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寫的不是影評，不過的確跟《妙手仁心》有關。想寫的是劇里的那個香港，那個有點模糊了的香港，還有此刻的香港。我沒有看過二和三，一來從來不看好續集，二來實在不忍看Paul談戀愛那么辛苦。如果看過，可能有更多的話說吧，anyway看電視劇是為了娛樂，此類評說亦屬娛己。    1998年，《妙手仁心》播放的年份，香港發生著多少事啊。這個香港主權從英國轉交到中國的第一個年頭，人們躊躇滿志“港人治港”。這個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襲擊香港的年份，金管局一再大手筆出手，并引來中央聲援，“大陸”從未如此深刻地進入港人視野。1998年，瘋漲幾年的香港房市進入拐點，市場憂云密布。    有意思的是，《妙手仁心》里的香港社會如此安定有序。第一個鏡頭描述的就是急救病人的場面，跟足程序、秩序井然、技術嫻熟。同樣的鏡頭在開頭幾集中出現了幾次，作為專業人士的醫生、警察面對突發事件無不憑著專業素養充當定海神針，制度完善、分工明確、訓練有素，保證所有事件都恰如其分地處置。連個人問題的處置都是，Paul面對背叛的妻子理直氣壯要求離婚的事實，充分理性與自信，冷靜分析認定自己沒有在婚姻中犯錯，另一方面以高度責任感完成醫生的職責。雖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出影視作品從不會高舉***旗幟，貫徹***精神，雖說《妙手仁心》中幾乎沒有提到1998年香港的現實大背景，但看著這部劇，不能不讓人對香港社會抱有充分的信任感，因為香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因為香港有一批不折不扣完成制度的專業人士，他們的理性與專業足以面對任何難事。    吳啟華從來沒演過如此“正”的角色，在這部劇中徹底洗底。事實上，縱觀香港影視劇，《妙手仁心》這樣意含大關懷的劇也不多，少了很多港式無厘頭，又不失可看性，或許這就是它是我破天荒喜愛的港劇。某種程度上，也塑造了我對香港的好感。等到十年后的2008年來到香港，街道上還跑著一樣的大小巴，差不多的公屋里還繼續住著一大部分香港人，商科的學生早早穿起正裝舉手投足初露專業風范，凡事首要“按程序跟進”，因為這個港人對許多事情抱著相對單純的信任與相對大度的包容。我的確喜歡這樣的社會，來自社會主義社會的孩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感到更多的安全感和溫情。前兩天一位香港學生說：“香港在文化上不知不覺變了很多。”我說是的，我也能感受到，理據的起點多少跟《妙手仁心》有關。    憑什么“港人能治港”？這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大陸的邏輯是：人民是主人，當然是當家做主的人，因此雖然大陸人明顯不如香港人在自我組織合作動員上訓練有素，對這點倒是深信不疑。香港人不是，香港英殖民地是殖民時代晚期的產物，大英帝國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香港的本土文化，只是在上面頂替大清王朝加蓋了一層英國統治機器及其本土辦事人員。所以香港是世界上鮮有的從未反抗的殖民地，多少都存有對英國的好感，這在英國庇護下的百年，一如借來的百年，換得一個不一樣的“香港”。當初時，英國人頂替了拖辮子的清人，將不列顛的制度一氣搬到香港，和香港人一起跟著程序做事，再一齊效忠“英女皇”。既然都是“跟程序做事”，那就找個人“跟總督程序”做事吧，以此邏輯，特首出身必為公務員出身。如果說商人出身、只有短暫政府工作經驗的董建華上任有政權交接的政治考慮，那么曾蔭權全憑個人幾十年不錯的政府工作經驗上位。為了保證順利過渡，香港別出心裁地設置了“功能組別”，賦予各方面“專業人士”第二張選票的特權，雖然按“基本法”早該撤銷，但直至2010年爆發“五區公投”功能組別仍穩坐泰山。對“專業人士”的倚重“群眾基礎”根深蒂固。“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是專業人士治港。    《妙手仁心》講的就是一群專業人士的故事。他們各有各精彩甚至從中國傳統意義而言混亂的私生活，但在專業領域內絕對地保持專業精神，信奉“醫生-病人，警察-犯人”的配對分清職責井水不犯河水，與情理發生沖突時仍然選擇“專業精神至上”。我也的確相信正是這種專業精神讓700萬人的香港成為世界上最有序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可以放心地交給專職人士管，但一人一票的民主不是。專業精神造就專業人士可以從專業角度思考從工作對象的角度思考，但自動屏蔽從其他專業角度考慮問題，也難以把對立的醫生病人警察犯人放到同一陣線來統合考慮整個社會。    我想，看過《妙手仁心》的人一定對里面人物的規則意識印象深刻。無論公還是私，是講求理性的工作還是感性的情感時，都會問：“問題在哪里呢？”再按照所出的位置來判斷所負的責任，以責任評判應對與進退。如果在一己責任以外就釋然，如果是自己的責任就該由自己擔負起來，想出解決的辦法。這種想問題的方式，有利于專業化，極有利于責任范圍內把工作做得完美。潛在的一個心理是：只做職責之內的事，擔有限的責，盡量杜絕職責內犯錯。曾蔭權有一個故事廣為流傳，2009年10月14日他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泛民議員展示爭取雙普選的英文標語“Bow Tie Keep Your Election Promise”，曾蔭權讀著報告突然停下來喃喃自語：“標語的文法錯了，單數動詞應該有s。”實際是標語為祈使句，無需加s。作為一個正在宣讀施政報告的特首，還是難以擺脫幾十年公務員對細節的追求。想到曾蔭權一再拖延民主進程，甚至公開表示不傾向在任內達成民主，這個金融風暴時運籌帷幄頗有功勛的資深官員想來是感到了超越“專業”的責任和壓力，不如留給這方面的“專業人士”吧。那么，作為一個公民的職責是什么呢？握著選票，把著香港社會的方向盤，要香港社會怎樣走向哪里？正如所說，香港是個“行政吸納政治”的地方，這套模式保證了過去港英政府的穩固統治，有行政沒政治，政治的頭腦在英國國會。的確制度很完備，港督走了，留下來的只是一架走了工程師的行政機器，機器要精密運轉少不了維護，環境在變化少不了修補替換，香港怎么辦？    2003年7月1日香港破天荒出現幾十萬人大游行，其中包括了以團體身份出現的醫生群體。要知道過去“專業人士”以團體身份絕少出現在游行隊伍中，這次的緣起是對政府SARS期間處理不當而引起了不滿。政府在跟足程序情況下的失職令醫生無法行使職責，還人員受創慘重。同年隊伍中的律師，也因為“二十三條”再次危及“司法獨立”而參與其中。專業人士之中亦響起對政治的呼喚之聲，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專業人士的質疑、爭拗與困惑是那架由專業人士組成的精密機器內部齒輪不咬合的表現。    一直以來，香港教育訓練的是怎樣成為好的“辦事人”，沒受過“當家做主”的訓練，更沒人受過“特首”訓練，有的是“效忠”。于是，從臨近回歸開始香港講了很久“解殖”。說起解殖，“專業人士”很尷尬，這些“英式教育”下的精英，被殖民程度遠遠高于基層；奉為金科玉律的制度也很尷尬，它全然是舶來之物。更為尷尬的是，香港作為特區的身份決定他們還要與廣闊中國內地劃清界限。新出臺的制度要怎樣體現香港人主體性？董建華大力推廣母語教育，結果被批得一無是處：香港學生怎么可以不學好英語？！比起更多地出入教會的中產及以上人士，打醮拜神的港人更能代表香港特色，更何況邊境之外的粵文化早已染上社會主義特色。    過去讀好英文做公務員做醫生等等是港人階層上升的主流通道，一旦上升多少程度上便采納西方行為方式，努力擺脫傳統中國人的種種“老土”，并極力與下層劃清界限。Joe的媽媽是賣菜的，出了個醫生兒子使媽媽成為街坊羨慕的對象，另一方面Joe的“老土”亦即種種不符行為潛規則的行為常常是Henry等人玩笑的對象，Jackey的爸爸開中藥鋪開中藥，雖不會英文沒喝過洋墨水卻一身西裝領結，同是出了車禍Joe的媽媽拉他去酬神，Jackey的父母責怪她過去跟下層人士阿廣來往學了騎摩托才導致車禍。雖然這樣，Joe還是有資格笑話差人張創業的老土，從臺詞上來說張的語言相比幾個醫生也鄉土得多。Annie和Gilbert姐弟的父母移民加拿大，對這雙兒女在感情上的顛覆傳統大體上只能放任自流。當Joe的媽媽知道兒子挑中個寡婦，只能干生悶氣，最后聽之任之，否則難逃“老土”的標簽。回歸后，“老土”的那班人時來運轉。港英政府采取合作方式，而沒有動搖新界宗族勢力，回歸后借著“解殖”風與中方力量土著宗族的力量借重重“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壯大力量。中資機構大量進入，及與大陸聯系的增多也導致更“中國”的勞動力有了更多的機會。就連喝洋墨水的人們負責的對象也已經成了內地的“阿爺”，普通話不會說也要卷著舌頭說。    對于脫離底層的人們來說，說英文、不迷信、守規則等等都是香港社會階層的標志，不可能再回頭。而要維持身份最好的方式莫過于好好為現在的負責對象盡責。都說大陸的中國人有力量破壞世界上任何制度，大陸的行事規則先天與英國制度相左，死守制度還是靈活處理完成職責？這莫過于對“專業精神”的最大考驗。    《妙手仁心》中大陸來的Amy是個有意思的角色，她利用第三者好處來到香港，自己的好朋友在香港淪落貧賤。最終她憑著努力，靠著Joe等人的接納融入了群體。那時候，香港人在大陸人面前多少有優越感，在Amy這樣的大陸醫生面前可以扮演者教化者的角色。2003年SARS開粵港合作新篇章，鐘南山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模式得到肯定，香港醫生對大陸醫療水平另眼相看。近年，隨著港澳行的不斷開放，大量有錢人來到香港購物讓香港人認識到一部分大陸人有錢到咋舌的一面。而大學對內地優秀學生的開放、對他們留港的鼓勵，讓香港人見識到大陸學生學業工作上的優異表現，他們的見多識廣也讓人訝異。無論是傳統社會中的“效忠”情結還是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都造就香港人待人處事上的謙卑，當兩者混合在一起，可以說是內心難以遮掩的“卑微”感。對中產以上人士，當“專業精神”的基石被動搖，信心還剩多少？無怪乎，對英國的“解殖”很快又轉向對大陸“殖民”香港的恐懼，“解殖”的對象還有一方。     毋論解殖的對象有多少，“解殖”的核心問題是：香港人該站在哪個位置？某種程度上，香港人在經歷著自信心危機，而如本不該懷疑一個人的價值，如Joe教Amy那樣，這本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香港社會總體上的趨于保守，經濟起飛之后這些年香港社會總體上處于穩定狀態，人們經歷的變動少，大部分人都享受到了經濟騰飛的好處因而傾向于維持現狀享受成果，而對香港社會本身反思不夠。再加上如前文所述，習慣上以所處“位置”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狹隘性，還有整體上教育對“個人意見”表達鼓勵的不足，“勤力做事就可過上好日子”習慣想法的延續，以及效率至上任務中心的工作模式，消費主義至上思想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香港社會自由思想的茁壯生長和公議的形成，以至于無法形成有“香港人”鮮明標記的討論空間。空失落。    似乎話題扯遠了，想說的是《妙手仁心》這個港人“專業精神”治港自信之下的產物在現實中逐漸隱退的狀況，其中所描繪的社會我不知道是否存在過，于我個人而言是“那個不再的香港”。香港要避免淪為中國的一座普通城市，不是死抱殖民時代遺產，也不是興奮或失落地空向往，而是不斷地溝通、嘗試、表達，從中塑造起自身獨有的身份，那不是英殖民地的，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是香港自己的。這個失望與希望交織的時代與社會，誰能說清楚將來呢？我的確對香港的未來開始擔憂，不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大陸人、越來越多的人民幣，而是香港人對自身的迷失對未來的短視。作為一個大陸人，我為七一游行變成文藝游行而遺憾，我為一些人的政治“冷感”而遺憾，隱隱約約我覺得有過的機會錯過便不再，可作為一個外人除了遺憾又能怎樣。我不可能反對大陸人。本來，大陸人在香港的強勢對個人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