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寫影評了：）《揭竿而起》：一個良民的自供狀在中國，你可以叫我A；在歐洲，你可以叫我B；現在是在南非，這個和你說話的黑人叫帕特里克·察莫索。我絕對是一個良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賽空達地區，如果你在街頭說，帕特里克是一個恐怖分子——這是白人殖民者給反抗他們暴政的人所統一安插的罪名，反恐怖，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義正詞嚴，所有的敵對者都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不管是意識形態之爭，還是諸神之爭，皆可以順利轉化為暴力與反暴力、恐怖與反恐怖之爭——只要略微熟悉我的人都會認為，你在開玩笑；或者，你喝高了；或者，你是個神經病。我在一家大煉油廠當領班，這個工作很體面，而且有一份好收入，再加上我于公余兼職做一家少年足球隊的教練，足以養活我美麗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女兒，我的母親。奢侈的生活不是我這等人所能設想的，只是在商場瞥見那些華貴的家具，妻子的眼神陡然涌起一股火熱的力量，這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不安最終化作現實的瘟疫，并非因為妻子對奢靡生活的向往而引發的背叛，無論如何，她是愛我的。而是——我不得不感嘆命運的荒謬——那天夜里，煉油廠爆炸，我恰恰請了病假，最麻煩的是，那張病假條被查出來是假的。我必須向你們說出真相：那天，我帶領的足球隊打進了決賽，作為教練，我理應堅持到底，誰能保證，這幫足球天賦高到能用左腳繡花的孩子中間，就不會產生又一個埃托奧或德羅巴呢？最后，我們勝利了，而天色已經晚了。我想起附近有個朋友，就過去看望她。誒，我該更坦白一點，她是我的舊情人，只是，我們已經很長時間不再往來，我看她更非舊情復發，而是，她畢竟在撫養我的兒子。我承認，我的德行有污，但雞蛋上一個螞蟻大的縫，就能吸引成群的蒼蠅？時光一個小小的錯位，就能改變生命的航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牢獄之災，刑罰之苦？是什么，促成了我從一個連母親在夜間收聽非洲國民大會的廣播（相當于同時期中國人所收聽的“美國-之音”）都要強加干涉的小心翼翼的良民，蛻化成一個最終悍然炸掉了煉油廠而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戰士或暴徒？是命運之神，還是尼克·沃斯？尼克·沃斯，那個統治我們的白人警官，反恐怖組織的頭頭，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他。起初是因為對他的怨恨，到后來，則是一種困惑。他并不是一個壞人，相比于那些醉鬼或清潔工一般的白人統治者，他文質彬彬，像個紳士。他還是個好父親，我到他家吃過午餐，和我一樣，他有兩個可愛的女兒。恩，他的妻子更賢惠寬和。看得出他的家庭之和睦。他抓我，拷打我，逼問我，只是盡他的工作職責。這就是我在那個小島監獄里面一直悶頭思考的問題：對于我所遭受的迫害，對于我所造成的災難，尼克·沃斯是否有責任，或者說，他與我一樣有罪？如果有，他該如何承擔，像我這樣被囚禁多年？他若是一個明目張膽的壞人，那也罷了，我很容易下論斷。可他不是，但判定這是制度之罪，歷史之罪，將由誰來背書，誰來買單？后來我閱讀了漢娜·阿倫特女士撰寫的為納粹服務而被判處死刑的艾希曼的書，她說，極權主義的罪惡通常不是極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無奇的，人們不能從艾希曼那里獲得任何惡魔般的、兇殘的深度。這個說法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批評者認為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理解有誤。也許，作為政治哲學家，阿倫特缺少一絲冷酷。但“平庸的惡”一說，拓寬了遼闊的詮釋和適應空間：那些平庸者未必深知自己在做惡，在他們出生之時，就被泯滅了善惡觀的意識形態所洗腦，從而喪失了分辨善惡的能力，他們只是專制機器之下的工具主義的螺絲釘，到頭來，那些惡貫滿盈的專制者紛紛作鳥獸散，遺留了一堆平庸者承擔歷史的罪責，這樣公平嗎？基于此的新世界會有所好轉嗎？但我堅信，哪怕平庸者對惡的涵義一無所知，視做惡與做愛一樣為人的生理本能，他仍然要為此承負責任。因為我同樣堅信，專制永無可能改變人性的根基，它頂多只能改變惡的形狀和重量而已。所以，對那些寄生于惡的巨無霸機器之下、扮演螺絲釘角色的平庸者，請你們捫心自問：當你們在做惡——你可以辯解，這是你的工作——之時，你的心底，是否涌現出一絲羞愧，一絲悔恨？尼克·沃斯顯然沒有。我直視過他的眼神，那里潛藏著一種自命為正義代言人的堅定和冷漠。換言之，他并不認為自己所服務的制度是惡的，這是那一類來自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醫生心頭的頑疾，當他們置身于貧窮、落后、專制的語境，他們會不由自主化身正義天使，確信自己將帶來善的陽光。當他把我抓進牢房，當他對我嚴刑逼供，當他開始軟硬兼施，當他帶我實地探察，當他以我的妻子、我的家庭為脅迫，迫使我高呼“那些都是我干的”，盡管我什么都沒干，當……最后，他把我放了，因為他確認我無罪，他對自己的公正沾沾自喜——這些天里，他的眼神從未流露分毫猶疑。他再次向他的同事證明了他的精明強干，他近乎先知的判斷力。而我，一個無辜者，卻白受了幾斤罪。身上的傷已經麻木，而心上的傷卻終生難以愈合，滴不盡的血像被荒廢的時間一樣在苦痛蔓延。曉得了真相的妻子不再信任我，家就這樣毀了。我在夜里走進母親的房間，將她正偷聽的非國大廣播的聲音調大，一聲聲鏗鏘有力的戰斗宣言如冬天的海浪沖擊我心中的礁石，我混沌不清的靈魂。再見，我的怯懦和謙卑。再見，我的過往。再見，我的家。我就這樣告別了良民生涯。我不是一個優秀的戰士，更不是值得萬眾擁戴的反暴政的英雄。關于我的戰斗生涯？在我拉開引爆器的一瞬間，我憶起了以前在煉油廠艱辛工作的美好時光。但我知道，時光再也回不去，我不可能再次踏進那一條幸福的河流。哪怕若干年后，我走出監獄，恢復了自由身，重新做一個良民，天空與草原依舊，世俗的叫賣聲依舊，妖鼓的節點依舊，炎夏燒荒草的味道依舊，我的心性像一面破碎的鏡子，裂痕可以消融，疼痛始難祛除。我在反抗惡的同時，親身參與了惡的再生。惡的最大毒害，即是使那些自以為占據了正義的反抗者仍逃不了惡的侵蝕。當我明白這個道理，是在重逢尼克·沃斯之時，盡管我只遠遠眺到他的背影，我確信是他。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屈辱、悔恨、破損的生活之門，被扭斷的光榮與夢想……我生發了一股殺死他的沖動，然而，一個聲音從心底滋長：寬恕，寬恕。不是寬恕他，而是寬恕我自己。不用我懲罰他，甚至不用法律懲罰他，命運已經做到了。他老了。風中的白發象征著過時的權威。世間一切權力最大的對手，就是時間。這部以我為主角的電影被翻譯為“揭竿而起”（《Catch a Fire》），其實是夸大了的誤譯。我需要再度重申，從良民到戰士或暴徒，僅僅出于偶然，這種偶然性比你買彩票中了一千萬還要小。我拒絕張揚所謂的大義，我只想做一個良民。但這里還是隱藏了一種必然：暴政往往使你欲做良民而不能。……時辰到了，我該上路了，今年的燒烤生意真不錯，嘿，小子，聽說你們那的豬肉又漲價了？什么，那些吃不起豬肉的人們向我學習，開始燒公安大樓？……2008年7月5日于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