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http://www.qh505.com/blog/post/3433.html走過一條條陰暗的通道，穿過一扇扇冰冷的鐵門，戴著鐐銬的愛爾莎在獄警的押送下走向牢房的深處，也走向命運的終點，她是一個女人，也是一個罪犯，站在法庭上的時候，她是一個被告，而現在，她已經成為殺人兇手，從自述到辯護，從絕望到死亡，“但是讓人害怕的是她什么也沒有做過。”一步步走上死亡之路，在50年后的情人塞爾日·克拉維爾看來，這是屬于一個女人的悲劇，這是為了愛情的死亡，為什么“她什么也沒有做過，可是沒有一個人信她的話”？為什么50年來她還是一個清白的罪犯卻被判處死刑？50年前，這一場“裁判結束”了，到底是誰主宰了這一場判決？是主法官，是律師，還是那些臨時法官？對于這一部上世紀50年代的電影來說，導演安德烈·卡耶特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法國當時的司法制度改革，所以來自法國各地的臨時法官成為電影里的裁判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全國最大的土豆種植者馬蘭德，有貴婦人米古蘭夫人，有餐館服務員菲尼克斯，這20個彼此陌生、各自都有自己生活的人被邀請成為臨時法官，在刑事法庭上對愛爾莎的“犯罪行為”進行審判。司法改革，對于這些從來沒有站在法庭上的人來說，是一次挑戰，甚至在接到邀請的時候，還有人想要拒絕。在法國農村的土豆種植老板馬蘭德似乎只關注自己的那些土豆和牲畜，當兩個工作人員騎著自行車邀請他去凡爾賽參加審判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臨時法官，還罵這兩個人，但是當聽說這是一個全國只有20個人獲得的“榮幸”的時候，他又改變了態度，在簽字之后接受了邀請。而在餐館做服務生的菲尼克斯也被邀請時，很多人說，這只是一個形式，但是希望成為真正的法官的菲尼克斯還是在未婚妻芭芭拉的支持下走上了法官席。  作為司法制度的改革，這些臨時法官從全國各地而來，卻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權利，他們不知道什么叫回避，第一次在法庭上宣誓，也第一次向被告提問，第一次和大家一起自由討論。這些都是改革中新的嘗試，所以在法官宣布進入法庭的時候，仔細講解法庭上的相關制度，比如回避就是有些人被迫不能在法庭上出現而又不得不出現，他們只能待在一個隱秘的門里；比如他們提問時不能有任何攻擊性言論，必須保持“必要的和嚴肅的”態度；比如在宣誓時女人不能戴手套。而在最后發表意見的時候，朱法官又希望他們忘記自己曾經的身份，做一個真正的法官。當這些對于司法制度陌生的臨時法官組織起來，他們面對的是一起“殺人事件”。一個名叫愛爾莎的女子用藥物將交往八年的情人莫里斯送上了死亡之路，她是一名醫生，在一家婦女醫院工作，然而在4年前，莫里斯患上了嚴重的疾病，漸漸失去意識，在兩年前他有過短暫的恢復，當時他就希望愛爾莎幫他，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病無法治愈，只有死亡這一條必然的路，而活著對于他來說，只有痛苦，在害怕死亡的莫里斯面前，在結束自己生命的請求面前，愛爾莎終于給他注射了藥物，讓他在沒有痛苦中走向了死亡。“他的死亡只是結束了我的痛苦而已。”這是站在法庭上的愛爾莎說的話，對于她來說，和莫里斯有過美好的愛情，但也有痛苦的回憶，當疾病纏身而最終被宣判像植物人一樣死去的時候，愛爾莎看起來只是幫他完成了不再痛苦的愿望，不管是法庭出示的莫里斯X光照片，還是醫學教授穆桑對于他的疾病的判斷，在客觀上莫里斯的確沒有任何希望了。這是客觀現實，但是愛爾莎注射藥物就是一種主動行為，是將一個沒有真正死去的人推向了死亡。50年代的法國一定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法律，所以從法律層面上，愛爾莎的主動行為一定觸犯了法律。盡管莫里斯妹妹將她送上了被告席，盡管莫里斯有著3000萬法郎的遺產，但是在這個案件中這些似乎只是為案情的復雜和眾說紛紜提供了另外的細節，但是愛爾莎幫助莫里斯而對他實施安樂死，在法庭上成為焦點，似乎更多是在道德層面上進行討論。比如愛爾莎的性格是不是冷酷？比如和莫里斯的妹妹是不是一直不和？比如和莫里斯的感情是不是真摯？當被告愛爾莎陳述完畢，當主法官提問完畢，交由臨時法官提問時，對于第一次坐在刑事法庭的臨時法官而言，似乎更多的是新奇，他們提問，他們討論，他們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在庭審完畢的時候，他們都感覺到這次庭審帶來的意義，報社的克拉維爾覺得這是一個新奇的事物，“因為每個人都有自主的權力，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米古蘭夫人認為：“這真是有意義的法庭審判，政治觀念開始深入人心。”而以成為真正法官為理想的菲尼克斯，在這臨時法官的經歷中收獲了更多。實際上，在刑事法庭上對愛爾莎一案進行審判的同時，這些臨時法官們的各自生活也發生了變化。馬蘭德離開土豆種植園來到凡爾賽幾天，打工的青年朗瑪多就自己安排休息時間，吹著口琴不干活，甚至讓婦人瓦里斯也一起享受生活；莫麗卡和男友的戀情遭到了身為臨時法官的父親的反對，但是妻子和大女兒卻勸他不要過多干涉，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一天晚上，和男友出去的莫麗卡到凌晨2點都沒有回來，身為父親的他原想教訓一下孩子，可是當女兒一個人淚眼朦朧地出現時，他的怒氣消散了，摸著女兒的頭說安慰她給她一個父親的愛；古德龍因為傾慕不斷接近米古蘭夫人，卻被夫人冷眼相待，她卻和另一個比夫人年輕20歲的年輕人促膝談心，引起了古德龍的不滿，繼而古德龍在米古蘭夫人面前說他曾經和年輕女子一起死進入旅館。實際上，在庭審之外發生的故事，都和道德有關。馬蘭德回去發現朗瑪多和瓦里斯不干活，就狠狠教訓了他們，還吹罰他要將沒干的活全部干完；莫麗卡的父親為了女兒也是想著教訓那個男友，而被拋棄的女兒在他懷里哭泣的時候，他也用父愛來彌補；報社的法維歇和妻子總是發生爭吵，而孩子也似乎反抗著一切，在這種幾乎破裂的感情里，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維護家庭的和諧；甚至，餐館服務生菲尼克斯在最后庭審時因為匆忙而忘了帶錢包，當從出租車下來時才發現尷尬，但是因為急于趕去庭審，所以和出租車司機發生爭吵繼而被帶到警察局的時候，菲尼克斯也是大聲吆喝，為自己辯解，甚至還威脅警察秘書，最后還乘機逃跑……每一個臨時法官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生活，而在這樣的生活里，不管是教育、父愛、婚姻還是糾紛，似乎都是在道德意義上，雖然成為了臨時法官，雖然感受到了一種變化的新奇，但是生活中以道德作為評價標準被處事原則，說明所謂的法治生活還需要更長的路。而決定愛爾莎是否有罪的一個關鍵細節是：愛爾莎有新的情人，這是莫里斯的妹妹在庭審中揭發的，愛爾莎沒有否認，在她看來，認識克拉維爾是在莫里斯生病之后，而克拉維爾也是因為同情愛爾莎而幫助他，實際上，在愛爾莎的心里，自己是為了愛而讓莫里斯安樂死，克拉維爾也是為了愛而接近自己，所以不管是莫里斯之死還是自己和克拉維爾之間的感情，都不是一種犯罪，都是愛。“從來沒有想要丟下莫里斯”，所以在這個原則之下，愛爾莎為自己辯護。而克拉維爾上庭時，也把愛爾莎對莫里斯的照顧看成是一種偉大的愛情，“她一直守在莫里斯身邊，那個期間我們一直清白，她只是奉獻，她是一個勇敢、堅強的女人。”而他對法官的問題只有一個：“她為何要承受這樣的苦？”不管是流淚的愛爾莎，還是激動的克拉維爾，他們都在維護一種純潔的愛情，這種愛情與私利無關，與遺產無關，更與謀殺無關。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道德意義之上，所以莫里斯之死最后其實變成了道德和法律的博弈，在最后的討論中，臨時法官們似乎已經在各自生活的改變中慢慢體會到了一種法制意識，吉貝爾認為愛爾莎就是兇手，她無可厚非是殺死了莫里斯，而作為天主教徒的法維歇也認為，社會契約對她來說是致命的，應該判她通奸罪。但是更多的人卻還是從道德出發，米古蘭曾經接觸的那個年輕人就是克拉維爾，他請求米古蘭夫人在法庭上對愛爾莎做出公正判決，不是賄賂，但卻也是一種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所以米古蘭在最后討論時，多少還是受到了克拉維爾的影響：“作為一個女人，她對司法做出了深刻的見解。”她愛著莫里斯，為了減輕痛苦而結束他的生命，她在法庭上不沉默，為自己辯護，這些都是一個女人自主的表現。而菲尼克斯卻認為，這只是一個個案，對別人的生活幾乎不發生影響；而莫麗卡的父親卻認為，女人不會為了愛去殺人，因為自己的女兒就是死心塌地跟了男友。主法官說：“法律永遠是公正的。”推行臨時法官制度作為一次實踐，就是要收集民間的意見，充分吸收社會各階層的觀點，但是在法律意識不強，司法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用這幾個臨時法官做出的決定對被告作出判決，還是有些隨意，至少是有爭議的，就像那時的安樂死一樣，處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緣。但是這個案件最后還是被定性為謀殺案，愛爾莎還是成為兇手要執行死刑，可以說，這是道德意義上做出的判決，是道德對一個女兒的懲罰。而在這道德審判中，愛爾莎似乎成為一個愛的犧牲品。“一切都遠離了所愛的一切。”在50年后的克拉維爾看來，當初被判決死刑的愛爾莎完全為了自己的愛情“什么也不在乎”，也只有自己和她的父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所以在這個悲劇發生之后的50年，在18255個白天和18255個夜晚組成的50年時間里，克拉維爾一直對愛爾莎保持敬意：“人們不會就這樣忘記她的一切，她為自己做出的那些辯護，給社會帶來的哪些影響，這些都會讓大家記住她。他們聽著她的故事，傳送它的影響，證明她的清白；他們跟著自己的良知，為她祝福，為她祈禱，她給人們作出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她的事跡將被所有人傳頌。”是的，在克拉維爾的信心深處，愛爾莎就是一個為愛而赴死的人，而50年來的人們就是在良知上將她視為一種偉大的精神的代表，從而影響更多的人。這是對于愛爾莎道德的美化，而其實，克拉維爾的這段50年后的話也是導演安德烈·卡耶特的觀點，那些臨時法官作為司法制度改革到來了新奇的東西，但是他們似乎都被自己的個人感情所左右，所以在最后的判決中把一個清白的無辜者送上了死亡之路，這是一場荒謬的審判，也是司法制度的最大弊病，影片里，在持續的庭審中，門外始終有一個婦人在找吉貝爾，最后當做出最后判決宣布愛爾莎有罪的時候，她見到了吉貝爾，告訴他的一個消息是：“她是你父親的女兒。”這是最后才交代的線索，而實際上這條隱含著太多故事的線索依然指向道德層面，吉貝爾在討論中是認為愛爾莎是有最的，而且是最強烈要將她定罪的臨時法官，而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面無表情地說：“我的罪比誰都大，她應該被救出來。”言下之意就是因為自己投了她有罪的一票，所以最終決定了她的死亡，而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他就不會這樣決定，也就意味著，愛爾莎在這一份親情面前會成為無罪的人。有罪或無罪，僅僅是情感的支配，僅僅是道德的懲罰和保護，所以當愛爾莎成為犧牲品，成為50年來一直無法抹去的悲劇時，它的意義更在于如何在感情和道德層面上尋找真正的法制意識，真正在制度上使之成為“清白的罪犯”。<圖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