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年前回國，要見的除了女友，還有銅鑼灣City Cinema Victoria的《拾芳》謝票場。熬過了長途飛行，進場時竟依然是奔赴演唱會現場般忐忑。影廳門外的大熒幕播放著預告片，觀眾排著隊上前與海報立牌合照，氣氛熱烈，想必大家的心也和我一樣緊張。電影末了大燈一開，才知道原來觀眾席里臥虎藏龍，許多與梅艷芳同時期的藝人或后輩都坐在這里，靜靜享受這一個半小時的感動時光。 片名煉出一個“拾”字，電影確實是從“拾”開始的。梅艷芳去世前將財產交由信托公司管理，以支持家人生活。然幾番爭拗過后，信托公司決定變賣梅艷芳的遺物，以擴充錢庫。郭羨妮飾演的Edith帶領一班歌迷爬入垃圾箱，追到舊貨店，將一袋一袋的“垃圾”收集起來，再把它們送還到原本的主人手中，電影便從這一件件“不值錢”的遺物的旅程展開。 有“拾”先有“藏”，影片實際上通篇都在強調Anita的“藏”。以Amy與Kiki的故事為例，前者既是Anita識于微時的老友，亦是受Anita歌藝打動的歌迷，縱然時過境遷，Amy決意離座，Anita卻將二人一同追星時的合照和應援道具珍藏多年，此中藏的是對老友的真誠，也是對青春的懷戀。受Anita鼓舞進入娛樂公司工作的Kiki，發現工作中接觸的明星從來不會把粉絲禮物當回事，頓覺心寒，隨即脫粉，轉行，卻在多年后得知自己中學時送給Anita的手作相框，一直在Anita家中收藏，直至成為遺物。梅艷芳每次搬家都要留一個房間專門擺放歌迷禮物，這種行為可能并不容易被理解，梅媽媽也曾說，不懂女兒干嘛在保險柜里藏了一堆“垃圾“。經濟社會一切看錢辦事，名牌服裝，首飾，鐘表，包括如山的獎座，全部在富麗堂皇的拍賣廳里換成支票上的一個個零，而那些零碎的紙張雜物，不管當中含著多少真情，見證了多少感動，通通當成廢品丟棄。媒體報道歌迷”拾芳“行動時一直帶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八卦態度，然而歌迷完全無需以此為恥，反而能以有梅艷芳這樣真心待人的偶像而滿足甚至驕傲。 制作方面，各個篇章的銜接尚算流暢，大牌云集的卡斯反映了梅艷芳至今不減的影響力，意識和精神方面都十分出彩，加入了近年香港電影和話劇中常用的港式幽默成分，收獲陣陣笑聲。缺點也是明顯的，首先由于預算有限，場景多數偏簡單。敘述比較直白，如果導演在調度與剪輯上再加點功夫，會有更好的效果。現存的版本確實顯得有些偷懶了，例如臺詞欠修剪，鏡頭使用過于呆板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影片的感染力。樸實無華的臺詞使得演員表達方式的差距十分明顯。例如Perry一節，韓馬利，楊英偉，鄭子誠這些老戲骨的圍剿下，初次出演電影的黃榮杰只能說是完成了作業。不得不佩服韓馬利，楊英偉兩位，盡管臺詞平實，他們卻能自然地將場景支撐起來。飾演學生的小演員們表演略顯程式化，但都十分可愛。相信新人演員們有更多進步余地。 影片提出了流行偶像是否能登大雅之堂，是否能成為文化代表的問題，答案需要結合各個故事來總結。Edith在梅艷芳的光芒照射下得到成長，Perry從梅艷芳身上找到了向父親展現真實自我的勇氣，本身就能說明擁有極高人氣的流行文化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影片能提出這個問題，說明主創者并不排斥梅艷芳作為流行偶像的身份定義。現實中有太多藝人聯同粉絲爭相為自己冠上“藝術家”的名頭，極力排斥“偶像”的稱號，個人認為并無必要，一是這種做法從根本上否認了流行偶像的價值，二是將自己打扮成別人，無異于自認沐猴而冠。 所謂流行偶像的價值，在《拾芳》里可以分為藝人形象對公眾的啟發，與藝人對社會的直接貢獻兩方面。第一種價值的體現貫穿全片，尤其是在Perry的故事里，比賽現場那場戲里的diversity色彩上。梅艷芳在性別交互方面的先鋒地位，我認為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很多時候這方面的討論只停留在她俊朗的男裝形象上。現實中同性戀者藝人未必能成為gay icon，而gay icon不需要是性少數群體的一員，反而是女性總會與性少數人群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女權組織是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反過來Lady Gaga也表示曾從LGBTQ群體獲得過巨大力量。盡管現實中男同性戀者對女性的態度尚需分類討論，大背景下diva常常成為gay icon的說法也早已不新鮮，原因是diva作為女性，在男權社會打拼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容易讓同為弱勢群體的LGBTQ人群找到共鳴。同時女性作為“男性凝視”的客體，在挑戰某些禁忌時，因從來沒有受到與男性一樣多的重視，反而能夠獲得相對寬松的空間。梅艷芳沖破逆境獲得成功的人生經歷，加上其極具魅惑性的藝術感染力，成為公認gay icon并非偶然。電影很好地利用了實際例子，雖然Perry的話劇表演不足以充分說明這是一次出柜行動，這種解讀也未得主創人員證實，他的做法卻已經有力地強調了摒棄刻板印象，為diversity歡呼的觀點。除此以外，現實中，梅艷芳以她熱烈的曲調，大氣的唱腔，大膽的歌詞，塑造了熱情奔放，擁抱自由的女性形象，為八十年代渴望沖破傳統的香港人樹立了榜樣，甚至可以說是婦女解放中重要的一環。此外，被媒體津津樂道的還有少女們爭相模仿的梅艷芳速食面發型，西服大墊肩，以及人民大會堂表演后風靡北京街頭的短裙，公眾追捧模仿梅艷芳這種表象實際上反映了梅艷芳作為女性公眾人物對社會的正面價值。 第二種價值集中體現在Ken的故事中。Ken在申請音樂學院前夕被SARS風暴奪走了父親，同時還失去了家庭經濟來源和對音樂的熱情。而后得到由梅艷芳發起的茁壯行動的資助，重燃信心，獲得了美國音樂學院的offer。影片結尾呼應開頭，已成為國際級演奏家的Ken從Edith手中接過他當年寫給梅艷芳的感謝信，撥動琴弦，把音樂獻給助他重回學堂的“長腿叔叔”。SARS是香港人共同的痛，像Ken一樣的青少年又何止一二，幾天前還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家庭轉眼變得孤立無援。而梅艷芳呢，在自己的病和SARS的夾擊之下，硬是挺著腰站了出來，奮力要給灰色的天空帶來一點光亮。明周頒給她“致敬大獎”，她說受之有愧；1:99演唱會結尾致辭，她嘴里仍是不停喊多謝，幫助更多的人便是她的信念。導演梁柏豪在演后談里說，梅艷芳叮囑茁壯行動的審核人員，只要是來的人都要讓他們通過，所有申請者我們都要幫。也許是她從小對捱苦太熟悉吧，等自己有能力了便再見不得別人苦，這就是“善”的含義。為善人間，鼓舞精神，梅艷芳自然當得起“香港女兒”的稱號。 《拾芳》絕對是真誠的，縱然只是歌迷的發起的計劃，卻用有限的資源創造出不俗的質量，否則也不會獲得如此喜人的上座率。作為歌迷，對這部影片自然是心懷感激的。從歌迷組織孜孜不倦的籌備，到Anita不露臉的設定和江欣燕的配音，再到片中碩大的耳飾，戴在右腕的手表，種種細節中就能看出心思。每一個故事的主演都親自與原型交流過，以確保人物塑造的準確性。整部電影中我最喜歡的是Amy的故事。或許會有站在上帝視角的觀眾責怪Amy絕情，然而世事本無“應如何”，人各有命，只有真真切切流逝的時間能告訴我們人間的模樣。就像離開人世十多年的梅艷芳仍能以《拾芳》這部電影被人重新認識，就像多年未見Amy的Anita，原來一直珍藏著那少女時代的紀念品，珍藏著那份從不被提起，卻曾毫無保留地帶來過溫暖的友誼。陰差陽錯般的，跟電影里說的一樣，現實中Amy的原型碰巧是Edith同事的母親，兩位與Anita各有相關的人就這樣被聯系起來。事實上文藝與現實的聯系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緊密。電影院里，Amy的原型和編劇一同坐在我的前面一行，阿姨扎著樸素的馬尾，青絲中已有點點斑白，如果阿姨心中果如影片說的那樣仍有戚戚，那在影院中與滿場愛Anita的人分享笑與淚，也許已是一個出口。主創團隊還多次邀請Ken的人物原型觀看此片，雖由于傷痛極深未能成行，他能敞開心扉與公眾分享他的故事，已屬可貴，因為講述梅艷芳的故事，表彰梅艷芳的成就，并非只為給這位傳奇巨星歌功頌德，更多的是宣揚她的精神，給世界予大愛，啟發更多的人，這樣便是片中所說的香港精神的延續。 ------------------------------------------------------------------------------------------------------------------------------------ 更新一下當晚觀影并發言的公眾人物：袁潔瑩、張崇基、方健儀、江欣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