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討論這部電影的時候，一位同學一再地說：“這是1948年的電影嗎？這真的是1948年的電影嗎？”驚愕和難以置信的背后，是來一部老電影帶來的震撼。        那一年大概不是個好年頭，應該說糟透了。國勢衰微，民不聊生，剛從日本人的蹂躪中解脫出來，又陷入一場殘酷的內戰。窮人只想著怎么活下去，富人則得想法子逃命了，因為夏季過后，政府的軍隊開始幾十萬幾十萬地被殲滅，共產黨快打過來了！這年頭，誰又有心思看電影呢？        可是在這年頭，沒有宏大的敘事，遠離紛亂的時局，《哀樂中年》卻打算講述一個中年教師的生活。主角叫做陳紹常，投身教育、開辦小學、當了校長；為了兒女不受罪情愿幾十年不續弦，辛苦撫養孩子；對姐姐和外甥則是慷慨解囊。一個好老師、好父親、好親戚，傳統中國的好男人，大概就是這樣了吧？后來陳校長的兒子過上了上流社會的生活，就把老頭子拉去做了“老太爺”，富貴了，卻很無聊苦悶。看到這里的時候我曾想：這片子大概是個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老教師屈服于商人，道德理想讓位于貨幣權力，美好過去一去不返，懷念憂傷卻無可奈何。但這種猜想隨著陳校長最終沖破家庭的種種反對，毅然回到學校教書，并且終于頂著壓力和年輕的女老師敏華結婚而證明是錯誤的，當陳校長和敏華略帶羞澀地相視而笑的時候，我知道影片所所包含的遠不是文化保守主義。        對子女親屬的付出，對開辦自強小學的執著與對名利的淡泊，甚至對友人子女的關心，讓陳校長這一形象顯現出仁愛寬厚、憂國憂民的傳統士大夫的民族特質。但真正的博大不拒絕進步：從善如流地改掉打學生手心的習慣；對子女采取婚事順其自然的開放態度，以至最終——竟像五四的熱血青年一樣——沖破家庭的重重束縛與所愛的人終成眷屬。打手心意味著師生人格的不平等，父母決定婚姻意味著婚姻自由的喪失，改變這些正是對人的自由、平等的認可；追求自由、自主的婚姻，則更是對個體人格、價值和尊嚴的關懷與肯定。在這一點上，啟蒙與進步的歷史行程清晰可辨。但所有這些，又仍建立在傳承和延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當陳校長和敏華在簡陋的學校里抱著新生的孩子相視而笑，當匡濟天下的宏偉命題與個體生命的愉悅幸福交匯在一起，誰又能說這里沒有人間的溫情與美好的希望？        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學習和汲取他者的緊迫感曾一度讓國人懷疑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往往把西方文明視為生機、活力與先進的代表而把古老的東方文明視為衰頹、過時和腐朽。而《哀樂中年》卻告訴人們：民族與文化的生命力不會枯萎，接續自己的優秀傳統仍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選擇。從苦悶無奈到生機勃勃，陳校長的哀樂中年詮釋了遠為宏大的命題。而反觀他的大兒子，不管如何走紅十里洋場，不管如何富足氣派，不管如何掌握新潮的生活娛樂方式，卻依然透著虛偽、自私的腐朽氣息。西方與東方在這里不再是先進與落后的線性先后關系，而把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與啟蒙和進步的歷史主題聯結在一起，或許正是影片的深刻之處。        盡管有這么深刻的主題，影片卻依然具有十足的觀賞性和娛樂性，難得的“好看”的國產片。從美學的類型上說，影片大致還屬于優美的范疇。大部分篇幅用來描述了陳校長對“老太爺”生活的不適應，充滿了幽默風趣的喜劇色彩，最后一段落講陳校長和敏華沖破重重阻力結成連理，依情理應該有些沉重，但是影片也刻意避免加以渲染，處理得相對淡化，以符合整部片子的風格和基調。        其實，影片主角的生活并不平坦舒適。自幼喪父，備受后母欺凌，終于離家出走，敏華走過的是艱辛的人生歷程，而與子女決裂追求自己的婚姻和幸福，陳校長內心也未嘗沒有酸楚。事實上，敏華幼年喪父，缺失父愛的關懷和保護，在那時對她關心愛護的“陳叔叔”在她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正直、善良的形象。她對陳校長的敬畏和依戀，不啻是對這種道德人格的肯定和歸依。反過來看，陳校長退休后的生活百無聊賴，寂寞苦悶，死氣沉沉，而年輕、開朗、富有活力、追求自由的敏華恰恰帶給他的生活以生機。因此，道德話語和人格追求，本來就融匯在愛情之中。而所以他們能夠沖破重重阻力而結婚，所以能在開辦學校的貧困艱辛中感受到幸福，又仍是那種“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儒家精神的延續和顯現。可見，優美的背后有崇高：惟其優美，影片給人愉悅歡快的觀感，惟其崇高，這種愉悅又不致流于浮淺和空洞。而這，大概是《哀樂中年》在美學風格上的獨特和精彩吧。        關于影片的手法、技巧方面，歷史系學生也不甚了解，但是就觀影的感受而言，確乎可以感到影片拍攝上的拿捏自如，推拉搖移、場面調度、長鏡頭等等都恰到好處，還有重復式蒙太奇的一再運用，畫外音與畫內音并現的場景，都讓人印象深刻。        印象最深的一處手法，是展現陳校長試著學習、體驗新娛樂方式的一組閃回鏡頭。畫面迅速地展現出陳校長試著養花、養鳥、釣魚等娛樂活動，臉上充滿了不解和懵懂的表情，充滿了喜劇色彩。        展現人對外部世界的荒謬感，這跟西方后現代藝術有些相通。但是，又依然不同。那種徹骨的悲涼感，那種無從解脫的無可歸依感，在這里依然是不存在的，這里的嘲諷和解構，依然是與肯定性的價值聯系在一起的。國家民族還面臨生死存亡，黎民百姓還在水深火熱中，遠的不說，陳校長的自強小學還處在發不出工資的困窘中，讓他如何能安心享受這些情調和娛樂？在對紙醉金迷生活的厭棄背后的，正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奉獻精神。因此，在荒謬感背后的，依然是積極、樂觀、健康的生活態度、理想和方式。而把來自于西方的電影藝術技巧服務于中國式的道德理想的詮釋和建構，影片的技藝也著實讓人難忘。        同很多偉大的文藝作品一樣，《哀樂中年》上映的時候也備受冷落。是的，這是1948年，這一年，誰會去看電影呢？救亡壓倒啟蒙，政治籠罩思想，時局窒息文藝。這大概是上個世紀中國文化人揮之不去的陰影。但是，中國電影人沒有退場，他們還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去講述一個哀樂中年的故事。中年——不同于血氣方剛的青年，不同于暮氣沉沉的老年，他們該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會是一個隱喻嗎？就像夢里的中華——不是新生的現代工業文明，也不是腐朽而保守的農業文明，它歡迎啟蒙和進步，卻依然保留自己偉大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當時局的紛亂平息，當社會變革的陣痛消逝，這個古老民族仍將以它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精神走向世界，成為后現代人類文明的引領者？而這，在紛亂難熬的1948年，仍是優秀的中國人美好的期許和堅定的信念？來日不可知者也，但中國電影人仍在最壞的年頭里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微弱的聲音，至少已足以震撼六十多年后華南師范大學中國電影史選修課上的年輕觀眾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