸顯女性聲音要抵達聽眾耳邊，向來不易。畢竟哪怕是如此惡劣的事件，大家還是更關心刺激性與性刺激。 所以電影最后大反高潮的發送、記錄以及各種語言編織的「她說」，更能讓那些偏頗與反詰，都構成《她說》經久不息的傲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