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新加坡上映了一部關于當地出租車司機的電影 ——「德士當家」。 「德士」在新加坡就是出租車的意思。 電影記錄了兩名出租車司機的「愛恨情仇」，以及主人公在失業后經歷大起大落，通過駕駛出租車重燃起對生活的熱情的故事。 《德士當家》，圖片來源：豆瓣 盡管看過電影的人不多，可還是在豆瓣上獲得了七分的評分，算得上一個不錯的成績。 當然，電影的創作水平并不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 我們這次要講的，是電影主人公原型，蔡明杰的故事。 從中國到斯坦福 1952 年，蔡明杰出生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 在動蕩的年代中，蔡明杰抓住了 73 年短暫恢復高考的唯一一次機會，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南京大學生物系學習。 8 年后，蔡明杰從上海生化所獲得了碩士學位，并回到南京大學擔任講師。 1985 年，在南京大學已經工作四年的蔡明杰，得到了當時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機會，那就是通過著名的 CUSBEA 項目出國深造，而且目的地是誕生過八十多名諾獎得主的頂級名校 ——「斯坦福大學」。 圖片 蔡明杰的 Cell 論文，圖片來源：Cell 于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蔡明杰與導師 Ronald W. Davis 針對酵母的著絲粒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其獲得博士學位的 1990 年，他們的發現刊登在頂級期刊 Cell 之上。蔡明杰是除了通訊作者之外的唯一作者。 在當時那個年代，一路名校加上頂刊文章這樣萬中無一的人生軌跡，不僅需要極高的天賦與個人奮斗，還需要命運女神的眷顧。 即便是放在三十多年后的現在，蔡明杰的求學經歷，也足夠成為眾多生命科學研究人員艷羨的對象。 憑借著出色的學術表現，蔡明杰得到了華盛頓大學遺傳學系著名的博士后獎項，并在兩年后，全職加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類似于我國中科院）下屬的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擔任首席研究員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新加坡的野心與錯位的生物學家 二十世紀末期，生命科學的崛起使得歐美誕生出數個巨無霸級別的生物醫藥企業，并通過研發創新從全球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此時的新加坡，盡管處在一個周邊國家視華人為「異端」的不利地位，但還是通過有效的管理手段與港口資源，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迅速崛起，摸到了發達國家的門檻。 可新加坡的管理者很快認識到，當地的經濟對港口以及衍生出來的石油加工產業過于依賴，不利于國家的發展。急需尋找其他支柱產業的新加坡政府，對「二十一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深信不疑。高附加值的生物醫藥行業，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沒有自然資源的新加坡新的發展方向。 圖片 圖片 新加坡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圖片來源：IMCB 官網 為了打通產業上下游，新加坡政府斥巨資建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并請來諾獎得主 Sydney Brenner 領導科技研究局的建立。分子生物學背景的 Sydney Brenner，也幫助新加坡建立了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IMCB）。 名校，頂刊，都是亞洲人都著迷的屬性。 優秀的蔡明杰也符合這所新建研究所對首席研究員的一切期待。加入 IMCB 之后的蔡明杰，一直有著不俗的表現。 由于酵母領域較小，蔡明杰發表的期刊影響力并不太高。但 PubMed 等平臺的檢索結果顯示，蔡明杰作為通訊作者，平均每年依舊能穩定產出 1-2 篇 JBC 級別的論文，也擔任了學術期刊的編委。 同時，蔡明杰成功升任了副教授，及兼任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附屬教授，也作為博士生導師培養出了數名優秀的博士生。 通過這些成績，我們不難看出，蔡明杰是一位合格的學者與導師，但新加坡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一些領導似乎并不這么認為。 圖片 圖片 在新加坡工作的老人，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作為一個曾經艱難求生的小國，新加坡是一個實用性非常強的國家。在餐飲產所，隨處都是上了年紀還在工作的老人，因為整個國家都是一種「不養閑人」的心態，這一點與現在國內流行的「非升即走模式」極其相似。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盡管 2008 年的蔡明杰已經擁有了教授的頭銜，而且工作時間長達 16 年，但已經 56 歲的他在產出上已經跟不上年輕學者，自己四五分的文章，也比不過其他實驗室的 CNS 了。 更加致命的是所內的「政治斗爭」，讓這位學者失去了一個安心做科研的環境。 正是因為種種原因，這位擁有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以及十多年獨立領導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被其所在的單位沒有任何補償地炒了魷魚。 學歷最高的出租車司機 已經處在知天命之年的蔡明杰，從來沒有預料到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去迎接自己的下半生。 在經歷了崩潰之后，做了一輩子科研的他重新開始投遞簡歷。但由于年齡偏大與非學術界經驗的匱乏，加上 2008 年的經濟危機，沒有合適的學術機構與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迫于生活的壓力，這位教授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詫異的決定，那就是「開出租車」。 圖片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2009 年 2 月，可能是史上學歷最高的出租車司機開始營業。 蔡明杰每天需要為出租車支付大約為人民幣 330 元的租金，扣除掉這部分成本和其他支出后，這位斯坦福博士的日收入僅為 150-250 元人民幣。在每月全勤的情況下，他的收入也不超過一萬人民幣，可能不到現在新加坡一名新晉助理教授的五分之一。 當然，這位出租車司機在營業的同時，也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打量著這個世界。并在博客上分享在載客時的所見、所聞與所思。 都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肯定沒有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像蔡明杰一樣受過最好的教育，也教授過很多學生。就像蔡明杰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去觀察那些看不見的酵母一樣，他也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高學歷加上深入的剖析，讓蔡明杰的博客很快獲得了大量的關注，蔡明杰也先后受到了新加坡主流媒體的多次報道。 圖片 圖片 出租車司機日記 2013 年，蔡明杰將自己在開出租車期間的經歷，整理成「出租車司機日記」，并得以出版。同年，由他的經歷改變的電影「德士當家」上映。 博士何去何從？ 雖然蔡明杰的故事是一個特例，其選擇出租車行業部分也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原工作單位的不滿，但還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當今學術界，尤其是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學術界，對論文、基金等評價指標的過度追求是否影響了學術的正常進行。沒有發表頂刊論文的學者就一定不是優秀的學者嗎？「非升即走」制度合理嗎？我們如何才能給學者提供一個穩定的學術環境？ 不得不說，現在對學者的考核要求，迫使研究向著「短平快」的方向改變。在現行的晉升壓力之下，越來越多人會放棄需要「十年磨一劍」來沉淀的方向，而去追求容易發高分論文的領域。想沉下心來做小眾研究的學者，則更難獲得評價體系的青睞。 其次，每當有高學歷人從事類似「出租車司機」，「快遞小哥」與「外賣員」這樣大眾認知中不需要學歷背景的工作時，都會在網絡上引起熱議。 在大眾的認知中，博士從事這樣的工作是對資源的浪費，浪費了國家和家庭對博士長期的投入與培養。但回過頭來想，對于以生命科學為例的某些專業，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產業規模，去吸納每年大量產出的博士學位？ 同樣，正如我們此前介紹過的，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生物學家離開學術界之后去開大巴車一樣，有人在離開學術界之后依舊能夠獲得幸福。 博士學位，終究只是一個學位，并不是從事科研就能通往幸福的「通行證」。 如果一個博士能在自己選擇的職業中找到內心的安寧，那么無論選擇何種職業，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為，追尋自己的內心，往往比隨波逐流更加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