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21年前拍攝的短片，最近在影迷圈瘋傳。 它就是程耳導演的畢業作品《犯罪分子》。

這部短片能火，絕非偶然。 一是它名聲在外，被公認為北電最牛的畢業作品。 用寧浩的話說：這是一部非常有個人氣質的市場化電影，也是我看過的最好的學生畢業作品。 二是時隔多年后，首次露面，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那么它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01 要說《犯罪分子》拍得有多好，多驚艷，倒未見得。 畢竟它只是一個23歲的年輕人拍攝的第一部作品。再早熟，也難掩稚嫩。

在這部短片中，你看不到《羅曼蒂克消亡史》精致又頹喪的影像風格，看不到《邊境風云》極致的警匪對決，甚至看不到《第三個人》里不斷涌現的“對白前捅”，彰顯著一個導演的藝術直覺。 但我們能看到的，是一股不甘平庸的勁兒。 盡管那時候的程耳，技法上還如此青澀，但骨子里的先鋒性已經初露崢嶸。 《犯罪分子》是他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句話。 姿勢不重要，態度才重要。 02 在絕大多數同齡導演還在想著怎么拍好一個故事，或者千萬別出技術bug的時候，程耳已經在思考：我要表達什么了。 很顯然，《犯罪分子》是一部有話想說的電影。 它不是由故事驅動的，也不是由人物，而是由創作者的表達欲。 那種欲望是如此強烈，以至于故事和人物都退居其后，成為表達的文字和標點。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簡單，一句話就能概括。 它講的是一個人撿了一筆意外之財，被全城通緝。 這個故事，中國大媽們最為熟悉，在《法治進行時》里不定看過多少個版本了。 而影片中還真的有一個新聞片段，是酒店攝像頭拍下的嫌疑人的作案過程。只見一個身穿黃褐色暗格西裝，禿頂的年輕人，悄悄拿走了地上的皮箱，然后匆匆離開。

這個禿頂的年輕人，就是影片的主角胡天。 程耳用這樣一個新聞片段提醒我們：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這樣冷靜地去審視別人的行為的。 在法律和普遍道德的裁判下，毫無疑問，胡天是一個犯罪分子。 但程耳想要做的，是繞到新聞的背后，去呈現新聞沒有記錄以及攝像頭沒有拍下的內容。 包括：胡天是誰？他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以及做了之后，他又是怎么想的？ 這些內容遠遠超過犯罪行為本身，成為這部短片的著眼點。 它也是程耳觀看世界的一種角度。 03 胡天是誰？ 程耳用影片一半的篇幅回答了這個問題。 和程耳三部長片的主角比，胡天顯得太過普通。 他只是一個都市中的小人物，正過著糟心的生活。

事業不利，他經營的照片沖印店，生意寥寥。 感情不順，女友離他而去，還帶走了所有的積蓄。 家庭不幸，父親早已不在，母親重病在床，弟弟還在上學。 生活的重擔像一只無形的巨手，一根根薅掉了這個年輕人的頭發。 于是禿頂成了他的標志。 而更諷刺的是，后來，又成了他的罪證。

面對這樣的生活，胡天既沒有破罐破摔，也沒有奮起反抗，而是介于寧死不屈與隨波逐流之間，活得像一棵野草一樣。 那種態度，讓人想起加繆的《局外人》。 但胡天仍在局內，他對世間最樸素的情義還保有堅持。 對母親，他十分孝順，想盡各種辦法湊錢為母親看病。

對女友，他念念不忘，時常抱著女友的相片入睡。

對待弟弟，他也盡心盡責。 盡管他無法成為弟弟的榜樣，但他盡力照顧他的生活，當弟弟遭受欺負時，他站出來替弟弟出頭。 這是他能做的事。但每次做完，仍不忘補一句：“你要好好學習，別和我一樣。”

程耳用近乎平實的講述，帶我們走近胡天這個人物。 你很難說，他是一個好人或是壞人，你只能說，他是個過得去的人，他也可能做壞事，但是他人不壞。 看到門口報攤的大爺被人欺負，他第一時間沖出去拍照，留作證據。 但這絲毫也不妨礙，晚上回家，他拿起電話，打給幾個關系曖昧的女子，用同一套說辭約她們到家來排遣寂寞。

有情有義與游戲人間的并置，共同構成了胡天這個人物。 他很真實，很像我們。 04 如果沒有那次意外，胡天的生活也將波瀾不驚地繼續下去。 母親要再次手術，急需一大筆錢。 胡天在酒店大堂等朋友，卻意外等來了腳邊無人認領的一個皮箱。 在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胡天拿起皮箱，逃走了。

這個沖動的決定，徹底改變了胡天的人生軌跡。 而整個故事最有趣的還不是胡天的行為，而是他身邊的人因為這個事件，自動站成了兩隊。 一隊站在胡天的一方，成為共謀者；而另一隊站在公理良俗的一方，成為譴責者，甚至是揭發者。 前者就包括胡天的弟弟，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后，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給哥哥送去一件新大衣，以免被人認出。

還有胡天的相好小張，為他打起掩護，拖住警察，爭取逃跑的時間。

以及醫院的醫生、護士，特意提前了母親手術的時間，并向警方隱瞞了胡天來過的事實。

而后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報攤大爺。 他曾經接受過胡天的幫助，但是當警察來調查時，他毫不猶豫地供出了胡天的下落。

你注意那個鏡頭，警察位于畫面中，突然，報攤大爺闖入了畫面，揭發胡天，于是他得以分享整個畫面。 那是關于“舉報者”最貼切的一幅肖像畫，呈現了一個人急于立功、表現，進而分食權力快感的全過程。 有人可能會問，大爺這么做有錯嗎？ 當然沒什么錯。 但我想問的是，如果他選擇不供出胡天，有錯嗎？ 其實也沒什么錯。 那同樣是“沒錯”，為什么他如此選擇？ 實際這里面隱含著一個弱者急于諂媚權力的行為慣性。 看見權力，腿就軟，嘴就松，恨不得趕緊貼上去，這是程耳一個極為犀利的洞見。

后者中還有一個人始終沒有露面，卻極為重要。 就是那個電話里的朋友。 他原本答應借錢給胡天，卻最終失約。這還不算，第二天，他還特地打電話來譴責胡天，質問他為什么偷錢。 而程耳故意把這個人留白，也不是偶然。 他是想說：這個人代表的是一類人，甚至是很多人。 當別人遭遇困難時，他們沒有出手相幫，而當那個人走投無路，犯下錯事時，又是同一幫人站出來橫加指責。 而他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再沒轍，也不能做壞事啊！

由此，我們得以看清“共謀者”與“譴責者”之間的分野。 那就是：你是否足夠了解胡天的為人和他的處境，以及是否對他產生惻隱之心。 這是決定我們如何評判胡天的關鍵所在。 但問題是，我們哪有耐心和機會去了解每個人呢？ 我們能做的也只有訴諸于法律以及普遍的道德，并自以為是地過上正義又高效的生活。 好像也只能如此。 但程耳要提醒我們的是：立場先行的道德感，并不必然指向絕對的正義，那其中也可能隱藏著我們的粗暴和冷漠。 05 最終，在“共謀者”們一連串的神助攻下，胡天得以成功逃脫。 只見鏡頭中，他露出了歡暢的笑容。 那也是影片中，他唯一的一次釋放。

由這個結尾，我們再看《犯罪分子》，似乎又能悟出另一番味道。 特別是聯想起程耳后續作品中的主角，我們甚至可以把《犯罪分子》視為程耳整個作品序列的大前傳。 為什么這么說呢？ 我們先看這三部長片中的主角，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全都是法外之徒。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是無法無天，而是遵從著自己的一套法則。 《第三個人》中的何偉是一個殺人者，但他殺人不為錢，而是為實現一個理想世界，清除那些不夠理想的人。

《邊境風云》里的毒梟之所以成為毒梟，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他要保護女孩的安全，進而保護自己內心殘存的悲憫。 于是他殺了所有人，自己當老大，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守護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羅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陸先生，被人視作“大流氓”。 而“大流氓”貴在一個“大”字上。 他心里裝著整個上海，誰破壞了這里的秩序，他就和誰沒完。

程耳偏愛這些“不正常”的人。 他們都做違法的事，他們也都有道德瑕疵，但他們不同于一般惡人的重要差別在于：他們并不是為蠅頭小利而無視法律，而是用一套自己認定的原則，替換了現世的規則，并試圖主宰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們的悲劇性也來自這里。 因為一個人的原則，終究敵不過多數人的選擇。 所以《第三個人》里的何偉，不可避免地在庸俗的生活里學會懺悔；《邊境風云》的毒梟想要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時，也是他行將覆滅之時；《羅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陸先生，身為幫派頭目，一味想維護舊秩序，不能審時度勢，自然也會被滾滾而來的新時代無情吞沒。 這是屬于程耳的悲觀主義。 他敬佩那些敢于挑釁現實規則的人，但同時他也明白，這樣的人通常都是悲劇收場，難有例外。

從這個角度，我們回看《犯罪分子》，似乎看到了一個例外。 片中的胡天，在面對皮箱時，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收手，服從規則。 一個是伸手，冒犯規則。 最終，他選擇了后者，并得以逃離庸常的生活，奔向自由。

當然，那庸常的生活，慣性是如此之大。 它就體現在每天清晨7:30準時響起的鬧鐘，而聽到鬧鐘的人，無論起床是否有意義，都要穿上衣服起來，假裝有意義地生活。 而在胡天逃亡的那天，鬧鐘終于沒有再響起，那意味著固有的陳規已經被打破，新的一天才真正到來。

23歲的程耳用這樣一部畢業作品，實際寄托了一種天真的期待，就是那些挑戰規則的人實際并不孤獨，會有眾人相幫。 于是他讓胡天不斷重復那首童謠：拔蘿卜，拔啊拔，拔不出來。老頭子找老太婆，老太婆找小孫女，小孫女找小黃狗，小黃狗找小花貓，大家一起來拔蘿卜…… 而最終，蘿卜被拔了出來，人終將獲得自由。 可是，他后來的電影，卻一再否定了自己年輕時的回答。 這或許是我們重看《犯罪分子》時，會感到驚喜，也同時感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