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對槍支的討論出乎意料的深刻而詳盡，以至于在電影來到100分鐘左右的時候我開始思考，有沒有可能討論槍支問題才是那盤醋，套在外面的愛情故事，婚姻話題僅僅是為醋包的餃子。若非如此，討論怎會如此層層遞進。 影院里看的時候，足夠快的節奏和稱得上好笑的包袱讓我沒來得及思考，待第二天緩過神來，整理了一下線索，覺著蠻有意思的，所以來把洋蔥剝開給大家看看。 第一層問題，愛瑪到底從哪來的這樣的想法？15歲的女生到底為什么想要進行一場校園槍擊？ 第二層問題，社會到底要負多大的責任？或者更直白一些，社會到底做錯了什么？ 第三層問題，產生這樣的想法與做這樣的事情間有多大的距離？ 人為什么會產生某種想法，最顯而易見的思路是個人性格加上社會塑造。那一個人的性格由什么決定呢？又是先天加上后天塑造。女主愛瑪是個怎樣的人呢？盡量丟掉社會塑造的因素，把它留給下一個環節，這里只去討論相對而言更屬于“天生”程度的性格。第一條線索是女主和女性朋友們在咖啡館聊天，講到男主是自己第一個crush，朋友們震驚怎么會在這個年紀才有第一個crush，女主給出的答案是，自己曾經很丑。近乎伏筆，來到了女主的學生時代，感覺被隔離在人群外的女主實際上遭遇了什么呢？當她與同學撞到一起時，同學實際上說了道歉，但女主卻腦補成了同學在罵自己。在坦白局過后的第二天早上，查理給愛瑪帶咖啡回來，查理不在家的這段時間，女主腦補查理決定取消婚禮飛回倫敦。在婚禮上，女主以為Misha在和別人講自己高中時的事情，質問Misha，得到的卻是Misha之后對自己坦白和男主差點發生關系。 這些線索拼湊出來了，無論女主在小的時候還是現在，無論對自己的評價高低，都會無法控制地認為別人對自己有敵意，會把事情想得比較壞。再加上一些馬路吵架的細節，雖然這里面包含了一些查理視角的放大，但我們按最嚴重的程度來假設，為女主加一點脾氣暴躁的元素。 但，那又能如何？ 這種程度的性格并不難理解，并不罕見，甚至堪稱普通，這種程度的災難思維離想要籌劃一起校園槍擊還有很遠的距離。 除非假設女主是變態是神經病，否則在純粹的性格因素中找不到解釋的密碼，倘若不想放棄這段關系，便不能做這樣的假設，所以只能繼續在社會中尋找因素，即便這點在很多人眼里不過是“借口”。當查理與瑞秋在瑞秋的辦公室里談話時，瑞秋以輕蔑地語氣說“又賴社會”，潛臺詞是在之前早已發生過的無數起校園槍擊案中，總有人用社會因素來解釋犯人的行為，而她不認可，在她的立場上，犯罪分子罪大惡極，任何解釋與分析都是在合理化犯人的行為，都是在弱化犯人的可惡程度。 可是社會什么都沒做錯么？ 查理在自己報刊信件中發現了一本槍支主題的性感寫真。 還記得愛瑪第一次回答為什么會產生策劃一場校園槍擊案的時候說了什么嗎？ 一個詞，美學。 她想到的第一個原因是審美因素，她說她像是在扮演某種角色。無論信不信，那本寫真的存在至少說明了，確有圍繞槍支發展出來的美學。學生時代的愛瑪走在校園里聽著說唱音樂，她開始接觸槍，抱著槍干的最多的是自拍，錄聽起來很拽的視頻。說唱是如此輕易而頻繁的提及槍支，而有關槍的意向在流行文化中又被輕巧地塑造得很酷。以至于人們快忘了這是一件危險的，致命的武器，奧巴馬在一次提議禁槍的演講中，特意把槍強調為致命的武器，正是因為這個本質屬性反而被遺忘了。 查理的反應與愛瑪形成了某種對照組，他是英國人，在倫敦長大，槍對于他而言并不是什么日常的東西，槍仍然是致命的武器，所以坦白夜過后查理一直在恐慌與說服自己之間徘徊，槍支的圖像，shoot這個單詞全都變成了會刺激到他的東西，甚至于帶槍圖案的馬克杯都要丟掉。 拿槍的性感寫真卻見證了態度的變化，查理第一次見到這本雜志時恐慌而避諱，并質問Misha雜志怎么在這里，但第二次看到時卻打開翻開了起來，甚至腦補了愛瑪抱著槍身著內衣，以性感的姿勢坐在床上。愛瑪之前給出的解釋是真誠的，但查理卻get不到，生活的背景差異太大了，他寧肯反復確認愛瑪是不是被兒時鄰居的死亡嚇到過，這樣的“起源故事”更符合他的認知。可是一本寫真集卻無形中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了他的態度， 美化與性化降低人們的恐懼，提高了接受度，而打造成酷炫的標志則讓人想要追求。槍不是第一個被這套流程重塑的存在，這之前有尼古丁，它是什么呢，以致命之物相稱也不夸張。 一個稱得上普通的有著災難思維的青春期少女離想要策劃一起校園槍擊案到底有多遠？本來足夠遠的距離被槍支的無害化與日常化的程度拉近了。但是念頭終究是念頭，念頭離行動有多遠也是重要的問題。 影片中的瑞秋代表了一類態度，認為有念頭和做了近乎沒有區別，同樣可惡應該被懲罰，并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懲罰者的角色。而在與瑞秋的對峙中，查理則拋出了另一種態度，校園槍擊案作為可惡程度為10000000的惡性事件，但畢竟沒落實，所以遠沒有實打實發生的霸凌輕微智障的鄰居惡劣，即便這件事情的可惡程度或許為1000。可為什么持有這樣觀點的查理仍然會害怕愛瑪呢？ 當查理把這個事件包裝成一道問題拋給Misha時，不知上下文的Misha問出了簡單到有些傻氣，但實則旁觀者清的問題，“這個槍擊案最后為什么沒做成？”是出現什么意外恰好阻止了這件事么？ 于是在同樣的沒有做間也有了區別，是因為學校組織了反思教育，同學們自發成立反槍聯盟，并且這個聯盟接納了這個有危險想法的人，讓她決定丟掉自己的槍；還是僅僅在去開槍的路上，車壞了/腳崴了/火車晚點了等等不可控制的外在的巧合的因素阻擋了此事。 這樣的區別決定的是這個人主觀意愿上有多大的改變，說得更加直白而具體，這關系到這個人現在是不是仍然是一個危險的人，一個普通人需要遠離，不應該生活在其身側的人。 但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呢？ 短暫脫離電影，在推進一下第二種情況，如果這個人已經抱著槍作者公交車在去往學校，打算進行一場屠殺，結果公交車拋錨，壞在半路，一鼓作氣，再而衰，潛在的兇手就差了這一口氣于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我們至少可以確定，這個人的行為不是那種規劃很好，很堅定，一定要執行的，而更多的是一時的怒火壓過了一切，無法理智思考，沒有second thought的時間，而公交拋錨強行拖換進程，給出second thought的時間。 那么重點在哪里？在電影中或多或少指出過數次的問題，槍就在手邊，太易得了，產生這樣的想法與獲得最核心的武器間的流程太順暢，給不出second thought的時間，獲得槍本應該是最麻煩的環節。 人們該對愛瑪這樣的一個曾經有過罪大惡極的想法的人持有什么樣的態度呢？這個問題太難搞了，于是在結尾處故事重新變會愛情故事，一類人與一群人間的故事模型重新回到了一個人對一個人，二人以普通人vs有過犯罪想法的人的身份發生矛盾，最后又以愛瑪和查理，的身份和解。問題全都拋出來了，思考留給觀眾，最后收起醋，重新擺好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