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個新人香港導演還挺對我胃口的。說是“新人”，其實他早在2014年就已出道，只是創作節奏較慢，至今僅執導了四部作品。這個“新人”就是黃浩然。 繼《點對點》《逆向誘拐》《緣路山旮旯》之后，2023年黃浩然帶來了他的最新作品——《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電影的片名直接取自張天賦《小心地滑》中的歌詞：“全個世界都有地板。”這種本土化的語感像是關聯香港人神經回路的暗語，并且恰好與黃浩然的電影風格相呼應。 黃浩然的電影具有濃厚的香港這座城市的獨特氣息，擅長用平淡的日常勾勒出香港的時代情緒。在他的鏡頭下，街頭巷尾、巴士站、便利店這些最普通不過的場景，都能承載復雜的社會心理與文化記憶。他不急于構建宏大敘事，而是以體感作為敘事核心，透過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片段，道出香港人對這個時代的千言萬語。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圍繞三位主角周國賢、陳湛文和韋羅莎展開。他們曾在25年前約定今年要再次相聚，然而，正是手機，讓這場重逢變得充滿波折。 周國賢忘記帶手機出門，無法通過地圖軟件定位餐廳，只能在城市中四處尋找借手機的機會，不斷迷失方向。陳湛文的手機遭到黑客入侵，導致隱藏在手機中的秘密曝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安全危機。韋羅莎通過手機監視丈夫的一舉一動，卻意外發現丈夫竟然再次在家中偷情。 然而，真正的核心并不只是“手機”本身，而是它所承載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對話。25年前，中學畢業的他們，曾用短信記錄下自己對未來的期待、對彼此的看法，并將這些信息視作“時間膠囊”珍藏至今。今年的聚會，本應是揭曉這些留言的時刻。然而，現實的復雜性讓這一刻充滿了意想不到的戲劇性，即如今的他們，是否還愿意面對自己曾經的夢想？是否仍然能夠建立起彼此之間的聯結？ 黃浩然通過手機這一現代媒介，不僅展現了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更探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我們過度依賴手機，我們是否真正保持了聯結，還是反而更加疏遠？電影在輕松幽默的基調之下，隱隱透露出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使這場關于“電話”的故事，成為一場關于人與時間、人與技術、人與自我的討論。

既然電影的主題是手機，那就先從手機本身談起。對于現代人來說，地圖APP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我們對城市空間的關注度越來越低，因為在依賴智能設備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忽略了自身與環境的真實關系。空間逐漸被“屏幕化”——它們被簡化為地圖上的一個坐標、一個方向，或者一個等待被分享到社交平臺的“打卡點”。 影片中，黃浩然用一種詼諧幽默的方式展現了這種現象：迷失方向的周國賢，走進一家手機專賣店，以“買手機”為借口，偷偷用店里的設備搜索餐廳地址。這個場景充滿諷刺意味，也精準呈現了當代都市人的方向感如何被“網絡化”。在現代社會，地圖應用不僅塑造了人們對空間的認知，更決定了哪些地點能夠被“看見”。只有當道路被清晰地刻畫在地圖上，不同的地點才真正被連接起來。反之，若一個地點未被收錄，它便會顯得模糊而陌生，甚至仿佛根本不存在。

這一點在電影的另一處情節中得到了強化：當周國賢終于來到記憶中的怡生工業中心，他卻被告知這個地方有八座，而且它們的名字幾乎一模一樣。黃浩然選擇這個地點，可謂精準。“怡生工業中心”這一類帶有高度同質化命名的建筑，與媒介塑造的空間體驗如出一轍。媒介讓我們以某種“標準化”的方式體驗地點，使得不同的地方越來越相似，最終讓人對“地方”本身失去真實感。在當代社會，地點的同質化、多樣性的減少，以及普遍的概念化，都是造成“無地點感”的重要因素。由于電子媒介讓遠程交流變得越來越便捷，人們不再需要真正去到某個地方才能完成工作、見面或溝通。于是，許多地方逐漸失去了獨特的在地體驗，而“地點”本身也變得模糊而抽象。

但有趣的是，雖然電子媒介常被批評為導致人與地方的脫節，但移動通訊技術的出現卻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新的空間，使人們得以建立全新的連接方式。在電影中，周國賢在現實中迷失了方向，但他仍然可以借助別人的電話/手機，聯系上女友蔡思韻尋求幫助，蔡思韻又利用手機搭建起的人際關系網，聯系到韋羅莎，詢問餐廳地址。移動電話讓人們同時處于兩個空間：一方面，他們存在于現實的物理環境中，另一方面，他們也在通話的另一端“進入”了遠程空間。這種“雙重存在”賦予了用戶一定的“虛擬歸屬感”，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與人建立聯系，而不必真正身處同一個地方。 同時，這也意味著交流已經從“具體的地點”變成了一種“非地點事件”。換句話說，溝通不再依賴于一個固定的物理空間，而是變成了一種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行為。因此，當我們談論“移動性”的時候，我們也在談論“無地點感”，一個人究竟“在哪里”變得難以界定。周國賢為了聯系蔡思韻，不斷借用陌生人的手機，也因此頻繁更換場所，仿佛始終游離于某種不穩定的“移動狀態”之中。這個過程暗示了移動通訊如何讓人與地點的關系變得更加疏離：我們依賴手機來連接彼此，但同時，我們也因此越來越失去對真實空間的掌控。

雖然智能手機的硬件和功能仍在不斷升級，但如今用戶最關心的不再是設備本身，而是它所能提供的內容和連接性。智能手機不僅是一種通訊工具，更是一種空間重塑的媒介，它讓人們能夠“心理上”同時存在于多個地點，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物理限制。 電影中韋羅莎在約定的餐廳里，遠程調動家中的監控攝像頭，目睹丈夫與情人的私會，同時還在筆記本上記錄細節。這種監視行為揭示了一個媒介時代的重要特征，即技術降低了個體在社交活動中的“物理存在感”，讓人可以不必親自到場，就能參與甚至操控某個場景。如今，人們可以遠程觀看社交活動，也可以在不見面的情況下進行“即時交流”。社交軟件、視頻通話、直播功能等媒介技術，讓人可以隨時“在場”，但這種“在場”往往是虛擬的、碎片化的，甚至可能加劇人與現實世界的疏離感。韋羅莎的行為并非個例，而是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當媒介成為我們觀看世界的窗口，我們的現實感知是否也因此發生了轉變？韋羅莎日復一日地觀看如此場面，又如何讓自己在愛情當中變得更加被動？

手機里存儲著大量個人信息，比如短信、通訊錄和語音信箱。而現在，大多數智能手機用戶還會用它來瀏覽網頁、登錄社交媒體，甚至開啟定位功能，這些行為都會不斷產生新的隱私數據。關于隱私暴露的討論，其實早在電影《完美陌生人》等作品中就已經深入探討過。當電話里的秘密被揭開，人們隱藏的真實自我也會浮出水面，甚至可能引發關系的崩塌。電影通過這一設定，揭示了現代社會對隱私的焦慮，將手機化身為鎖著秘密的“潘多拉魔盒”。 電影中，陳湛文所在的群組有人分享情色信息，結果點進網址之后被黑客入侵，導致他無法解鎖手機，甚至連修復的可能性都沒有。然而，影片并沒有深挖這個情節的影響，反而顯得草草收尾，算是電影中相對遺憾的地方之一。畢竟，在如今這個信息泄露頻發的時代，手機被黑客攻擊可能帶來的后果，遠比電影中表現的要嚴重得多。

當然，要拍手機便不能只講手機。影片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背景，就是故事發生在2022年，正好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距離“五十年不變”還剩一半。大街上的宣傳標語都在不斷地強化這一信息。 保羅·利科在《記憶、歷史、遺忘》一書中提出，記憶本質上是反思性的。他認為，“記住某件事，同時也是在記住自己”。也就是說，當我們回憶某個經歷時，我們不僅僅是在回想當時的情境，更是在重新認識自己。當他們三人重聚，拿出早已被時代淘汰的按鍵手機，打開當年互相發送的短信，這個場景本身就充滿著濃濃的懷舊感。 當年發送短信并不像現在在社交媒體上那般隨心所欲，雖不至于猶如書信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成本，但短信的一來一回，包括話費，還是給人提供了深思熟慮的空間。觀看當年發送的短信，有點比較像現在重新翻看與某人的聊天記錄的心態。

在電影中，三位主角曾在25年前互相留下了一些問題，但時過境遷，他們早已忘記當初具體問了什么。于是，他們只能通過答案去推測問題，比如：“我的志愿是什么？”“25年后我會住在哪里？”“我的夢想是什么？”這些回顧不僅讓他們重新審視過去的自己，也最終引出了電影的核心臺詞： “25年了，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沒做過。” 這句話道出了時間流逝的殘酷，也映射了香港社會的現實：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許多人或許完成了成長、適應了環境，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但回過頭來看，似乎又沒有真正改變什么。這是成年人的無奈，也是社會變遷下個體身份的困境。 與這三位40歲左右的主角形成對比的是影片中的年輕群體。他們的故事更具諷刺意味：有的人靠騙取點數卡為生，大學畢業、有手有腳，卻只能從事這些工作，似乎別無選擇；有的人做黑客，專門進行敲詐勒索；還有的人在網絡上進行情色詐騙，利用他人信息冒充身份，騙取錢財。 這些年輕人代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他們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無所作為”的群體，而是以另一種“投機取巧”的方式在社會中謀生。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式與上一代人截然不同。

導演黃浩然在采訪中提到：“這就是香港，香港是一個鼓勵投機的地方。你投機，就能發達；但如果你老老實實做事，那就只能做窮人。”在一個高度資本化、競爭激烈的環境里，當年腳踏實地的奮斗，已經需要靠敢于投機、善于抓住機會的人，才更有可能迎頭趕上。25年前，主角們憧憬著未來；25年后，他們發現現實并沒有給出理想的答案。而對于年輕人來說，社會已然變得更加現實，他們不再執著于理想，而是更關注如何在這個體系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五十年太久了， 先想一半。” 個人評分：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