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夏天即將結束，新學年開始前，單身媽媽Irina在俄國北方大港口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興奮的拖著兒子Timur趕上大巴，迫不及待著離開美麗卻又乏味的故鄉克洛澤羅湖。暗戀她的老郵差Lyokha只得在收獲了一個禮節性的嘴對嘴親吻后，目送著她的遠去。紅梅花兒在田野小河邊開了整個盛夏，水草也都忙著結婚生子，可老郵差那滿腹的心頭話兒最終沒有講出來。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這部新作《郵差的白夜》，與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本《白夜》毫無關聯，如若非要聯想，大抵也就是文學和電影共同傳達的等待、錯過以及失望之情吧。77歲的康查洛夫斯基，在好幾十年的拍攝生涯中，制造了太多良莠不齊的作品，也因此他在影史上的聲譽和地位，比弟弟尼基塔.米哈爾科夫差了一個量級。幸運的是，這部回歸廣袤俄羅斯鄉村土壤，卻將情懷深藏起來的新作品，算得上是繼1979年那部謳歌國家工業建設的《西伯利亞頌》后的又一藝術高峰。時代躍遷，國已不國，如果說前者展現蓬勃時代中的大我，后者則溫情撫摸被蘇東劇變拋于荒野的小我。“如今的退休金真實不錯，商店也琳瑯滿目，可人們壓力卻這么大。”“這就是今天的樣子。”落日時分，兩個老人在清秀的克洛澤羅湖畔對話著。此片里全采用了非職業演員，以一種有劇本的紀錄片方式拍攝完成。這是康查洛夫斯基早已熟諳的手段，在1966年的《阿霞·克里亞契娜故事》、1984年的《花斑母雞》和2002年的《愚人屋》中，他都這么做過。北方湖區的居民，有著亙古不變的生活，在愜意的夏天縱情玩樂狂飲，接著在漫長的嚴冬安睡以及繼續買醉。與他們相伴的大自然，成了長途游客歇息的風景名勝，木屋建筑、東正教圣像畫和手工藝成了文化遺產。郵差的角色，也就是這些“遺產”與文明外界溝通的橋梁。“縱使人們都用互聯網了，可總有人需要收到面包和報紙吧”，老郵差對孩子說到。可事實上，在近五年內，俄羅斯的鄉村數目已經從5萬1千個，縮減至3萬4千個，有的村子里居民甚至不超過10戶。歷史學家列夫.魯爾耶相信，“歐洲是石頭建的，俄羅斯是木頭建的”，于是但歐洲發展成以城邦為核心的一個個國家時，俄羅斯還注定是一個以鄉村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鄉村才真正是俄羅斯這遼闊大地的靈魂，而非20世紀急速的工業化進程。來源于祖上，口口相傳的農作知識延續著鄉村文化的命脈，勞于此就該死于此，他們遵守祖訓，如同電影里北方湖區的居民，在夏末時節，為過冬的土地翻滾著土豆。本來，斯大林式的專制模式理應適應農業社會，集體農莊、集體勞作，這體制也適合一切農業國家。當上世紀末蘇維埃政治體制土崩瓦解后，鄉村也就跟著消亡。某種意義上，在《郵差的白夜》中，康查洛夫斯基就在憂慮這種消亡，因此，以跟隨村民生活并觀察塑形第一劇本，并找尋平靜日子里有著些許漣漪的個人故事，也稱得上是對抗消亡的一種努力。水上快艇，是郵差為村民送達郵件的必備交通工具。一天，快艇的馬達卻被人偷了。老郵差帶著暗戀女人的孩子，來到鎮上換新馬達，走進老戰友擔任指揮官的軍區，一個巨大的運載火箭站在組裝待射。影片結尾，當也想離開乏味村落的郵差又回到湖畔時，在與老友關于現代性失落的對話中，火箭在湖對岸升上了天空，那只總出現在他夢境里的貓兒，也爬上了岸邊小舟。這只貓兒，或許正是從普希金長詩《魯斯蘭與柳德米拉》那里爬過來的，或許它也準備一邊繞著樹轉悠，一邊建樹民族史詩呢。    這一次在電影里，康查洛夫斯基用上了老爸譜寫的著名歌曲——曾經蘇聯的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也是在聯盟最終破產后、應普京之邀改換歌詞而成的俄羅斯國歌《我們神圣的祖國》。而貫穿全片的最迷人音樂，則出自蘇俄配樂大師愛德華·阿爾捷米耶夫。為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星》、《鏡子》和《潛行者》配樂經歷，讓他聲名大振，后來他也為康查洛夫斯基和米哈爾科夫兄弟倆，分別撰寫過《西伯利亞頌》和《毒太陽》的原聲。在年初的索契冬奧會上，我們又聽到他美妙而又沖擊力的音樂，在開閉幕上回響。開幕式直接用了《西伯利亞頌》里的英雄之死主題，閉幕式則用上了米哈爾科夫早期作品《敵我難辨》里的主題。因此，為有著隱約大國情懷之《郵差的白夜》再撰寫音樂，是一件理所當然的可貴任務。這樂聲輕輕拂過湖面，紅梅花兒已經開敗，郵差那滿腹的心頭話兒沒法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