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東方，抑或是西方的文化，大抵都將人作為萬物之靈而鼎立于宇宙之間。人是一種渴求意義的動物，以此而區別與動物。而這種意義很大程度上，又是奠基于生命的尊重，人性的尊嚴。這也許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之列為人類的五大需求之一的重要原因。   迄今為止，對尊嚴問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康德，他曾經說過一句經常縈繞在我耳畔的一句話——“世界上有兩種東西能夠讓我們的心靈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燦爛的星空，二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康德說：“有一個時期，我蔑視無知的賤民，是盧梭糾正了我。驕傲的優越感消失了，我逐漸學會了尊重人類。如果我們的思考不是使我承認其它一切職業有價值，即重新確定人的權利，則我還不如普通勞動者有用。”如果說盧梭啟蒙了康德，那么，我說康德啟蒙了我。   正是康德的思想的輻射之下，我明白了尊嚴的獲得只有訴諸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我們可能對權貴低頭，也可能對富人彎腰。但是，這并不是他們活得多么有尊嚴，我們才彎腰。而是，因為他們擁有控制他人的權力與財富，我們對之與其說是“尊”，倒不如說是“畏”，“懼”。而且，即使我們在行為上低頭，彎腰，但是我們內心必然涌發鄙視與厭惡。這并不是虛偽，這是一種道德的本能。只有道德的人才能夠涌發我們內心無比的尊重，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們獲得了對人性尊嚴的認識。就此而言，一個無償捐助自己全部財物的乞丐，其人性的光輝與尊嚴要遠遠高于一個政治神話包裝的領袖。    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人性的尊嚴只有在開放、自由的社會才能夠更好的實現。專制社會不僅對人性造成了普遍性的摧殘，而且還造就了大量生理與心理變態的人物。專制社會在制造兩極分化的同時，必然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來強化利益集團的權威，然而，這僅僅是權威，甚至是以暴力作為保障的權威。但是，他們無法獲得真正的尊嚴，獲得大眾的內心認同。于是，便在醉生夢死與欲罷不能之間來加劇制造社會不和諧的因子。    在一個物質主義與利己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尊嚴”最容易遭到忽視與誤解。因為，為了利益可以出賣一切，包括良知。甚至，很多人對“道德”這個詞語產生厭倦。很簡單，宣傳的“道德”，讓我們放棄了太多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在謠言與謬論之間被導向無知。所以，我們更可能接受的是所謂明哲保身的“利己主義”。然而，當自我過多地將物質利益，當然基本是滿足肉體欲望，滿足感官快樂的的利益作為最高的目標的時候，我們離自由人越來越遠。我們的人生意義問題也就越來越模糊。這也是為什么弗洛姆在這個追求自由作為主題的時代中，提出“逃避自由”的問題。    是的，人生而是自由、平等的，盡管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是，我們還必須要明白，除了需要在體制的進步上促進人性尊嚴的保護而外，我們更需要學會給自己在道德上立法，掘發生命深處最能夠讓靈魂震撼的人性尊嚴！    這個流浪的美女，用盡生命所有能用的一切只為了換取那個被踐踏無力的尊嚴，一個家族的尊嚴和一個做人的尊嚴。我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