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與葬禮、家庭飯館、對意面制作細節的精益求精和無盡討論，這些通過《教父》和《美國往事》被全世界熟知的意大利人元素，也出現在了這部 Netflix 出品的新電影《Ultras》里，只是主人公換成了意大利足球流氓。 電影本身：佐料太多收不住，大廚的手藝還得精進 Netflix 對本片的官方中文譯名是 《鐵桿球迷》，比起它的原名《Ultras》，稍微缺失了影片所著力描繪的親身投入、貼身肉搏的溫度感。在中文語境下，“鐵桿球迷” 更像是用球隊隊徽做微信頭像，車尾貼支持球隊的隊標，上網時間用在虎撲足球話題區和貼吧微博里搬杠的人，是 “足球真人秀” 的電視觀眾，而不是在原子化、互聯網化的現代社會中，以類似原始部落的方式組織，以肉身聚會和面對面的沖突為活動中心的古典人群。 《Ultras》的故事圍繞虛構的那不勒斯隊的激進球迷組織阿帕奇（Apache）三代成員的生活狀態展開，主人公桑德羅（Alessandro, 昵稱 Sandro）50歲，一生都和阿帕奇一起在那不勒斯的圣保羅體育場度過，他和他的同伴們正在老去。因為之前的暴力行為，他們被禁止入場，每個那不勒斯的比賽日的比賽時間，他都必須去警察局簽到。 代替他們領導阿帕奇的是中生代，30多歲的朋切格諾（Pechegno）和加比亞諾（Gabbiano），朋切格諾身著入時的墨鏡綠色風衣和球隊圍巾，頗有大將之風，加比亞諾則是一個危險分子和暴君，兩人并不完全意氣相投，但相互扶持，管理著這個有深厚傳統的球迷組織。在體育場里，每場比賽開始前他們都會率領球迷向不能進入球場的前輩們鼓掌唱歌致敬。 還有一群正處后青春期時代的新生代，他們20歲上下，幫助阿帕奇制作橫幅，在體育場外一起抽草和撩妹，其中的主人公安杰洛（Angelo）和桑德羅是忘年交的朋友，安杰洛的哥哥在球迷沖突中喪生，爸爸早就消失，于是桑德羅充當了他人生導師的角色，這也是因為桑德羅自覺對安杰洛哥哥的死負有一份責任。 那不勒斯正在和近鄰死敵羅馬隊激烈爭奪錦標（全片沒有出現比賽圖像，也未明確表明背景信息，但結合細節推測，這一故事應該發生在2017年，當年羅馬隊和那不勒斯隊最終分列意甲亞軍和季軍，獲得冠軍的是尤文圖斯），阿帕奇成員們的行為也愈發激進。按照組織傳統，一切重大決定均應由元老會成員開會商議做出，但在佛羅倫薩的客場，遠征的阿帕奇成員們打出激進標語，襲擊對方球迷，引得意大利國家電視臺的譴責，被禁入的阿帕奇元老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對中生代領導非常憤怒，不允許他們前去羅馬的客場。而加比亞諾們正準備在羅馬大干一場，因此朋切格諾決定另立新組織，以脫離在他看來失去了勇氣的老人們的管理。 此時又發生了存在數十年的阿帕奇傳統橫幅被負責做橫幅的年輕人誤燒的事件，元老們誤認為這是朋切格諾的挑釁，與脫離組織之事合二為一，老人們發動了一場執行家法的暴力事件。當客場比賽日到來，加比亞諾等人如黑衣軍隊般在羅馬城里沖擊警察，引發騷亂，而桑德羅只身趕到羅馬，他只想把安杰洛安全地領回去，不要讓他重蹈他哥哥的覆轍。 整個故事屬于 “危機/解決” 的類型，矛盾來自于球迷組織的權力更迭，老一代話事人認為新一代的行為開始失控，而新一代人認為老人的準則束手束腳，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兩相對立中觀望與矛盾，并由此產生了新的信仰危機。脫離足球元素的話，你可以把這看成一個意大利南部風情版的《老炮兒》，或意式通心粉西部片（就是《好萊塢往事》里小李子痛苦地接了的那種戲）的現代變種，但不要有太高期待，和西西里黑手黨的教父換屆或香港和聯勝的話事人選舉的陰謀與暴力比起來，阿帕奇的意大利人實在有點小兒科。 身兼編劇與導演的弗朗西斯科·勒提埃里（Francesco Lettieri）似乎也沒想好該如何處理球迷文化、組織權力、個人危機這三大材料，時而顯得言不及義。這是這位導演的第一部長片，之前他拍MV出身，可能是積習難改，導致片中出現了不少動機不足的海灘美景和夜店蹦迪畫面，雖目的是傳遞不同代際的生活狀態，但終究沒能很好地服務于內容。 全片最好看的一幕還是發生在片頭，警察手持警棍追打身穿 Diadora （意大利老牌運動品牌，球鞋由袋鼠皮手工縫制，羅伯特·巴喬曾穿著多年）的球迷、馬拉多納加盟那不勒斯的真實新聞檔案，配合歡快的 Italo Disco 伴奏，造就了一種蘊含強烈沖突的滑稽感。聽多了 Netflix 的 “咚咚” 開場音效，你肯定沒見過這部片頭里用藍白色意式字體處理的 Netflix 標志。這幾十秒的幽默感與異國情調，承擔了本片大部分的愉悅來源。 總體來說，《Ultras》的佐料太多，但廚師功力還是差了點，一鍋亂燉之后，觀眾最后吃著的還是一堆佐料味兒。不過作為意式風景的參考，影片尚可快進一觀，畢竟看得見維蘇威火山和地中海的球迷生活，還是屬于相當令人神往的幾種人生之一。只要先確認你看到的不是網上流傳的英文配音版就好，英語配音的意大利電影，比往披薩里放菠蘿還不可饒恕。 電影之外：加速分裂的 “足球流氓” 有一部經典的獨立制作足球流氓電影《綠街流氓》（Green Street Hooligans, 2005）珠玉在前，《鐵桿球迷》接管了對 “Ultras” 這個詞的代言。“Ultras” 和 “Hooligans” 一樣，可以指代一般人認知的足球流氓這一群體，但 “hooligans” 更傾向于指代具有暴力性和破壞性的人，更偏 “街頭流氓”，而 “ultras” 更傾向于描述他們高度嚴密的組織和群體性，更接近 “激進組織”。 英國球迷多屬于 hooligan，他們的特點是喜歡單干或結成小團體，愛好挑釁敵對球迷，自發聚集進行臨時性的街頭打斗和破壞，比如2000年歐洲杯期間幾乎搗毀比利時小城沙勒魯瓦的英德球迷大戰，就屬于兩國 hooligans 之間開戰的類型。而在有著集權主義傳統的俄羅斯和意大利，近年間激進球迷在大步朝 Ultras 發展，他們的行為更有組織和紀律性，2016年歐洲杯在法國馬賽，俄羅斯激進球迷組織對散兵游勇的英格蘭 hooligans 的軍事化報復，殘忍程度看起來就像基地組織對香港古惑仔的追殺，也讓 Ultras 這個小眾群體也有了更大的國際顯示度。 不過 Ultras 當然不具備恐怖組織一樣的危險性，他們更多是為了獲得一種部落般的模擬感，畢竟是因體育運動而捆綁在一起的人群。足球俱樂部的球衣往往由一種或幾種簡單顏色組成，并可維持近百年不變，球迷對簡單搭配的顏色往往特別有記憶力，這本身就是一種來自原始的部落識別式的本能。體育場可以看作一座神殿，比賽是一場祭祀活動，球迷傳唱的助威歌曲如同祭祀時的樂章。那些被官方禁止入場的球迷，就像獲得了官方認證的勛章，這勛章為暴力行為而頒發。 《Ultras》雖然從電影角度不算佳作，但它的故事確實反應出了球迷組織近年所面臨的問題：成員年輕化帶來的沖擊。 著名足球媒體 COPA90 近兩年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名為《The Modern Football Fan》的報告，提供他們對球迷群體變化的洞察。在2019年的報告中，COPA90 指出歐洲 16-24 歲的年輕球迷有超過 37% 無法負擔去現場看球的球票，這些年輕球迷與電視轉播時代同生（1992年英超成立后，英格蘭聯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電視曝光，轉播分成成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1992年之前，球迷主要來自本地社區，觀看方式主要是在體育場），更愿意在社交網絡獲得資訊和發表觀點，傳統上以技術分析和比賽新聞為中心的電視專題正在失去聲量，最能獲得注意力的是社交媒體上的引戰節目。這深刻地改變了球迷的心理。 這一點也體現在《Ultras》影片中，最年輕的一批年輕人游離在組織的邊緣，與上一輩人滄桑、堅定、棱角分明的臉相比，他們年輕、茫然、面容瘦削，看球前刷著 Instagram，在上面當鍵盤俠，這樣的生活當然很難獲得組織老成員的尊重，他們既苦惱（胖子說，“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能力，拿出點男人的樣子”），又不能完全認同老人們固執的行為準則。朋切格諾和桑德羅們的爭斗，實際上是組織內部的禮法之爭，但對于安杰洛們，那是一種在以身份認同相維系的組織中不能完全獲得身份認同的矛盾，這才是片中所體現 “危機” 的真正未來。 桑德羅們在50歲時才感到的痛苦（“我們都50多歲了，整天嚷嚷著復仇和抗爭看起來非常好笑。”），安杰洛們在20歲就已經感受到了。這也是 COPA90 的報告中最核心的一點：通過電視轉播長大和受教育的一代新球迷，更傾向于 “社交安全” 的交流方式，他們在網絡上展開罵戰，但在現實中以消費支持為主。2000年的英格蘭球迷在找德國人打架，2018年的英格蘭球迷在找俄羅斯人拍 vlog。對他們來說，足球是 “被算法控制的日常生活” 的解毒劑，而并不是一種值得踐行終身的信仰，更無法代替日常生活本身。 去年我們公司曾經引進了一部 VICE 拍攝的紀錄片《永恒德比：塞爾維亞狂熱球迷的全面戰爭》，負責檢查翻譯質量的同事阿文就坐在我辦公桌對面，在審核片子字幕時突然大笑不止，我問他樂什么，他說片子里面有一句話，“還沒有見到對方球迷，人們已經和所有人打成一團”。“這完全沒道理，到底為一什么啊？” 這句評論我印象很深，塞爾維亞的永恒德比背后自然有南斯拉夫內部的階級仇和民族恨，但對于整個世界，足球給予了人們一個充足的爭斗理由和安全的爭斗范圍，讓這些球迷組織像是承自古代的古老部族一樣，得以如化石般延續20世紀整個世界產出的沖突與對抗，并在每一次沖突后得以消解。從這個意義上講，足球是戰爭的紀念碑，Ultras 的活動則是大大小小歷史事件的紀念儀式，但這種紀念儀式如今看起來已經相當不合時宜。 如同憤怒是因為愛，對立也是共生的產物。如果人們活在互相隔絕的回音室里，那么隔絕共生后，對立也將不復存在，只剩下一場場網絡罵戰后隨風而逝的賽博字節。在電視轉播時代出生，社交網絡時代成長的 Ultras 可能會是寫了《技術壟斷》的尼爾·波茲曼的最好研究樣本，他們大部分讓足球成為日常生活中逐漸風蝕的碎屑，更小部分人取其暴力之核，借 Ultras 為名成為純粹的尚武搏斗士，而族群的信仰核心，已如同日本黑幫和意大利黑手黨的式微一樣，在變遷中逐漸被消解。 童年已經消逝，身處已被瘟疫改變的2020年的世界，或許是時候為20世紀做個了斷了。 text | 劉陽子