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幸福的拉扎羅》紅極一時的意大利導演阿莉切·羅爾瓦赫爾，在她的CC標準收藏TOP 10榜單中選到了一部新西蘭電影——《天使與我同桌》。阿莉切說這部片子讓人感覺自己“參與進了故事的講述中”，它帶來的愉悅“就像人置身水中任由水波流淌”。無獨有偶，瓦爾達奶奶前年在CC淘碟，也選中了這部作品。

1990年上映的《天使與我同桌》是新西蘭女導演簡·坎皮恩的作品，曾獲得第47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評審團大獎（Grand Jury Prize）。坎皮恩最著名的作品應該是獲得1993年戛納金棕櫚的《鋼琴課》（至今她仍是戛納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該獎的女性），至于還記得《天使與我同桌》的人就不多了。 《天使與我同桌》講述的是新西蘭著名女作家珍妮特·弗蕾姆（Janet Frame，1924-2004，臺譯“珍奈·法蘭姆”）前半生的故事，根據(jù)作家的同名自傳集改編。珍妮特不僅著有許多小說和詩歌，她的特殊履歷還包括青年時期進入精神病院，甚至是自愿在其中生活，且有8年之久。和《飛越瘋人院》或者《囚》相似的是，可以預見本片將會帶給你的壓抑；但不同的是，本片的主角，是一名長相不甚好看、生性敏感害羞、沉浸在文字世界的女人。這個“瘋女”人遭遇了什么？“天使”指的又是誰？ 跟隨影片中的身影或許就有解答。今次，小把戲制作了《天使與我同桌》的新字幕，可在文末獲取；我們還翻譯了電影原作《天使與我同桌》自傳集的導言，正是由導演簡·坎皮恩撰寫。文章記述了導演拍攝本片的緣起，以及和作家本人相會的經(jīng)過。

珍妮特·弗蕾姆的第一本小說《貓頭鷹真的哭泣》（Owls Do Cry）出版后在新西蘭引起了轟動。一些人將它譽為是這個國家亟待已久的首部偉大“杰作”，另一些人則討厭書中斜體字的內心獨白，并批評它太過新潮、“過于憂愁”。不過對我來說，當我在14歲讀到它時——和小說中的人物達芙妮一樣的年紀，那個死亡之屋里的達芙妮，她幽暗、意味深長的歌聲就捕獲了我的心。 天還早的時候，起初是鳥兒飛來，還有云中鳴叫的鷦鷯，它就像詩中的孩子般歌唱著，放下你的風笛，你幸福的風笛。[1]這里生長著豆莢花和豆綠色蔥翠的草，滋生了成團的飛蟲，晃晃悠悠地撞擊著高地。 這是珍妮特為達芙妮勾勒出的內在世界，充沛著想象力的寶藏。不僅如此，珍妮特也在我心中，甚至可能在所有敏感的青春少女心中確證了這樣的世界。我們被賦予一種聲音：她是詩化、有力且命中注定的，她是一首美麗而神秘的靈魂之歌。 14歲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的生活真折磨人。還記得坐在自己的床上，靠著白色的塑料床頭板，朦朧的白紗床罩，搭配著繡玫瑰花紋的窗簾鋪展在我面前。我的房間沒有一丁點兒我所夢想的浪漫情調，沒有我想象中像林中薄霧一樣懸浮在綠色地毯上的床罩和窗簾。床罩和窗簾反而是電暖片的火患，是一種屈辱，是我致力于將它們浪漫化卻最終失敗的證明。不過，在我無法成功營造氛圍的地方，珍妮特卻出色地做到了，這讓我非常歡喜。 《貓頭鷹真的哭泣》是實驗性的，書中內容部分源于珍妮特親歷的事件，包括有8年時間，她斷斷續(xù)續(xù)在精神療養(yǎng)院中度過的經(jīng)歷。這激起了不少關于她真實人生的傳聞和負面印象。有些人相信她仍在療養(yǎng)院中，可能還做了前額腦葉切除手術，她被當作是一個被精神病毀滅的悲催天才。另有些人則推測，她已改名換姓移居海外。 大部分周末我一家都會在普利莫頓的海濱公寓中度過，驅車前往那里的途中會經(jīng)過臭名昭著的瘋人院——波里魯瓦醫(yī)院。 “珍妮特·弗蕾姆在波里魯瓦嗎？”當我盯著這些被奇形怪狀的大果柏圍繞，像監(jiān)獄一樣死氣沉沉的房子時，我會這么問。 “不，不是波里魯瓦。” “那在哪兒呢？” “她在‘太陽恩光’（Sunnyside）。” “太陽恩光？他們管精神病院叫‘恩光’？她還在那兒嗎？” 我邊看邊想。 我?guī)е鴼J佩、憐憫和恐懼來看待她的生活。做人不尋常在新西蘭社會中是一個污名，“發(fā)瘋了”則是不可補救的羞辱。 15年后，我不幸要經(jīng)常光顧波里魯瓦醫(yī)院的K2病房。因為我的母親多次要去那里尋求一點解脫，以擺脫她晚年因抑郁而無法克服的恐懼和蒼涼無望。就這樣，我踏上了珍妮特·弗蕾姆的領地——跨過了馬克思橫在走廊里的假腿，還推開了一個彳亍走向我母親的老頭兒，在休息室里，他帶著驚人的企圖把手放在她的扶手上，問：“伊蒂斯，我要是想在你的房里睡，得花多少錢？” 母親毫不擔心地說：“麥克，我告訴過你，我可不會和你談錢。” 1963年，珍妮特·弗蕾姆回到了新西蘭，某種程度上是為了避免縈繞其生活的閑言碎語，她決定寫下實情。正因如此，她寫下了三卷本的自傳，并以《天使與我同桌》這個標題將它們收錄成集。這是我讀到過的最美妙的聲音之一，最動人的書籍之一，也是新西蘭作家最好的作品之一。 她做到了寫作中的極難之事，她找到了一種極其自然的聲音，就像這些不是被寫下來的，而是一直在那里一樣。她沒有猶豫；“珍妮特·弗蕾姆”誕生了，我們伴隨著她一起長大。珍妮特所做的，比澄清對她個人經(jīng)歷的誤判要多得多：她訴說了她全部的人生，這既意外地令人著迷，又充滿悲劇色彩。除了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的那些年之外，我并不知曉她的兩個姐妹在從未提及過的事故中不幸溺亡，我也不曾意識到小說家弗蘭克·薩吉森（Frank Sargeson）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他提供給她棲身之所并教導她寫作謀生。隨后第三卷中的樂事是關于她的愛情故事，一樁發(fā)生在伊維薩島上，另一樁是和一個穿雙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珍妮特的獨特才能，以及那些能成就她杰作的品質，或許正是在于她通過暴露自己的脆弱表現(xiàn)出一種深刻和率真；以及她冷靜又正值地書寫痛苦和屈辱，乃至就像是在書寫自己的成功一樣。她使我毫無防備。沒有人要求我贊揚珍妮特，但我仍了解她的點點滴滴，并且愛戴她。 1982年的時候，母親把弗蕾姆自傳集的第一冊寄給了身在悉尼的我，當時我正在澳洲廣播電視電影學校學習電影。這書剛剛出版，在澳大利亞還買不到。第一次翻開《貓頭鷹真的哭泣》的14年后，我再一次坐在自己的床上，再一次閱讀珍妮特·弗蕾姆，這一次我讀的就是自傳集《天使與我同桌》的第一卷。這一次，我已經(jīng)不再對臥室的情調有任何企圖。我的床墊就鋪在一塊由四個牛奶瓦楞紙箱支撐起來的木板上，也沒有什么床頭墊和床罩。 我如此清晰地記得這些細節(jié)，是因為珍妮特的書對我有巨大的影響。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啜泣。就像她重重地對著我胸口一拳。但打動我的不僅僅是珍妮特的人生，在閱讀中我也重新經(jīng)歷了我的童年：在斷層峽谷中探險，在蔬菜盒子做的篷車里玩很久“開拓者”游戲，在街角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紀念公園玩繞圈球，還有在瑪格麗特女王學院舞會被杰弗瑞·貝爾德拋棄的羞恥——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三周前甩掉他的罪有應得。 在悉尼的那個周末，我躺在床上，浮現(xiàn)出一個念頭：要盡可能向更多人分享這種獨特經(jīng)驗。我沒想著我會幫到這本書，只是覺得電視劇可能會有利于更廣泛地分享她的作品。于是，那一年晚些時候，我動身去找珍妮特·弗蕾姆。 1982年的12月24日，我見到了她。回新西蘭過圣誕節(jié)的時候，我開母親的車到萊文，向珍妮特訊問她自傳版權的事兒。當時我28歲，我的教母瑪嘉·戈登認識珍妮特，她給了我地址并安排了這場會面。 萊文是一個平淡、簡單又整潔的城鎮(zhèn)，每一座磚房或木屋都是同樣的大小和樣式。從這些房子中，通過前院里沒有修剪過的金黃色草地，還有放在房子外用來隔音的額外一層磚墻，很容易辨認出珍妮特的家。屋子看起來空蕩蕩的，像是被遺棄了。珍妮特應門的時候我?guī)缀鯂樍艘惶Ｎ覀兌己芫o張。我本給她帶了一些新鮮雞蛋，不過卻在一個轉角急剎車的時候把它們打碎了。我想向她解釋我差點出了意外，但我還沒說完，珍妮特就焦慮起來。 “出意外？噢親愛的，你沒事吧？” “不，不是我，是雞蛋。” 我越繞越深。 “什么雞蛋？” （因為并沒有雞蛋；它們全打壞了。） 最終我們不再談論車和雞蛋還有意外，我跟她說了我有多么喜歡《致島國》[2]。 珍妮特跟我見過的任何人都不一樣；她自由、更有生氣和活力。她詼諧風趣，同時思維縝密。珍妮特的舉止不落俗套，她也不在乎自己的衣著和外表。 我還記得她的屋子有點雜亂，碟子亂放在廚房里，洗手間也沒有門，只有一個簾子替代。她還有一只好看的白色波斯貓，我們都非常喜歡它。過后，她帶我穿過屋子，給我看她工作的地方。她把每一個房間，甚至是房間的每一個部分都歸給一部正在寫作中的書。房間被掛著的簾子隔開，就像在醫(yī)院病房里為了醫(yī)生巡診或者保護患者隱私的簾子一樣。這可能是受20多歲時進出精神病院的艱難日子影響，才得出的辦法。在她最終要寫作的桌上，放著一對耳罩。 “我受不了任何聲音，”她解釋道，“兩層墻都沒有用，這樣我可得搬家了。” 我們坐下以后我先看了看表，因為我曾被告誡，不要在這兒待超過一個小時。 珍妮特和藹又實在地建議我先等到讀完后兩卷自傳再談版權的事，看看我是否會和《致島國》一樣中意它們，后兩卷預計要在1983年和1984年面世。在這之前，她不會對別人出售書的版權。她說她喜歡膽大妄為，這讓我滿心希望，盡管我還是一個學生。珍妮特看電影的品味比我老道得多，她跟我討論了《去年在馬里昂巴德》并說她特別喜歡這部電影的強烈氣氛。 忽然間外面如電光霹靂，我們聽見附近像有來福槍響。 “看來圣誕精靈來早了。”珍妮特說。 我們一邊笑一邊聽見更多槍響。 “圣誕節(jié)你有什么特別的打算嗎？”我問。 “當然，圣誕節(jié)我要和幾個非常要好的老朋友聚聚，”我們一邊走到前門，她一邊回答，“我要和勃朗特姐妹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過節(jié)。” 兩年后我再一次拜訪她，這次是和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奇特·伊金（Bridget Ikin）一起。我們和珍妮特在她稱之為餐廳的地方喝了茶，不過這里可沒有放桌子，這里只有一張床，套著粉色的燈芯絨床罩。珍妮特和我們分別坐在床兩邊的椅子上，三個人都把茶杯小心地擱在膝蓋上。當時氣氛很愉快，沒一會兒我就覺得我們仨就像是到醫(yī)院去給誰探病，只不過病人不在，好似我們是太懂禮貌不好意思說破、要么我們都是達達主義者，故意不去提這茬兒。 我最后一次見到珍妮特，是我們一起拍電影的時候。兩位制片人約翰·梅納德（John Maynard）和伊金，邀請她到奧克蘭來我們的劇組探班。于是，珍妮特和我的教母瑪嘉從萊文市結伴而來，瑪嘉還在影片中露了臉。 在片場，珍妮特找了一張椅子正對著攝影棚坐下，她觀察著我們拍攝、觀察著我，而我也觀察著她，我真感激她的關懷并給予我施展拳腳的機會。她并不想控制這里，不僅在那時，包括在之后適應勞拉·瓊斯（Laura Jones）劇本的漫長過程中，她幾乎都不曾指指點點或者要求改動。在一周的時間里，珍妮特越坐越近，直到周五——她在劇組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一張沙發(fā)上，那是拍在奧馬魯?shù)母ダ倌芬患視r用的電影道具。她拿著粉色頁的通告單，上面印的電影圈行話對她來說都是全新的詞匯：“殺青”、“通告”、“現(xiàn)場道具”和“上膠片匣”——她慢慢地發(fā)音吐字把它們讀出來，就好像在品味這些新奇的東西。 珍妮特來的這一周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珍貴的，梅納德用一張有4個珍妮特的照片來紀念這段時光，照片上有童年珍妮特，少年珍妮特，凱莉·福克斯（Kerry Fox）飾演的珍妮特，還有珍妮特本尊。 我常常會苦惱，人們到底為何會喜歡我的電影《天使與我同桌》。這部影片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時候，我所感受到的反響是我此前及此后的作品都不曾有過的。放映時，我根本不知道這部這么長的電影是如何為人們所接受。一個優(yōu)雅高大的意大利女人坐在我的邊上，她的膚色曬得就像煎好的培根，還穿著高跟涼鞋和一席修長貼身的晚禮服。她可不會令人聯(lián)想到什么蓬亂紅發(fā)、灰頭土臉的新西蘭人。我直挺挺地坐著，生怕看到她在旁邊打哈欠。電影接近尾聲時，她抓住我的手用意大利語小聲說：“可憐，太可憐了。”[3]我心想：“這片子就這么沒藥救嗎？”一邊轉過去看她，只見她淚流滿面。她非常渴望知道，珍妮特的結局是否安好。隨后主創(chuàng)上臺時，這位優(yōu)雅的陌生人擁抱了我，我被輕吻臉頰的時候還沾上了她的淚水。“太棒了！太美了！”她幾乎大聲地吼道。 這不是那一屆最好的電影，但卻是最受愛戴的。當《天使》被授予二獎銀獅獎時，人們阻止評審團主席公布金獅獎得主。5分鐘過去了，10分鐘過去了，人們反復頌著：“天使！天使！天使！……” 除我以外在場唯一見證影片成功的新西蘭人，是一位來自新西蘭電影委員會的銷售代理。他早先就因為需要另付高價費用，跟我確認過不要叫酒店的客房服務。他還讓我不要幻想我們的意大利經(jīng)銷商羅伯托·齊庫托（Roberto Cicutto）會和我調情，因為他是一個同志。盡管如此，他也是這部電影的救星，是他讓這部電視劇最終成為電影，又讓這部電影第一時間亮相電影節(jié)。 拍完《天使》后我再沒見過珍妮特·弗蕾姆。我們的生命并沒有交集，但我對珍妮特，她的天賦以及她對文學獻身的理解，仍然影響著我。我曾覺得她是孤獨的，但如今我不這么看，她只是活在一個特殊的、近乎神圣的國度，從而遠離丈夫、孩子和狹隘的社交圈等等這些世俗的需求和習慣。 2003年，在珍妮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已被診斷出急性白血病，面臨著死亡。我讀在一篇報道上讀到她說自己的死亡是一場歷險，“而我總是享受歷險”。愛歷險的小妮妮，生蟲又能干的紅發(fā)女孩。對一個詩意靈魂來說，沒有什么偽裝比這更好的了。 我后悔在她過世前沒有寫信給她，那時她仍會接收慰問和感謝信，有些信的地址只寫了“珍妮特·弗蕾姆，新西蘭”。這篇導言就是我對珍妮特的追悼信，致永遠的珍妮特，你已成為神話，出了名的害羞，但仍與任何閱讀這本書的人分享你的人生。 簡·坎皮恩 2007［4］ 注釋 [1] 本段是小說中達芙妮所唱之歌，此句"Drop thy pipe / thy happy pipe"出自威廉·布萊克詩歌《天真之歌》序曲(Introduction to the Songs of Innocence)，由一個在云中的孩子唱出。 [2] 珍妮特·弗蕾姆三部自傳分別為《致島國》（To the Island），《天使與我同桌》（An Angel at My Table）及《鏡子城的使者》（The Envoy from the Mirror City）。亦有臺版譯作譯為《島國天使》，《伏案天使》和《幻鏡天使》。故電影的副標題為三部曲，章節(jié)名則分別對應三卷標題。 [3] 原文為意大利語“Poverina, poverina”，即poor thing。導演本以為是在說電影太爛，其實是指可憐的主人公。 [4] 上文根據(jù)Virago出版社《An Angel at My Table: The Complete Autobiography》中的導讀譯出，由簡·坎皮恩寫于2007年。原文沒有標題，本篇標題取自2008年由《衛(wèi)報》發(fā)布的該文的另一版本，題為《In search of Janet Frame》。 關于新字幕 本片原有OCR中字質量堪憂，16年曾有修訂過。由于《天使》不僅和珍妮特的自傳文本很有強的聯(lián)系，片中還有大量英語文學著名的詩篇，包括莎士比亞、雪萊、丁尼生、葉芝、奧登等等。故小把戲再次修訂了《天使》的字幕，訂正了此前的錯誤，詩歌的翻譯大多數(shù)都參考了名家譯本，并增加了注釋和少量特效。 珍妮特一家有7口人，人比較多，有的還有昵稱，為了避免混淆，小把戲在公眾號中附了珍妮特一家簡介。影片中出現(xiàn)過的詩歌和譯文出處，也一并附上。 獲取字幕： 請戳——小把戲去沖浪 公眾號 其他渠道——Sub HD & 偽·射手 ——首發(fā)于公眾號 小把戲去沖浪——

An Angel at My Table評價人數(shù)不足Frame, Janet / 2010 / little 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