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超過400個人離開了他們日常的生活，回到前蘇聯時代。”

上述文字，來自一場從電影出發、最后卻以極其詭異的方式突破電影概念的世界首映。 常有人戲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們都知道，這種行為目前還只能存在于瘋狂的設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創造一個“平行世界”。盡管這也很瘋狂，但這不是玩笑。

一周前，2月17日，巴黎剛剛結束一場恐怕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工程最龐大、最難以想象的影像展映——在法國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以及另外兩個劇院里，人們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個被復制還原的前蘇聯社會，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們。 請注意，這個“前蘇聯社會”是真實存在于21世紀，位于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的某個地區，仿佛前蘇聯遺留的一個幽靈。 而處于其中的人們，與其說他們是在表演，不如說他們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空間。 如此浩大的實驗性項目，只因為當初的一個電影計劃，它有一個相當簡潔的名字：《DAU》。 當然這個電影計劃早已“變質”，有人形容它為“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人類學社會實驗。

01. 一座“幽靈城”隱秘的誕生 準確說，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場視覺呈現，取材自上述那個“前蘇聯社會”復制品歷時三年的資料記錄。 據DAU官網介紹，這一項目，目前已累積700小時的影像素材、250萬張圖片、4萬件衣物、8000小時的聲音素材、4000份文件資料。 此次巴黎展映，也許只是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也許這些資料所記錄的，也只是DAU這個前蘇聯復制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計劃，還有接下來的倫敦、柏林兩站，另外據說電視劇、紀錄片，甚至可能包括發行最初構想的電影，也都在未來的計劃中。 回到這些資料、這些計劃的起點—— 2009年，有超過400個主要演員和10000名的參演者，離開現實生活，來到這個“前蘇聯幽靈城”——斯大林時期一個巨大、封閉、獨立，猶如小型社會的秘密機構（下文統一以DAU代稱）。 在這樣龐大的人員構成中，大部分人卻都不是真實的演員——他們從世界各地被招募來，其中有真實的藝術家、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也有街道清潔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官網信息顯示，諾貝爾物理獎得主David Gross參演，其角色為1956年在此舉辦的國際科學大會的參與者

他們隔絕與外界的交流，成為“蘇聯公民”，基本上都會被賦予和DAU之外一樣的身份——清潔工仍是清潔工、服務員仍是服務員、學者仍是學者，甚至罪犯、黨員、巫師、納粹。 他們工作、生活、發展友誼、墜入愛河、誕下新生兒、接受前蘇聯的制度管轄，經歷1938-1968年前蘇聯的變化——項目雖只持續三年，但DAU內部也有自己的“時間”。

參演者扮演“1952年”的店員

然而一開始，你能想象這浩大復雜的工程，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簡單的傳記片？ 豆瓣上的相關條目早已過時、卻記錄了導演最初構想，譯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蘇聯物理學家，Dau其實就是他的昵稱。他在理論物理的諸多領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獲得諾貝爾獎，也是那一年，因為一次嚴重的車禍，他的身體與智力都受損，到1968年時，終因惡化而去世。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只是想拍一部關于他最后30年的電影，這個影視計劃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Dau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此劇照出自原構想的傳記片素材

于是為了長期的拍攝，開始建造起約有兩個足球場大的巨大布景，盡可能地還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環境——也就是復制了當時一個位于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機構。 只是到了2009年這個復制品完成時，這龐大的項目也開始走向一個始料未及的野心： 在完成一年拍攝后，導演干脆放棄了傳記片的初衷，專心于眼前這個“前蘇聯社會”。 02. 復制品可以有多逼真？ 2012年以及之前，此項目都還有見諸報端，那時大概以為總快要完成上映了，國內《南方人物周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關文章，可是之后，消息沉淪，DAU似乎隱匿不見了。 自從導演轉變目標，DAU便從一個影視拍攝場地轉變成了一個滯留在20世紀、隔絕于現實世界、實際存在并運行著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離開始拍攝的2009年近乎十年后，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這25天時間里，我們這些“局外人”才終于有機會在巴黎真正親眼目睹這座傳聞已久的“幽靈城”。 有意思的是，進入劇院參觀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門票也不叫“門票”，他們管它叫Visa，簽證，分為三種：6小時、24小時、無限制。獲得后兩種簽證，你還需要特別通過一項心理測試。 這倒算不上是為了這次展映特別想出來的點子，因為實際造訪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護照”，審核、入關。 項目拍攝期間，能夠獲得過許可進入DAU探訪的記者，屈指可數。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隱秘的存在。

如前所述，這個蘇聯復制品啟發自Dau最后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機構，這里設施齊全、秩序井然，近乎一個封閉獨立的生活區。 機構內部，復古的建筑、裝飾、衣著、生活用品，都真實復制于蘇聯，乃至發型、食品包裝、香煙牌子等等，都會照著1938-1968年的時間推進而有相應的更新。 同樣，這里似乎進行著真實的商業活動，人們用盧布交易。有參與扮演者試圖在這里使用自己從蘇聯時期留下的盧布，結果被判為“使用假幣”。

我們可能會把DAU想象成一個“老大哥”式的生活區，其實完全不是。 這里沒有到處裝著隱藏的監視器，也沒有片場可見的沉重繁多的攝影設備，事實上攝影團隊只有三個人，他們會在隨意漫步時記錄下某個人物、某個事件，而這也僅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個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時光，大部分時間里，人們不會被觀察、被拍攝。

2011年，當蘇格蘭一位制片人Eddie Dick要跟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談論一個新項目時，他被允許進入DAU，當時，按照DAU的時間，已是1953年。 進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著合時的服裝，剪短頭發，還會得到“護照”和一些盧布，并被審問來訪目的。 但是進入DAU之后，在Dick造訪的全程，他都沒有看到拍攝的進行。 Dick描述說，有警衛在行進，有人在喝咖啡，人們各自干著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與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拜托，這是在搞什么鬼！你會發現，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樣，只管順其自然了。”

Dau的妻子Nora

03. 是現實還是造作？ 盡管我們知道了DAU項目的具體內容，但許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實”和“楚門秀”被同時用在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再比如，我們知道電影里的楚門是被蒙蔽的，這里的人們卻是出于自愿。 就在巴黎展映開始沒多久，英國《衛報》發布了一篇詳細介紹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于2019年的展映計劃，他在多年的“無效請求”之后終于被應允可以采訪導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觀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這13部正是剪輯自前面提到的700個小時的影像資料。 在Steve所觀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當于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親來機構看她；第二部是Nora與Dau，及Dau的舊情人Maria之間的糾葛；第三部則發生在十多年之后，那時Dau已近乎臥床不起的狀態，他們的兒子已成長為一個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無聊而孤獨。

此為“1968年”Dau與妻兒。Dau由首席指揮兼劇團藝術總監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羅斯演員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親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實的母親。

在第四部影片里，Steve看到研究機構的看門人喝醉酒，看到一個老夫人嘔吐，而影片相當大一部分是兩個男人在某個夜晚溫柔又笨拙的性愛、身體與言語的侮辱。 根據Steve的形容，這些，都不像是演出來的。然而所有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無聊，對話冗長又凌亂，幾乎未經剪輯，其間的情感卻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瑪95的電影。 道格瑪95是一場由拉斯·馮·提爾等人發起的電影運動，旨在強調電影構成的純粹性并聚焦于真實的故事和演員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過拉斯·馮·提爾的《白癡》，大概也能捕捉到一點Steve的觀感體驗。

如果我們沒有理解錯，也就是說，在DAU內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繹Dau生平最后30年機構內部的歷史和社會變遷；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時又都盡可能真實地生活著。 那么，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這就像一份真實可見的、活著的檔案記錄。

巴黎展映其中一個劇院，Théatre du Chatelet的藝術總監Ruth Mackenzie說，“我100%確信，我們所正在經歷的，將來會被載入巴黎、藝術、科技、電影的歷史。” 已回歸現實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這種表演體驗：“關鍵是，如何同時成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 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資料中我們還會看到一些相當驚人的東西，比如—— 以訪問學者角色進入DAU、穿著50年代服裝的知名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正在進行一場薩滿巫師主持的潔凈儀式；

或者一名警員正在監獄房間里折磨一個裸身、流淚的女子，此處不展開細節，但可聯想到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實驗在6天后被迫結束，而DAU持續了至少兩年…… 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 04. 是噩夢還是樂園？

在導演所制造的那種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曖昧里，我們展現了自己的恐懼、焦慮、自大，我認為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會激活你內部或強或弱的某一面。

DAU的“執行制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說。當被詢問關于監獄那一幕時，她的回答是：她并沒有完全被剝奪權利，這一切其實還是表演。“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個人只要說一聲‘這個我應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選擇了繼續置身其中。或許是為了尋找另一面的某種東西。” 當然，Steve表示，由于無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證，這段說辭真實與否也只能見仁見智了。 另外根據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內部，他有絕對的自由，盡管他也會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會感到不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會感到這種不安。”（注：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間蘇聯的情報機構） 項目進行的三年間，他約有一年時間是在拍攝影片，其余兩年斷斷續續地待在“機構”里，吃飯、睡覺、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幾個星期，當他或其他人離開時，他們反而會覺得自己來到了另一個時空，現實世界看起來倒更像是一個布景。

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讓他們決定是留在那里還是回到“未來”，他們會選擇留下。

實情確如Teodor所言嗎？也許不盡然，許多參與者都不愿與Steve交談。 有傳聞說有人搬到烏克蘭，在DAU住了幾個月，甚至更久；也有人來去很快，認為這個極權主義的地方已經轉變成壓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導演對性和權力的享受。 至于導演本人，則認為DAU不僅僅只是一個蘇聯社會的復制品，它同時也在折射現實。 在蘇聯、在DAU，人們會自愿服從極權主義，但這一點，其實今天的我們更明顯，比如今天我們對手機的趨之若鶩。

手機這些東西知道我們什么呢？其實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這是一個透明的世界，但我們拒絕承認，這就像我們坐在這里，但是拒絕承認正在一個運動的星球上移動。

盡管如此，有一點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這樣一個架空的地方，人類的行為得以釋放，而在現實生活里，通常你不敢做得太過，因為要承擔的代價太高了。 對此，制片Martine的說法是，DAU是一個觀察人類本性的顯微鏡。

05. 是魔鬼還是天才？ 為什么會復制這樣一個蘇聯社會？這多少與導演本人的成長背景和蘇聯情結有關。 作為家中獨子，赫爾扎諾夫斯基生長于莫斯科一個充滿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環境下。他的父親是一名享有聲望的導演，1968年他執導的《玻璃琴》成了蘇維埃政權下的第一部被禁電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編劇，也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好友。 蘇聯解體時，赫爾扎諾夫斯基年僅15歲，但至今他仍視自己為“蘇聯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國時，甚至會在表格文件上“來自哪里”那一欄填上：USSR（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然而關于導演的謠言四起，更有甚者稱他創造DAU是為了滿足作為“獨裁者”的自我意淫。這個項目被拿來與《現代啟示錄》這部電影作比——DAU就像一個隔絕于現代文明，生存于自己的規則的王國，導演就是其中的科茲上校。

《現代啟示錄》中，科茲上校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國”

前面提到的制作人Dick，在那一次與導演的接觸中也并沒有留下好印象。他認為導演是個夸大其辭、對電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負、獨斷專行，“對待工作人員就像對待仆人，而其他人對待他就像對待王子。”

有一點是確定的，DAU項目開始拍攝的那年，赫爾扎諾夫斯基還是個29歲的新人導演，在此之前他僅有一部影片《4》，盡管獲得了不少贊譽，但此外似乎就再沒有其他作品了。 2011年，《GQ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使得這個項目引起了更多質疑。文章聲稱一位應聘赫爾扎諾夫斯基助手一職的年輕女性，在面試過程中被問及性生活以及是否愿意演示一些性行為，當她表示拒絕之后，她很快就被打發回去了。 這是事實嗎？或許也未必。 在同樣會面過導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爾扎諾夫斯基看起來不是一個專制霸道的人，他的行為舉止表現出隨意、健談、迷人的樣子。

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我的項目總是有各種謠言，然后謠言開始看起來就像真相，然后它們變成了真相，但其實它們不是。

關于導演身份，赫爾扎諾夫斯基表示自己從來不真的做“指導”，但是會在“外面”與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帶進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發生。

我能控制的只有規則，如果規則出錯，我會修改它，但我不能打破它。

聽起來就像個獨裁者，但他又對此否認，相反，他認為很多行為其實都可以稱為“獨裁”，可能是一個家庭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一個公司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獨裁者”。 他同樣也否認自己操縱演員做出某些極端行為。“我邀請的這些人不是那種愿意進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們，當你尊重他們時，他們會愿意和你走得很遠。”

至于GQ雜志上的那項指控，他澄清自己從未在面試非演員的職位時問過那些觸犯隱私的問題，但對于拍攝，他會討論童年、父母、情感、愛、性、友誼、死亡……

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和演員共事，而是和真實的人共事。你和他們討論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

那么創造出這么一個龐大的項目，從2005年開始算的話，應該已經付諸了14年時間，可如今還處在大有可為的43歲的赫爾扎諾夫斯基，是否如傳說中那般自大呢？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他認為的天才，有點像古代英雄，有神賦予的才能，這就是為什么他沒有找一個物理學家，而是讓音樂指揮家Teodor扮演Dau——“因為他是有天賦才華的人，這種品質不是演員所能演出來的。” 至于他自己，“我并不聰明，我只知道我有種強烈的直覺。” 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個更大的野心：未來他將建造一座5000人規模的實驗性城市，這5000人來自全世界，這個城市的一切將會被記錄，一切都將是公開、透明的。 如果成真，這一次將是玩笑還是現實？是魔鬼還是天才？

參考來源：www.dau.com Inside Dau, 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 'I had absolute freedom-until the KGB grabbed me'|theguardian.com Stalinist Truman show: artist paid 400 people live as Soviet citizens |theguardian.com

據赫爾扎諾夫斯基說，列夫·朗道有一道關于快樂的公式，其基本元素是：愛，工作，友誼，自由。 本文原載于看理想公眾號《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平行世界中的社會實驗》，轉載請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