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藝術性的死亡本質上只有兩種：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奧菲莉亞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與人的深度是緊密聯系的。對那些溺死在他們的自我中，他們的情感中，他們的瘋狂中，他們的內省和混亂中的人來說，水就是他們致死的環境。維吉尼亞·伍爾芙在五十歲上不堪神經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羅德梅爾的住處附近。敏感的美國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三十歲時在倫敦家中開煤氣自殺：一個晦澀的隱喻。她終于還是淹死在自己心靈的洪水中。而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們想到的會是精衛，是屈原，是王國維，是沈從文湘西傳奇中沉潭的女子，這則又是另一層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貞德或是布魯諾決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陰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們的生命因此變成了信號燈、燈塔、火炬，照耀著許多世紀。因為肉體是短暫的，思想是永恒的，閃爍著光芒的實體是思想的形象。那個有著一頭紅發的荷蘭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點亮了身后的整個畫壇。吉姆·莫里森吟唱著“點燃我的火”，終于成為一種神話。 而弗里達·卡洛顯然屬于后者。 弗里達，就像她談及《墨西哥的四個居民》中那個懷孕的黏土玩偶時所說的，“即使是死去了，她的體內也能迸發出生命的火焰。” 弗里達·卡洛，墨西哥最受歡迎的現代女畫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為攝影師的父親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猶太人，母親瑪蒂爾德·卡爾德隆則兼有西班牙與印第安血統。18歲時，弗里達與男友阿列詹德羅·阿里亞斯在放學途中遭遇車禍。他們乘坐的巴士與一輛有軌電車相撞，數名乘客喪生。弗里達裸體出現在鐵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欄桿從她身體的一側插入，從陰道穿出）。某人攜帶的一瓶涂料灑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滿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體、鮮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車使她的脊柱三處斷開，打碎了她的股蓋骨和肋骨。骨盆三處破裂，大腿十一處骨折，右腳被完全壓扁。但弗里達卻奇跡般地存活下來，并在不久之后得以過上一種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堅毅從此成為她生命和作品的絕對主題。 弗里達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個意外”——與壁畫家迪戈·里維拉的結合。他當時42歲，體重136公斤，結過兩次婚并經歷過數不清的風流韻事，創作鴻篇巨制的大幅壁畫；她則年僅22歲，體態嬌小并且身體虛弱，畫幾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畫架畫。弗里達的母親對這段姻緣頗有微詞，稱其為“大象與鴿子的婚姻”。婚后，里維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為和自己無法生育的殘酷事實帶給她雙重的打擊，弗里達成為公開的雙性戀者并擁有許多知名的情人。兩人就這樣彼此深愛并狠狠傷害對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達在科伊奧坎的藍屋（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與世長辭。 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弗里達被掛在器械上，腳上懸著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鎖在鐵質、皮質、石膏質的緊身胸衣里（從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緊身胸衣）。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蘭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術。僅僅從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術；在剛縫好線的部位給她縫上了石膏，當開始發出難聞的氣味時，她發現自己的傷口正在腐爛。從1944年起她遭受極其鉆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賴上嗎啡。她的右腳長了壞疽，1953年8月從膝蓋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這個弗里達，為我們留下了將近兩百幅不同尋常的畫作（其中大部分為自畫像）。這些作品“堅硬如鋼鐵，脆弱如蝶翼，歡欣如醇酒，悲傷如人生中的苦難。” 確實，弗里達曲折的人生經歷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薦信。也難怪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畫家雖然在中國尚未廣為人知，卻早已成為歐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稱她為“我的藝術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對她推崇備至，不惜重金買下《誕生》一畫，并將其作為自己評判他人的“試金石”。 或許正是由于個人經歷太過豐富多彩的緣故，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弗里達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對苦難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畫像》是贈送給初戀男友阿列詹德羅的禮物，公主般纖細優雅的弗里達擺出令人傷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愛情；《稍稍掐了幾下》取材于真實的新聞事件，一個男人亂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當被法官問及這樣做的原因時，他卻滿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傷口罷了。”但這幅作品畫于里維拉與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發生曖昧關系后不久，所以實際上是她內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斷裂的脊柱》顯然是弗里達一生的最好寫照，她將自己描繪為融圣塞巴斯蒂安與悲嘆圣母為一體、著鐵質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卻為一根裂成三截的愛奧尼亞式圓柱所填滿，生活就這樣被飛來橫禍擊得粉碎。 甚至弗里達的靜物畫都被認為折射著她的人生。我們被告知，《剖開的水果》一畫表現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對她的困擾，就像在她自畫像中出現的猴子一樣，即使她只是把它們視作寵物（顯然，她經常畫的寵物狗則沒有這種內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攝的電影在所有關于弗里達的品類蕪雜的傳記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卻顯然是明智的。當電影中的弗里達說自己的繪畫值不了幾個錢，“它們只對我自己有意義”時，導演卻以同位女性藝術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達，人都是孤獨痛苦的，而你的作品無疑為他們帶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國人在分析藝術家的作品時，每每強調要“知人論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藝術作品理解為影射歷史，或是表現作者生活經歷的可笑例子。現在看來，這倒是一條全球通用的公理了。從米開朗琪羅到凡高，從但丁到蘭波，似乎一個藝術家就必須經歷各種磨難，并將這種磨難隱晦地表達在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與烈士被劃上了等號。而這樣的一種成見，在女性藝術家身上似乎表現得尤為明顯，人們喜歡視她們為平靜受難的女性典范：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家丁托列托的女兒瑪麗埃塔·羅巴斯蒂的名字流傳至今，卻并非因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為她悲劇性的死亡。19世紀的藝術家將這位天才改寫成了“一個患結核病的人，在臨終之前，她還激勵她的父親在藝術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爾·克洛岱爾作為羅丹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犧牲品而廣為人知。同樣的，當人們談起搖滾歌手特里·安莫斯時，更為津津樂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強奸的不幸經歷，而非其晦澀難懂的另類歌曲。 了解藝術家的生平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他們的作品，但生平經歷卻絕非作品背后的全部；關于藝術家的傳記作品好比一個個敬獻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們引領我們走向偉大的藝術家，卻不能夠真正重現已逝藝術家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應該到藝術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尋找。是什么讓年幼無知的孩子聽到莫扎特樂曲時全神貫注，是什么讓金發碧眼的歐洲紳士與衣衫襤褸的非洲老婦一同為《羅密歐與茱麗葉》落下眼淚？正如一切偉大藝術家所應該具備的稟賦一樣，弗里達的作品應當不僅僅是自傳，而是有著更為宏大的主題。 電影對弗里達生平重大事件的刻畫可謂不溫不火，恰到好處。但導演也絕沒有放過任何表現自己才華的機會。影片構思精巧，色彩明艷，通片彌漫著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氣息（弗里達當年幾乎被包括到這場運動當中，但她從未承認自己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者），比如關于那場改變弗里達一生的車禍的描述。 據當時在場的目擊者回憶，那是一次奇怪、緩慢、幾乎無聲的車禍，有軌電車無法停止，一點一點地，以噩夢的可塑性壓碎了巴士的側部。電影中，事故發生前弗里達曾久久注視里維拉作于預科學校的壁畫《創世紀》——畫面中央的男人伸開雙臂，表示犧牲與付出——卻被阿列詹德羅一把拉走，這竟成為弗里達生命的一個隱喻。當阿列詹德羅勸說弗里達乘坐下一班巴士時，她卻拉著他疾速追趕上去——一種投入自己命運懷抱的可悲愿望。而在有軌電車撞上巴士的那一刻，一只青鳥從一位戴禮帽的乘客手中振翅而飛，穿過整個混亂的車廂——關于捉摸不定的命運的一個象征？ 此外，片中對于《斷裂的脊柱》、《兩個弗里達》等作品的解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導演把1926年那幅《自畫像》中挽回愛人的感傷手勢變成了對里維拉的誠摯邀請，多少讓我有點摸不著頭腦。但從電影情節發展的角度來講，這本來也無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墨西哥風情濃郁的原聲也值得一聽，尤其是由導演茱莉·泰默參與作詞的片尾曲《Burn It Blue》，從某種程度上與Don McLean懷念凡高的絕唱《Vincent》有異曲同工之妙。 看到這里，弗里達大概要以她眾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態度對我抱以譏誚的微笑了吧。畢竟我人微言輕，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經據典來結束這篇文章。以下是蘇珊·桑塔格關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論述。這段論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似乎也同樣適用于弗里達·卡洛： 我們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文明社會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義和反資產階級的；他們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著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傾向的作家，常常給人一種文化暴力的印象——不僅表現為他們具有個人權威色彩的聲音、知識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現在他們極度個人化和極度知識分子化的偏執情緒上。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自覺地追求健康的時代，但更是一個認可病態的時代。我們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與痛苦經驗緊密相關的事實。我們衡量真理的標準則根據其受難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為判斷依據。真理與烈士被劃上了等號。 撇開一些表面的現象，認識到我們為什么會去閱讀和贊美像西蒙娜·薇伊這樣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隨筆短章而贏得了上千萬讀者的擁躉，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沒有必要去分擔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實現的愛，或是去接受她關于上帝缺席的諾斯替派神學，贊成她棄絕肉身的宗教理想，認同她對羅馬文明和猶太人極端不公正的憎恨。類似的狀況在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的身上同樣存在，他們大多數的追隨者并沒有理解他們，更不會把他們的思想當作信條。我們讀著尖銳的言論，是因為他們個人具有權威性，他們堪稱嚴肅的典范，他們獻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強烈意愿，還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為他們的“觀點”。正如背德者亞西比德追隨蘇格拉底的腳步，盡管他既不能夠也不愿意改變他的個人命運，但卻使他的意識深處喚起了一種感動和滿足，心中充滿著愛；正是以這種方式，敏感的現代讀者對某個不為他所有，也不可能為他所有的精神層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們在對這樣一類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時，其實也承認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種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種客觀真實）的可靠把握的對立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認為現實世界只是表面現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變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癲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態、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棄絕則創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標準。 參考書目 海登·埃雷拉 《弗里達》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羅莎·蒙特羅 《弗里達·卡洛——世界是一張床》 南海出版公司 河西 《弗里達——一位女神的畫像》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